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又一次响起来。但是，宋美龄却昏倒了。当她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折断了一根肋骨，需要休养。
端纳来看她。她嗔怪道：“发生车祸时，你为什么这样冷酷？”端纳笑了一下，说：“如果对一个女人说，你受了伤，她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宋美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她没有倒下，依然在抗战的烽烟中奔波。宋美龄决心到美国去寻求支持，她决心组建强大的空军。来到美国后，宋美龄到处作中国抗战的报告和演讲，她要用她的宣传，唤起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内，风姿绰约的宋美龄受到了坐在轮椅上的仪表堂堂的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罗斯福正想听听中国的情况，他对宋美龄说：“有什么要求，我的官员先生都在，你尽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形势，特别介绍了“九一八”以来日军在中国扩张挑衅的事实。她说：“我这次来没有别的目的，第一，向总统阁下通报中国严峻的形势；第二，我受中国航空委员会的委托，来贵国解决飞机援助问题，以及给中国破旧的飞机请几位医生。要现金现在拿不出，但日后我们不会忘记。”
“要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平衡，双方力量的消长也必须保持平衡。我倾向于向中国提供有限的帮助。”罗斯福回应道。
富有外交才能的宋美龄不花一分钱，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得到了120架飞机的援助和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队的承诺。这批飞机和美国空军的“飞虎队”，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敢对蒋介石“放言极谏”的张治中
张治中是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中和共产党交情最深的人。周恩来曾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张治中，原名张本克，字文白，陆军二级上将，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出生在西乡洪家疃村。父亲张桂徵粗通文理，是个篾匠，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母亲洪氏是一位慈爱、厚重的女性。她曾把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给张治中作座右铭，勉励儿子历尽艰苦，发奋成才。这句话对张治中一生的影响很大。后来，张治中终于跻身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他特请民国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在一块横匾上，挂在书房里，作永久的纪念。
张治中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在其五十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
张治中自从结识蒋介石，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一贯予以赏识、提拔、重用，这在史学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张治中职掌侍一处，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他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他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这是张治中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做不到的。抗战期间，由于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特别是由于打通西南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之后，因缺少统一的运输管理及领导机关，各路“神仙”纷纷上路抢道，形成千军万马搞运输的局面，以至秩序混乱，问题百出，朝野颇多非议。为此，侍从室建议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运输统制局，总揽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宜。在当时“运输第一”的口号下，亦为了显示最高当局对交通运输管理的重视，蒋便在人事部门遴选运输统制局局长的签呈上，大笔一挥，写了“自兼”两个大字。
蒋的批件退到侍一处，张治中皱眉头了。不错，抗战时期，东部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的国际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运输统制事宜究属局部，由最高统帅自兼局长，岂不是将领袖的作用，降到一个事务官的位置？再说，抗战期间，事关党国兴衰成败的要职非常多，岂可都由最高统帅自兼？于是，张治中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截了当地建言：“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随后，张在蒋的批件上，老实不客气地签上自己的意见：“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张将这个签呈第二次送上，蒋批了一个更大的字“可”，表示采纳了。
但是，自从运输统制局成立后，滇缅公路上的各种投机走私、违禁贩运的现象，不仅没有能“统制”起来，相反却是愈演愈烈，一片乌烟瘴气，以至于运输统制局被撤销，也未能有所改观，兼统制局局长的何应钦也被弄得大伤脑筋。有一次，何在总理纪念周做报告，大概也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便把这件旧事重新提了出来。何说：“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据张治中说，他听到何应钦公开这个故事，心里很高兴：“幸而蒋没有兼，否则将损伤最高统帅的威信。”并自负地认为：“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对最高统帅的一点负责精神。所引为遗憾的，就是拖累了何应钦，然而他为蒋分劳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长责任之所在。”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以张治中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心腹。像张治中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然而，张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张治中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阿谀奉承；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务，审时度势，顺其自然；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张治中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张治中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就使得蒋、张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增加精神负担。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张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从这方面来说，张治中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专家”。
