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是诸侯王们会造反。在汉景帝下令削藩之前，虽然有晁错口口声声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但是，在七国之乱发生前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七国之乱平定以后，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和《汉书》都指出七国之乱是被逼出来的。《史记》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汉书》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至于说七国的罪状，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男女关系，胶西王卖官，这都算不上是罪大恶极。当然也有人，比如易中天先生说：“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推论下去：“如果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并举出朱棣、曹丕的例子。
其实这两个例子举得都不恰当。朱棣也是削藩逼反的，而曹丕根本就不能算诸侯王，曹操已经是实际上的皇帝，只是没有加冕而已。我们要问，作为诸侯王，他造反的动机何在？在诸侯并立的情况下费尽心力当个并不能统治天下的皇帝，比起稳稳当当作诸侯王，哪个更划算？如果要统治天下，那就要把其他所有的诸侯王干掉，得花多大力气？得冒多大风险？在我看来，皇帝只要善待诸侯王，不去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大多数人不会产生造反的动机。在七国之乱以前，真正有谋反行动的只有刘兴居一人，原因是他认为他们兄弟（他和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是亲兄弟）在平诸吕的过程中出力很大，不但没得到皇位，连封地都是从刘襄的齐国里分出来的，所以心理不平衡。
真正的问题在于诸侯王的分裂倾向，在于诸侯王国的存在对中央统治力的削弱。帝国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统治力，能够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使用。而诸侯国，无论他们个头儿有多小，无论他们有没有真正发动叛乱的动机和能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削弱了中央政府或者说皇帝动员整个国家各类资源的能力。每一个诸侯国都有分裂的倾向。比如说，当时各诸侯国往往不遵守法度，楚王不是在太后丧期乱搞男女关系吗？这就影响到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再如，当时吴王大力发展炼铜铸钱产业，“以郡山铸钱”，结果“富埒天子”，比天子还富有。当时吴钱与汉文帝支持的邓通铸的邓钱一道遍于天下，这就是公然与中央争夺货币的铸造权。由于财力雄厚，吴国还“诱天下豪杰”，与中央争夺人才。这一切都与中华帝制皇权至高无上、中央集权相冲突，与统一相冲突。
从汉文帝开始，西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这些皇族诸侯王并没有紧紧地围绕在自己周围。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略解决不了诸侯分裂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削藩，变封国为郡县。汉景帝和晁错虽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前154年，汉景帝下令削藩，矛头直指势力最大的吴国，削吴国会稽等郡。吴王刘濞当即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共同起兵造反。七国之乱爆发。
吴楚等国实力很强，一旦起兵叛乱，声势很大。他们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二十万大军向长安扑了过来。一时间，黑云压城，长安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晁错，这位极力主张削藩而且料定吴楚必反的人，面对七国联军也慌了手脚。他出两个馊主意。
一是杀袁盎。袁盎是什么人呢？他是晁错的政敌，总说吴王不会反。现在，吴王反了，所以晁错就要治袁盎的罪。袁盎是朝庭大臣，他说吴王不会反，最多也只能说是判断失误，罪不至死啊。再说，没有证据表明袁盎是吴国的内应，杀了他也不能挡住七国联军。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二是请皇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前线危险，后方安全。况且汉景帝也不是汉高祖，没打过仗。你让他去打仗，不等于让他去冒险吗？哪有这样的忠臣？所以苏东坡就责怪晁错没有担当，说他“己为首难，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自己惹出来的弥天大祸却躲在最安全的地方，而让皇帝去冒险，“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这个馊主意连忠臣义士都会感到气愤，汉景帝自己肯定就更生气了。
皇帝正生气呢，袁盎来了。袁盎对汉景帝说，七国之乱就是晁错主张削藩弄出来的，“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袁盎这一招，你也不能说他坏，谁叫晁错先要杀他呢？有道是，你不仁，我不义。就看皇帝听谁的了。
汉景帝这个时候已经发现晁错根本没有镇压七国联军的办法，于是决定试一试袁盎的办法。他授意丞相庄青翟等诬告晁错不忠，把他骗到长安东市腰斩了。晁错这个可怜的家伙，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呢。奉旨行刑的中尉（相当于公安部长）陈嘉没有告诉晁错朝庭要杀他，晁错也没想到汉景帝要杀自己，恐怕还以为是要去开会呢。
既然杀了晁错，袁盎拿着皇帝赦免吴楚七国、退还被削封地的诏书就跑去找吴王刘濞求和。
我常想，如果当时刘濞真的答应了和议，带着军队回去了，那中华帝制恐怕也就走到头了，大汉帝国就将步西周的后尘，重新走上邦国制的道路。汉景帝的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各封国的自治地位。如此，若干年以后，搞不好中央政权又会衰落，而地方封国又会再次爆发兼并战争，新一轮的春秋战国又将展开。这个结局多恐怖！
很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吴王刘濞做了一件不利于自己但却非常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大事。他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和议。他居然狂妄地说：“我已为东帝。”吴王的这个举动，彻底粉碎了汉景帝求和的幻想，迫使汉景帝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对抗七国联军了。
汉景帝一旦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反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来。他派太尉周亚夫率中央军主力反击吴楚联军，派郦寄领兵进攻赵国，栾布率兵入齐，大将军窦婴驻守荥阳接应。
吴楚联军西进到梁国的时候，遇到了梁国的拼命抵抗。梁国虽然也是一个封国，但是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这也是原来汉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布的一步棋。如果吴王等七位诸侯王起兵只是反对削藩，那么梁王刘武也肯定是支持的，因为他也可能是削藩的对象之一。但是，当吴王拒绝了汉景帝的和议之后，梁王刘武就一定支持自己的亲哥哥而绝不允许这个和自己血缘关系很远的吴王来当皇帝。
