此本是国家到了统一以后应有的现象，在当时本无绝灭百家之意，但政府不用此类人耳。诸子学之衰，书籍大不流通，也是原因之一，《汉书·宣元六王》东平王传云：
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可见诸子之学在当时流传不广，不过这还不能算诸子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窃意其主要原因，还在当时一般综合各家学术的人，把各家的精华都采取了，以完成了大一统之学术，以后中国的社会又无巨大变动，不能引发新的问题，旧的问题又大体不能超过前人，所以以后中国的学术在另一方面发展去了。现在有许多人不明其妙，把一切罪过加之于董仲舒，实在是冤枉。以前有些卫道的先生排斥诸子为异端，而称董仲舒为醇儒，亦是同样的冤枉。我现在且把董仲舒取各家的证据列在下面。取道家的学说者，如《离合根篇》云：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言，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傧者赞词，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险易，坚扩刚柔，肥轹美恶，累可就财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财也。为人臣者，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
《立元神篇》云：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养精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察其好恶，以参忠佞，考其往行，验之于今，计其蓄积，受于先贤，择其雠怨，视其所争，差其党族，所依为臬，据位治人，用何为名，累日积久，何功不成，可内参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实，是谓开闺。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者也。
二篇所言，皆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开其宗，而韩非引其绪，道家言君人之术，人君无为，而人臣有为，人君无为而使人臣各效其能，人臣有为以听人君裁成。孔子虽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之言，但儒家并不在此而发挥，儒家还是讲的是人君以身率下，如董仲舒所说的“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讥诮儒家是主劳臣逸。董生所说的“内深藏，所以为神”的道理，是儒家所不言的，儒家讲的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至于“休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的道理，是儒家所不讲的。而董仲舒兼而有之，如言“天高其位而下其施”，“高其位，所以为尊”是道家的术，“下其施，所以为仁”是儒家的道理；又如“藏其形而见其光”，“藏其形，所以为神”是道家的术，“见其光，所以为明”是儒家的道理。董仲舒是要把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采入儒家的学说里面，以道家的术驭臣下，以儒家的修己之道自修，以道家的术用人，以儒家的学说行政。
取于墨家的学说者，如《为人者天篇》云：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天道观念，在春秋以前最为隆重，在春秋时代已颇有人本主义的色彩，《左》《国》里面常常有贤士大夫重人事的理论，自孔、老以来，都是以人为重，鲜言天道，除墨子以外，没有一家是以天志为理论根据者，虽然有许多地方还是在说有志的天，此乃余习未净。如董仲舒累言受命、言灾异，这完全是受墨家的影响，《诗经》说：“文王受命。”《孟子》说：“尧荐舜于天。”《诗经》又说：“正月繁霜。”虽可以说言受命言灾异，但此种思想在春秋以后已不为人所重，惟墨子言之，此种思想在董仲舒学说中占重要位置，而儒家之取墨家，自孟子已然，假如我们要寻此类思想之渊源，唯有求之于《墨子》书中了。即如墨家的兼爱、交利、以天为根据，董仲舒亦如此。《诸侯篇》云：
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
《天容篇》又云：
其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也，欲合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
董仲舒于身之养重于义，及对胶西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若重义而轻利，然实则非也。墨家注重效果，不仅是有兼爱之意，并且还要有兼利之实，此就为政说也。儒家重义轻利，乃为个人立身说，并不冲突，后人不明其理，开口便说正其谊不谋其利，避言之臣之名，于是为国谋利亦视为不可，不知不能为国谋利，所谓正其谊者安在乎？董生之意岂是如此。又《诸侯篇》言政府之组织，纯取《墨子·尚同篇》，不过将选举天子一类话去了，此乃汉代所不容许之事实，然而汉代今文家自有禅让之说，或董生不主张选举之说亦未可知。《诸侯篇》云：