再如，自川军七师长联名通电“驱王事件”发生后，王缵绪终被赶下四川省主席的宝座，率部出川抗战去了。川省主席之职，一时虚位以待，由此引起川军各派巨头觊觎。过去，蒋曾数次设计，企图利用川籍政客张群谋取川政，均被防守极严的川军挡在门外。这一次，蒋觉得机会不能再失去了，也就不惜纡尊降贵，决定亲兼省主席一职，并派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兼理省政府秘书长，先将省政把持起来。据考，以一国之尊，兼一省之长，是为开民国未有之先例。在此基础上，蒋筹划从人事、机构、舆论等方面，逐步加以调整，以为张群接掌省政的过渡。
据此，当川军老资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派代表赴渝谒蒋，意在谋夺川省主席一职时，蒋不客气地嘱咐唐总司令的这位代表，四川省主席现由自己亲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这当然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挡箭牌，先将野心家挡在门外再说。但是，谁能说蒋委员长做得不对呢？侍六组组长唐纵为此大加赞扬，认为：“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觊觎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处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
然而，这件事传到张治中的耳朵里，就没有这么好的口碑了。张对蒋的这一手段，大概还有点不甚了然。当张听说蒋要亲兼川省主席时，大不以为然，认为：由蒋自兼四川省主席，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因此，张治中明确主张蒋不宜亲兼川省主席。张为此多次向蒋进言，但均被蒋以“因为没有人”作盾牌，坚决地挡了回去。张明白蒋不肯放手后，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力谏了。不过，一旦遇到适宜的时候，张总是不忘敲敲边鼓，说说笑话，借以自嘲而已。在蒋亲兼川省主席期间，张曾两次侍蒋赴蓉办公。为此，张曾问陈布雷：“我们问问委员长，是用什么资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员长的资格，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主席的资格，则我们无随行之必要。”
当然，这是臣下在背后对主上的一次幽默，委员长那边，谁敢去问？成都那边，也还得一而再地去。不过，张治中并没有放弃直言进谏的责任：“到成都，已经一次、二次，我们可不要再走第三次了；如果还要走第三次，我们就要‘同盟罢工’啦！”虽然是一次严肃的进谏，但看起来更像一句玩笑话。为了一句玩笑话，蒋当然不会责怪臣下。所幸，张的这次进言，居然灵验了，没有等到走第三次，蒋便已辞去川省主席的兼职。张治中很得意，以为这是他们共同反对蒋兼理省政的结果。事实上，蒋之辞去兼职，是认为他已完成布置，由张群接掌省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否则，四川省政不能到手，蒋会辞去兼职么？只是，张在谈笑声中巧妙进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的进谏之道。
在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面前，张治中能够放言极谏，不受猜忌，除了他的有见识、敢担当、把握准、方法巧等优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在不少国民党要人中，素有所谓“无私心，无野心”的好名声。对于来自臣下的各种意见，蒋在“圣裁”时，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尺度，这就是总要揣测一下对方的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暗售其奸？是忠心爱主，还是阿顺取容？是精诚所至，还是沽名钓誉？当然，蒋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是以他的主上之心，度臣下之腹。也许在臣下是出自愚忠，但在蒋的眼里却是卖主，到了这种时候，君臣之间的这一笔账，往往也就很难算得清爽。因为，在蒋看来，权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尤物，谁不喜欢呢？表白说不喜欢的人，正说明他心中有鬼，所以要欲盖弥彰。
主上有了这个铁板钉钉的想法，臣下往往就很难进言了，如果有人建议蒋少兼职，少管事，多放权，蒋马上就会以为此人要与他争权了。这个人的处境不妙，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蒋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他在听取臣下的意见之前，往往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这位“爱卿”的行止，考证一下此人的一贯表现。而这个“打听”与“考证”的过程，无非是从亲信心腹中了解。因此，在蒋手下说话办事，并且，要想把话说好，把事办好，这与蒋身边的亲信权臣对你作何评价，至关重要。张治中深知个中三昧，在充当蒋的近侍之臣以后，并没有让蒋产生那种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的恐惧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张治中的一大看家本领，也不能不说张治中有着自成一家的为官之道。
白崇禧因何被称为“小诸葛”
白崇禧“足智多谋，虎略龙韬”，享有诸如“今诸葛”、“小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美誉。日本人称之为“战神”。在他指挥的大大小小战役中，总是“身先士卒”，打仗时要到最危险、最重要的地方去，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撤退时留在后头，鼓励断后部队。他善于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穷追猛打、佯攻佯动、出奇制胜等战略战术，常常以少胜多，又有“常胜将军”之称。
那么，白崇禧因何被称为“小诸葛”呢？原因是白崇禧曾经多次担任过各种级别的参谋长，参谋长这个职务就相当于古典小说中摇羽毛扇的军师角色。1924年6月，31岁的白崇禧当时担任着定桂讨贼军的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正协助着李宗仁、黄绍竑统一广西，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虽然陆沈的兵力要多于定桂讨贼军，但是陆荣廷与沈鸿英两人却是世仇，注定他们俩无法联手。
在陆荣廷的麾下有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叫韩彩凤，此人绰号“赵子龙”。韩彩凤领一彪人马镇守在柳县的上雷镇。而沈鸿英手下杨祖德率一个师驻扎在不远处的一个叫雒容的地方。1924年8月，白崇禧率军攻打韩彩凤部，两军激战于上雷镇，鏖战多日难分胜负。白崇禧见韩彩凤部悍勇难破，于是设计假装与沈鸿英手下杨祖德通电话，约定一起夹击韩彩凤，并且故意让韩彩凤听到这个电话。韩彩凤迫于形势，不得不分兵去监视杨祖德。趁韩彩凤兵力分散之际，白崇禧集中优势兵力猛攻一点，终于击溃韩彩凤的部队，并缴获了韩彩凤的帅字旗。然后，白崇禧乘胜追击，攻克庆远，迫使韩彩凤的兄弟韩彩龙自杀。9月21日，军阀陆荣廷因为主力被歼灭，无奈宣告下野。
之后，陆荣廷的部队被沈鸿英接收，其兵力已超过定桂讨贼军一倍以上。12月底，沈鸿英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向李宗仁等的地盘发起进攻。白崇禧以一个营的兵力镇守武宣，敌人来了一个师，由沈鸿英手下一员悍将邓右文指挥。白崇禧坚守了两昼夜，然后与吕焕然、李宗仁的援兵里应外合，击溃了敌军。并乘胜攻占重镇柳州，随后白崇禧又指挥部队用“围三缺一”的办法打下了桂林。
正是因为这两次战役中白崇禧出奇制胜，足智多谋，以少胜多，所以从沈鸿英的军中为白崇禧传出了“小诸葛”这个绰号以示钦佩。
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始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借着这个机会，由潘汉年安排，他们见了一面。要谈的话很多，但周恩来时间很紧，只简短地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采纳陈诚的保荐，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这一点蒋介石也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