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巨富在创业之初也都是靠着别人的钱发展起来的。美国亿万富翁马克·哈罗德森说：“别人的钱是我成功的钥匙。把别人的钱和别人的努力结合起来，再加上你自己的梦想和一套奇特而行之有效的方法，然后，你再走上舞台，尽情地指挥你那奇妙的经济管弦乐队。其结果是，在你自己的眼里，富人会认为不过是雕虫小技，或者说不过是借别人的鸡下了个蛋，然而，世人却认为你出奇制胜，大获成功。因为，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竟能用别人的钱为自己做买卖赚钱。”
另外，西方商界还有一句名言：只有傻瓜才拿自己的钱去发财。虽然这话说来有些夸张，听来有些刺耳，但却不无道理。
胡雪岩不是傻瓜，而是精豆，他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借别人的“鸡”给自己“生蛋”，把别人的钱“拿”过来，做自己的生意，而且屡试不爽。因为他一直都知道在“铜钱眼儿里翻跟头”。他的成功，就是这么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在“铜钱眼儿里”翻出来的。
借助官场靠山的力量
胡雪岩说：“中国人做生意要靠山。”这句话放在今天虽然有待推敲，但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却很适用，这也无不说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生意场上成败关键的深刻理解。他事业的兴衰成败跟他的官场靠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胡雪岩生活的晚清时代，旧的社会制度十分影响商人的发展。中国几千年来都是重视农业，抑制商业，造成了商人地位低下，经商挣钱似乎是不光彩的事情的现状。再加上官府的压榨、刁民的欺负，在那个时候经商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旧社会，最厉害的就是权势。在封建社会，权势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权势就是靠山，靠山就是财富。
因此，对于旧时代的商人来说，要想在逆流中把生意做成、做大，就要有官场的靠山。胡雪岩出道之初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当然也深知这一点。
他之所以能够多年来在商场上纵横驰骋、挥洒自如，除了自身的能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得益于他与官府结交，得益于他对借力之法的巧妙利用。如果没有王有龄、何桂清、左宗棠等官场上的靠山，估计胡雪岩就是再有本事，在那样的年代也很难发迹，就算小有成就，也不可能成就后来的大气候。而最后，随着这些官场靠山一一倾倒，胡雪岩的事业大厦也就随之崩塌了。胡雪岩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
当胡雪岩偶遇王有龄，听说他是捐班盐大使时，便感觉机会来了，他看好王有龄，于是决定赌一把。身为钱庄跑街的他，利用收款的便利，用收来的五百两银子慷慨资助王有龄，让他进京继续打点。
王有龄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捐官回来之后，准备报答胡雪岩的大恩大德。于是，在王有龄的荫庇下，胡雪岩从动用公款资助王有龄而丢了饭碗的“街头流浪汉”，一下子成为了钱庄的老板。他开始自立门户，在官与商之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胡雪岩从此走上了经商的坦途，事业如日中天。
胡雪岩正是凭借自己在社会上“混”来的经验，以及固有的聪明、机智、大胆，在王有龄身上压正了这一宝，从此打开了自己的财富之门，事业一路突飞猛进。
但胡雪岩决不是个一味索取的人，他跟王有龄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正是有了他的帮忙，再加上自身的才干，王有龄的仕途也很顺利，很快从海运局坐办升为湖州知府，后来又升为浙江巡抚，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从政一方。
为了做生丝生意，胡雪岩又“攻下”了时任苏州督学使者的何桂清。为了何桂清的升迁，他一次竟然放出一万五千两银子，甚至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给何桂清。
胡雪岩看似是在替这些“有前途的人”跑腿，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寻找庇护神、财神爷。因为胡雪岩很清楚，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虽然是绕了一个弯，是在替人操劳，但是到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官员得到朝廷赏识，巩固他们的地位。而有了这些人地位的稳固，胡雪岩就可以借助他们的权势，发展自己的商业，使自己的事业也得到稳固。这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
左宗棠是胡雪岩在继王有龄、何桂清之后寻找的又一个官场靠山。他为左宗棠办事可谓乐此不疲。一方面是因为那些事本身就是商事，他可以从中赢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宗棠必须有了那些东西，才能安心军务，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
左宗棠是个难得的英才，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声名越来越响，在朝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的心里才能愈加踏实，生意也才能愈加红火。