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为其远者，目不能见其隐者，耳不能闻，于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国立君，使为天子视所不见，听所不司。
此皆可证董仲舒之取于墨家也。
取于法家学说者，如《保位权篇》云：
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位，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骏，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所好多则作福，所恶多则作威，作威则君无权，天下相怨，作福则君无德，天下相贼，故圣人之利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
法家之异于各家者，不在其信赏必罚，而在其欲以赏罚二柄鞭策天下，否则不能专恃赏罚以为治，赏罚者国家之大用也，而专恃赏罚为法家之独有精神，故于陵仲子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之徒，在所必诛，法家言太公诛狂谲华士，以此之故也。若道家所理想之超人，必为法家所不容，所以董生这种理论，是受法家的影响，特其言赏不得多、罚不得过，异于法家耳。
至于董仲舒之受阴阳家之影响，那更是人所共知的，本不必再说，不过有一些人以董仲舒为方士化的儒生，似又太过。我觉得董仲舒的学说，阴阳家的色彩自然是很重，假如我们要推寻其原因，则其短处亦正是他的长处。自孔子以来即注重人事而罕言天道，所以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可得而闻，诸子都是这种态度，古代那种天道观念，专为阴阳家所承继，可以说诸子之学大部分都是有人生问题而缺少宇宙论。战国末年的作品，如像《礼记》中的一部分及《易经》的《大传》，逐渐有宇宙人生打成一片的企图，《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更在这方面努力，董仲舒算是在这方面最有成绩的一个学者，在他的哲学系统里面总算是把人生与宇宙联合起来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要求。我们在秦末汉初之际，常常见得有天人相与一类话，这明明是当时的人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关系，凡是每一个时代的大学者，必定是对于他那个时代之下的新问题努力解释，亦唯其是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然后配做那个时代的学者，如其是把当时的问题避开不谈，根本无新问题，何以能产生新的学说。所以我觉得董仲舒这种努力，成功与否，是另一问题，我们对于他的这种办法，不仅是不应该加以轻蔑的态度，更应当奉为创造学术的正当途径。关于董仲舒这方面的学术，应当有专题来研究他，我现在不必零碎的说。这本是很明显的事实，只要翻开董仲舒的作品，就可以立刻看见他讲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的话，但是读他的书的人，万勿误会他在讲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的本身，他乃是在说明天人的关系，我见得有些做哲学史的人，竟把他分裂来看，我想这样看法，不仅是使董仲舒的学术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失了他这样努力的原意。
从上面几段看来，我们可以明白董仲舒学说的大概了。他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学者，他是在努力建设他的学术系统，他不是一个保守的儒家，而是以儒家的立场来接收各家的学术，以融铸成功新的儒家。他之请罢黜百家，并不是要排斥异家，以定于一尊，乃是要求有一个合于大一统时代的学说出来以指导这个时代。六艺是古史的大结合，非儒家所专有，武帝即无利禄来奖励他，他也会流行于民间，武帝不过是给他一度明白的承认。诸子之学有许多部分必不能在政治统一的局面下流行，即不罢黜他，他也会自行熄灭，武帝不过是给他一种明白的抑制罢了。并且思想总是一分一合的，自战国末年以来，也就有合流的趋势，既有了这种趋势，我们要勉强使他分是不可能的，反而是，既有了合流的趋势，经过许多人的努力之后，必定有一个人出来完成这种事业，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许多人的一种愿望达到的表现。从政治方面来说，秦始皇的统一虽是告成了，因他下面有许多分裂的因素未去，所以不久又起了分裂，汉初的统一也是表面，诸侯王各自为政，俨然还是天子与诸侯分地而治的样子，所以真正统一的完成者是汉武帝，而秦始皇只是开端。有了秦始皇的政治统一，学术上就有《吕氏春秋》的包罗众家，《吕氏春秋》尚未做到融为一体，只是把许多彼此冲突的东西去了，当然不能算成功，《吕氏春秋》在学术上的成就，与秦始皇的统一恰恰相当。有了汉武帝的统一，自然应该有董仲舒的新儒学出来与他相呼应，才配合得起来，我们看董仲舒本人并不得意，他在思想界的影响竟如此其大，此中容有必然之因素，非偶然作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