于是，吴楚联军和梁王刘武在睢阳城展开了激战。梁国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毕竟实力弱于吴楚，在吴楚联军的持续进攻之下，刘武有点儿顶不住了。不断地向中央军统帅周亚夫求救。但是，周亚夫料准了刘武要和刘濞拼命，而且也知道刘武的梁国实力不弱，所以根本不为所动。刘武又向哥哥景帝求援。景帝手中没有多少军队，只好命周亚夫援助梁国。周亚夫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绝服从，还是按兵不动，只是派出少量部队袭扰吴楚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刘武见中央军不来救援，只好拼命死守。
吴楚联军久攻不下，只好绕过睢阳来攻击周亚夫的中央军。周亚夫以逸待劳，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击战，最后大破吴楚联军。吴楚两国是七国之乱的主力，这两国一被打败，其他几国也就先后溃败。七国之乱就此平定。
平定了七国之乱以后，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扼制。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封国林立，往往违法乱纪，不服中央调遣。其中有一些大国甚至仍旧“城连数十，地方千里”，比如说梁国，在七国之乱中立下大功，但它作为一个庞大的诸侯国同样影响到国家的真正统一。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继续削藩吗？没有，而是采取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老办法。比如，梁王刘武死后，汉景帝把梁国一分为五，将他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但是，这只是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竞争对手，并不能解决中央统治力不足的问题。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汉武帝。前127年，他听从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
所谓推恩令，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诸侯王死后，其封国分割成若干块再度分封给他的儿子。嫡长子继承王爵，而其他儿子都封侯。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老办法，但是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贾谊的办法是把一个王国分割成若干个王国，而经过实施推恩令之后，一个诸侯王国，变成一个王国和若干个侯国。
王国和侯国区别很大吗？很大。根据西汉的法律，最初诸侯王在其封地以内具有统治权。封地的官员除了国相是由中央委派，其他人全部由国王任命。后来，到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削减了王国的官员数量，但是官吏仍然是独立于中央政府，因此诸侯王具备独立的行政权。侯国则不同。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一切行政事务都归郡管。列侯只有封地上税赋的收益权，没有行政权，当然也就没有了兵权。
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土地大幅增加了，所能调动的资源也大量增加了，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从诸侯的角度来看，原先只有嫡长子能够继承，其他儿子什么都没有，现在其他人也能封为列侯，日后生活有了保障。也是好事。双方都赞成，推行起来阻力就小。推恩令下后，王国纷纷上书请求分封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而且，汉武帝下令颁布《左官律》，降低诸侯王国的官员等级，又颁布《附益法》，不允许诸侯与士人结交。从此以后，这些诸侯对于政治事务就真的撒手不管，当起甩手掌柜来了。主父偃的这一招，比晁错强硬地削藩还是高明多了。
汉武帝还嫌诸侯太多，又以各种方式削夺封国。既然这些诸侯们没有了行政权，要对付他们就简单得多了。比如，前112年，汉武帝以进贡的黄金成色和数量不足为由，一次就削掉了106个侯。
经过汉武帝这么一通整治，诸侯林立的情况算是画上了句号。
三、小舅子解决大问题
皇族这支在刘邦建立起来的政权结构中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到汉武帝时完全退出了西汉帝国的政治权力体系。谁来填补他们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呢？
自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帝国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就在不断壮大。
早在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后来汉文帝在前178年也曾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还没有形成为民间选拔人才的制度。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前140年冬10月，汉武帝命令丞相、御史、诸侯和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前134年11月，汉武帝又下令各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同年五月，武帝命令被举荐的贤良对国家大政方针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交给他亲自查看。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此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提出的让高官们按期从官吏、百姓中举荐人才的主张，将普通百姓也纳入到征召的范围之内。一时间，大量知识分子涌入朝庭，像公孙弘、桑弘羊、主父偃、张汤等人都身居高位，权倾一时。
政权中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大量增加，有力地支持了皇帝的统治。儒家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忠君爱民。忠君，那么就会对任何想要篡夺皇权的势力发动反击；爱民，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过度伤害平民。但是，知识分子并不能填补刘氏诸侯王的空缺。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军事才能，并不能统帅军队，不统帅军队就不能有力地拱卫皇帝。
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就是：军队交给谁？
这个问题在刘邦削平异姓王时其实就已经提了出来。刘邦之所以要灭韩信等人，其实就是对他们手握军队指挥权不放心。在消灭他们之后，刘邦的办法很简单，中央军队，刘邦自己带；地方军队，刘氏诸侯王带。
刘邦死后，中央军无人统领。吕后曾经动过把所有军事将领都除掉的心思。当时她与谋士郦食其商议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这事被郦商知道了，心想：这还不把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全给逼反了？赶忙去找郦食其，阻止道：“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吕后听了他们的话，总算是没有弄出大乱子。但吕后对军功赫赫的将领们还是很不放心的。跟刘邦信任刘家人一样，吕后信任吕家人，把军权给了吕氏掌握。
诸吕被除掉以后，军权又回到了皇帝手里。汉文帝时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皇帝握着军权问题也不大。到了汉景帝时期，出了七国之乱。晁错让皇帝带军队去亲征，皇帝知道自己没那本事，就不干了。军队交给谁呢？只能交给周亚夫、栾布等军事将领。但即便如此，皇帝还三顾茅庐似的请了一个人出来，在这些军事将领的后面既支持他们，又防着他们。这个人就是窦婴。他好歹也是皇帝的表弟，怎么着也比周亚夫这样的不沾亲带故的人要让皇帝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