因为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位朝廷一品大员做靠山，胡雪岩的生意不仅在战乱之后得到迅速而全面的恢复，而且还越做越顺，越做越大。到左宗棠西征新疆前后，胡雪岩得到了“红顶商人”的名誉。他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为左宗棠创办轮船制造局，筹办粮饷，代表朝廷向洋人借款，开始了与洋人的金融交易。到这时，胡雪岩才真正是在官、商两界如履平地，事业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胡雪岩的母亲七十大寿，不仅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朝廷的红人送礼致贺，就连慈禧太后老佛爷也特为此颁旨加封。此时，胡雪岩的大名已经被人们广为传颂，没有人不认为胡雪岩是天下一等一的商人，没有人不认为胡雪岩的阜康招牌是一等一的金字招牌。
胡雪岩也因此才敢放心大胆地一次吸收上百万的存款，也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与洋人抗衡。
除了依附王有龄、何桂清、左宗棠这些远离京城的朝廷大员外，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城中的王公贵族奕、文煜等人拉上了关系。多一个靠山多一条出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很小的青吏僚属之辈，以及文人士大夫，胡雪岩也曾极力拉拢。
由此可以看出，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的秘诀，不仅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胆量和才识，而且也跟他有着善于结交官府、寻找靠山的远见卓识有很大关系。
然而，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一个正常的更替。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
左宗棠西征回来之后，先是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江南这块地盘本来是由曾国藩经营的，后来由李鸿章接任，再后来李鸿章虽然调任直隶总督驻节（旧指高级官员驻在外地执行公务）天津，但他一直都没有放弃经营两江。如今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好比自己口中的肥肉让给了他人，李鸿章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彻底放弃。而且，李鸿章也很清楚地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胡雪岩强大的金融实力对左宗棠在两江政治地位的支撑作用不言而喻，所以，他早就定下了要倒掉左宗棠便要先倒掉胡雪岩的策略，胡雪岩的事业被人“惦记”上了。
不久，左宗棠应诏赴京入值军机，然而这时他已经年迈不能任事，很快就退休回家了。随着左宗棠离开朝廷，胡雪岩在官场的靠山不复存在，左右东南一带的权力重心，也随之转移到李鸿章以及他在上海的洋务代表盛宣怀手中。
“人一走，茶就凉。”左宗棠走了，他的权力关系就“凉”了，胡雪岩的辉煌事业也就走到了尽头。对于此时的胡雪岩来说，靠山不再，大势已去，即使手中还握有一点资本，即使有再大的能耐也无济于事了。所以，他准备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填补自己的空缺。
“中国人做生意要靠山。”这是胡雪岩在面临全面破产，和古应春商量生意善后事宜时说出的一句话，言语当中无不透着悲凉。
古应春作为胡雪岩的朋友，同时也是利益与共的生意伙伴，实在是不甘心，仍然想为胡雪岩留下一笔东山再起的资本。但胡雪岩不同意这样做。在他看来，就现状而言，东山再起已经不可能了。
他对古应春说：“你也不要痴心妄想了。我胡某人之所以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求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试问，天时、地利、人和，我还占得哪一样？就算占全了，也不会再有那样两个机会了……再说，中国人做生意要靠山。”
胡雪岩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也很清楚自己发家的过程，他深深地懂得当时那个年代的经商之道和商业法则。
官场靠山是胡雪岩的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他迅速破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俗话说得好，“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大树”倒了，乘凉的地方也就没有了。
在当今社会，那个权势无所不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要想攀附官场的权势作为自己发展事业的靠山，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并不是说在当代就不能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做火，只是方式有所区别而已。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能力才是你的靠山。有能力，走到哪里都能吃得开。
借助众人的口碑
