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表现的多样性。与传统安全威胁多来自于国家行为体不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是多元的、复杂的，更多的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包括个人。它们所挑战的可能是某一个国家，也可能是某一区域、某个群体或个人，威胁的表现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比起以往军事、战争威胁较单一的形式，显得十分复杂多样而难以应对。有学者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来源从范围上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次国家性的，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性提出挑战。第二类是无国家性的，其威胁与它们所属国家无关，如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是这类威胁的主体。第三类是超国家性的，其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
第五，治理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质，使其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与很强的蔓延性，“各国即使是出于自利考虑，也会因为自助上的无能为力，不得不采取互助的姿态和行为，与他国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另外，非传统安全各个问题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激发，相互缠绕，进而形成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挑战，这就更需要对其进行跨领域、跨国家的综合治理与维护。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所有国家、社会、地区以及公民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还会促使人民建立起共同意识和共同目标。从长远来看，应对非传统安全需要全球治理，而非仅仅是强制的统治。
全球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需要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包括非政府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群和各类组织都可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求，实现各自的愿望。
（二）非传统安全研究：视角和特点
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和理论探讨是对传统安全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传统的安全理论反映的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国家总是追求权利的最大化，并且经常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增加自身利益，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不惜诉诸军事手段来维护安全。因此，传统的安全理论只关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内各国的相互关系，即所谓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
非传统安全研究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拓展了安全的定义，不仅扩大安全研究的领域，将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等所谓的“低政治”（low politics）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还使安全主体从国家扩展到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形成的新安全观为国家间安全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安全观只限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博弈，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新安全观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和相互依存性，指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是维护安全的重要手段，从而把国家间安全关系看成是“双赢格局”。
对传统安全来说，“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战争现象。相应的，安全研究可被定义为对军事力量的威胁性进行实际使用和控制的研究”。对非传统安全来说，安全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非战争”现象；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点在于安全威胁的“非传统性”，即现有安全认知的不确定性和国家安全对策的不适应性。因此，非传统安全研究与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王逸舟：《论“非传统安全”：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思路》意见征求稿。
一是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指向“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如种族冲突问题取代国家冲突问题，而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
二是非传统安全着重研究“非国家行为体”所带来的安全挑战和维护，而传统安全的着重点是“国家行为体”。
三是非传统安全侧重非军事安全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而传统安全侧重的是军事安全的议题。
四是非传统安全更多的是将“人”和“社会”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而传统安全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安全主体。美国非传统安全专家乔治·费达斯（GeorgeFidas）认为，冷战时代的威胁是有“威胁者”的威胁，而后冷战时代的威胁是“没有威胁者的威胁”（threats without threateners）。
从安全理念看，传统安全观是狭义的安全观，重点是防御危险与威胁，军事武力是主要手段，因而其安全理念必然是“危态对抗”。非传统安全观则是一种广义的安全观，重点是共同治理以获得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非军事武力是主要手段，因而其安全理念必然应是“优态共存”，追求“你安全我才安全”的“和合”共建安全模式。安全观从以往的狭义安全观转向广义安全观，内含着安全主体的扩大与转换，非国家行为体在非传统安全中占有更多的角色，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安全重心的转移是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标志，以人的安全为基、以社会安全为本，突破了传统安全的国家安全本位，其实是在更广的范围与更多的层面上去维护国家安全和超国家的全球安全、共同安全。
明确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在安全理念、安全主体以及安全重心上的区别，那么有几个特征就比较容易界定。如安全领域，传统安全是军事安全、外交安全与政治安全，即“高政治”所关涉的内容；而非传统安全领域是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外的所有安全领域，即“低政治”中的许多内容都被纳入考虑范围。再如安全的维护力量、维护方式、维护前提、维护内容等，都可以与上述相应而做出比较明晰的界定。
当然，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也有着难以分离的领域边界，如非传统安全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问题都涉及政治安全领域，另如非传统安全中的恐怖主义问题同样都涉及军事安全领域。
再就行为主体而言，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主体是多元的。非传统安全可以分解为个体安全、群体安全、国内社会安全、国际社会安全、人类安全等层面。
非传统安全危险的来源也可以相应分解为个体、群体、国内非政府组织、跨国组织机构、自然力量等非国家行为体。由于非传统安全危险来源和行为体的多元化，民族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已经不再拥有独占地位且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超国家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强化上升。同时，全球化已经使得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的活动空间和能量大大扩张，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它们不需要国家作为中介而直接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国家的决策和人们的观念。
