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与“右派”名称的由来
“左派”与“右派”这一对名词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1789年7月17日，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第三等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然而，由于阶级利益要求不同，革命阵营出现了分化。在1791年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和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米拉波一伙，只要求对旧制度作某些改革，反对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共和制；而代表第三等级下层的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等，由于不满意君主立宪的统治，要求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由此形成了两派。当时，拥护革命措施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反对继续革命的议员占据了右边的席位。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语言中，在词汇中便出现了“左派”与“右派”这一对政治概念。进步或激进者称为“左派”，倒退保守者称为“右派”。当然，这样的区别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左派”、“右派”不尽是一回事。
京九铁路
京九铁路，1996年9月1日（丙子鼠年七月十九）通车，北起北京西站，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的98个市县，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包括同期建成的天津至霸州和麻城至武汉的两条联络线在内，全长2553公里。京九铁路经过参建单位三年的艰苦努力，站前工程共完成土石方26亿立方米，开挖隧道150座，新建桥梁1110座，正线铺轨3616公里，站线铺轨1098公里，铺设道岔4281组，全线于1995年11月16日提前铺通。共建设大、小车站202个，房屋2287万平方米，敷设通信光缆2273公里，架设电力线路近4000公里，新建配电所50处。京九铁路开通运营，对缓解南北运输紧张状况，改变铁路“瓶颈”状况；完善路网布局，充分发挥运输综合效益；维护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适应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和加快沿线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沿途主要经过城市有：北京，（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安徽）亳州、阜阳，（湖北）麻城，（江西）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广东）河源、惠州、深圳、香港。
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界定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正式确定：“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我们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明确为2050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明确为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需要对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做出统一的界定，以免在认识国家现代化和一些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上，产生计量上的歧义。
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有以下三种方案：
（1）采用世界银行所列的“中收入”国家水平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此概念偏向于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与所述的“现代化”内涵有相当的距离。加上“中收入”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不属于同一意义下的规定范畴，因此，采用“中收入”国家去表征“中等发达”国家是值得商榷的。加上“中收入”国家在现代化的整体表达上，水准不高，不足以真正刻画现代化在世界发展水平中的排序，也不能代表处于世界前列的地位。目前，一些研究单位企图应用达到“中收入”国家水平去评估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应当是一种降低现代化标准的做法，很可能将中国的现代化，引入到比较庸俗的境地。
（2）列出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名单，依照其发达程度进行自高到低的排序。在排序中，去掉序列中的前5名和后5名，将剩下国家的综合状况进行平均，然后用各项平均值代表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类定义比较接近于所称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它们所带来的缺陷是，在发达程度的排序上可能产生歧义，同时即使排序是准确的，由于序列并非等距分布，舍去前5名和后5名的做法，带有较大的“人为”成分，因此，在本建议中只作为候选，并不希望真正被采用。
（3）列出当代全部发达国家的名录，依照以下所拟的8个指标大类，即“人口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生态化程度指标”，将所列名录中每个发达国家逐项指标的平均值填入，再应用特别设计的算法求出这些国家的“总平均集合”，作为代表所定义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该定义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去分析，虽然仍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但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比前述两种具有更多的优点，而且避免了人为的、主观的诸多弊病，相对而言，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测度中，我们建议采取此种界定，同样对我国按8项指标大类综合计算所表征的“中国现代化水平”，同相对应的“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对比，二者的数量对比将被合理地认为就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的“数量差距”，二者的速度对比将被合理地认为就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的“速度差距”，当进一步对照中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可预见将来由于体制改革、经济周期、科技创新等所引发的“发展变量”的估计后，可以比较精确地计算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可比较精确地计算出各个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其后每3年为一个周期，重新注入新一轮的数列，并考虑新的发展变量，依照相同算法对上一轮的进程和时间表做出修改和调整，使中央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和各地现代化的程度有越来越精确的把握。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名录和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只有用这种定期、同步、动态地跟踪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的平均值）并进行连续的比较，才能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程度做出真实的评价。
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虽有以上三种方案可供参考，但综合权衡之后，只有第三种方案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对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理解，学术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将每年世界发达国家8大类发展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平均值即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科院现代化报告课题组则认为，第二次现代化评价的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各国的平均值即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城市年鉴》总编组参照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出的城市现代化评价体系人均GNP的现代化标准为5000美元以上。
北京现代化进程评价研究课题组认为，确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十分重要。如果按照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的过高标准，中国要想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GNP的年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10％左右，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按照中科院现代化报告课题组的过低标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区早在2000年以前就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该课题组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确立了中等发达国家标准：人均GNP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平均线以上，高收入国家的初始值以下，同时其他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也大体与收入水平同步，或者人均GNP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其他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与收入水平不同步，只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按照这一标准，世界最先进发达国家只有瑞士、日本、挪威、美国和丹麦5个，紧随其后的是瑞典等12个先进发达国家和爱尔兰等4个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名单包括希腊、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科威特、韩国、阿根廷、乌拉圭、捷克、匈牙利、沙特阿拉伯。中国目前仍属于较不发达国家。
邓小平与“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收回香港、澳门，实现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1983年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了具体阐述。1984年5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会议通过，“一国两制”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策。
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概括地说，就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中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和平共存，谁也不吃掉谁。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后经由邓小平的倡导，中国政府自1979年开始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并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两岸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外国人投资等均受法律保护。
三、高度自治。两岸统一后，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拥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台湾还可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台湾党、政、军、经、财、文等事宜都自行管理，有自己的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代表人士，还可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