众人的口碑，也就是众人对你的议论，这是一种舆论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好，随之就会有十个人、一百个人说你好，那么你就有可能实现别人实现不了的愿望；反之，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坏，可能就会有十个人、一百个人说你坏，那么你就有可能被唾沫星子“淹死”。
古人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人们之所以会买你的账，有时候往往不是因为你的东西比别人的好多少，而是你这个人给别人的印象好，大家对你的评价比较好，也就是口碑比较好。议论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众人的口碑。
众人的口碑，有时候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商人提高自己的身价、增强自己商业竞争能力的一种无形力量。同时，也是商人的一种精神追求。众人对你的评价好，不仅预示着你的生意好，也更能满足商人的自我成就感。
胡雪岩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更知道众人口碑的重要作用。他从一开始就很注重这一点，他不光要把生意做大，还要把生意做好，要借助众人的口碑来拱卫自己。
当年，乱世当头，逃难的灾民来自全国各地。胡雪岩就想到了一个拱卫自己的好办法——免费送药给那些难民。这样，既可以为自己赚得济世行善的好名声，又可以让他们把胡庆馀堂的牌子带到全国各地。军营也是一个宣传自己药店的好地方，因为兵将们更是来自五湖四海，让他们用上自己配制的效果实在的药，让他们都知道胡庆馀堂的药好，那就等于让天下人都知道了胡庆馀堂的药好。
胡雪岩的这些举动可谓一举两得，他不但做了善事，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更重要的是打出了实实在在的广告，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胡雪岩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为军营送药，连曾国藩都忍不住夸奖他为“忠义之士”；为应考士子送礼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为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
有了这些还不够，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胡雪岩雇人穿上印有“胡庆馀堂药号”字样的衣服，在车站、码头向下车或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辟瘟丹、痞药等居家必备的“太平药”，宣传药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馀堂药号。
据说，从1875年到1878年（光绪四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光派发药品一项，胡雪岩就支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除了使用这种“活广告”之外，胡庆馀堂还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印刷了大批《浙杭胡庆馀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给社会各界人士。
人们的嘴就是流动的广告，都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胡雪岩不惜重金所做的善举通过亲身体会过、亲眼看见过的人一传十、十传百而远近闻名，最终使胡庆馀堂药号还没开业就已经名扬四海。他通过一些人为的操作和实在的药效，把“好事”也传了千里之外。这是胡雪岩深谋远虑的高明之处。
因为，胡雪岩非常明白，要想取得别人的信任，自吹自擂没有用，必须有众人在旁边打鼓。
1878年春天，胡庆馀堂药号在大井巷开张以后，做广告耗费的大量银两就以成倍的利润回收了。这充分体现了“有付出就有回报”的真理，更体现了胡雪岩的高明。
到1880年（光绪六年），胡庆馀堂的资金已经达到了两百八十万两，被称为“江南药王”，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形成南北分峙之势，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之称。
就这样，胡雪岩这样一个完全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另外，胡雪岩也深知，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也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他不喜欢做官，但却和当时的许多商人一样，想方设法与官僚套关系，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早在1860年，胡雪岩开钱庄富裕起来以后，就捐了一名青吏道员（这既是结交那些权贵的一种方法，又满足了自己的成就感）。左宗棠镇压浙江太平军后，于1866年12月5日向朝廷呈上了《克复严州等县城及援皖援江原保名清单》，要求把当时已是江西试用道的胡雪岩改为福建补用道，并加按察使衔。新疆收复以后，朝廷褒奖胡雪岩的功劳，又赏布政司衔及“头品衔领，三代封典”。
1873年5月，左宗棠特地上折为胡雪岩的母亲胡金花请了一块匾额。这样，胡家的门庭也就光大了。但是，胡雪岩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一心想得到一件黄马褂。早在西征过程中，左宗棠在甘肃指挥军务时，他就托人向左宗棠提出过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