（三）非传统安全维护：中国命题和当代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处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也带来了一系列发展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问题、大规模人口流动所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能源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等都与中国的高速发展相关。这些问题既与国家安全相关，也与社会安全和个体安全相关。摆脱贫困又不能以普遍的安全为代价，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直接面临着跨国性的“三股恶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台独、藏独、“东突”不断与外国势力结合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同时，跨国犯罪活动如跨国毒品贩运、海盗、国际洗钱活动、拐卖妇女等，犯罪组织通过便利的通信、交通、组织网络对我国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危害。
从体制环境看，中国面临的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社会转轨中的安全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加快了中国的市场转轨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经历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处于“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核心价值观需要重建”的关键时期，这就使得经济安全、社会心理安全、社会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这和体制问题以及社会转型背景高度相关。
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社会稳定是维系国家系统有序运作的根本保证，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前提，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社会环境看，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层次性、多元性和复合交织的特点。全球性的问题、地区性的问题、国家层次问题、次国家层次问题和公民个体安全问题都对中国产生着影响。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提出加强国际交往中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是要从立体综合的角度处理好非传统安全问题。
从人口环境看，中国人口众多，落实“以人为本”和“人的安全”的任务比较艰巨，相应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的难度也很大。公共健康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就业失业问题、犯罪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处理不当都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
从自然环境看，中国地大边界长，各种自然灾害年年不断，此起彼伏，自然灾害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甚至会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性危机。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大地震以猝不及防之态突现，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必然要承担控制由自然灾害等引起的连锁反应的责任，必须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健全灾害危机预防机制与灾害发生处理机制。
21世纪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同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主要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国外敌对势力武力侵犯中国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传统安全的威胁在降低。但是，经济、社会、环境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日益成为中国的新威胁。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效、及时、安全地处理这些非传统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挑战，政府作为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处理好非传统安全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直接影响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以此为背景，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的视阈中研究公共危机，对中国和平、和谐、科学发展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首先，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粮食安全、人口爆炸、走私、毒品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艾滋病的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与经济发展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建立起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使社会和经济得到可持续、科学、和谐的发展。
其次，非传统安全研究有利于中国拓展新的安全空间。冷战后安全形势和安全类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我们准确做出判断，并及时调整安全战略，以新安全观应对新威胁。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国内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防范、应对金融危机和非法洗钱对中国经济的侵蚀，减少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前景的影响；阻止网络科技犯罪对中国信息安全的破坏；减少疾病蔓延造成的社会动荡，降低跨国犯罪、走私贩毒、海盗猖獗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危害，削弱国际恐怖主义与国内分裂势力对中国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和直接威胁，缩小环境恶化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等。
再者，加强非传统安全研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在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地位；有助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中国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在全球寻求更多的共同语言，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热点外交”。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新型的国际合作，更需要国家具备完善的综合治理能力。“9.11事件”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令人深思，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开始把反恐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大幅度地改善了它与主要大国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广泛，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波及我国。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利益集团和组织利用非军事手段，对敌对方的一些战略目标进行非常规袭击，这种现象引起了国际军事理论界和安全专家的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外都在深入反思和研究新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对我国来说，这一宏观背景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实际工作。
第二节非传统安全视阈中的公共危机
非传统安全是安全思想的革命，也是中国和谐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