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原地震博物馆开馆赋
郭增建
宁南山区，黄土遍覆，水土宜人，农牧皆适。我回汉等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民风淳朴，和睦相处。然地震为患，使人添忧。如民国九年，大震夜至，伤亡惨重，国人咸哀。此等特强之震，虽今后不会多发，但亦应防患于后世。溯忆民国十年，翁氏等人前来宁南考察，开创吾国现代地震科学之先河。解放后，多位学者屡来宁南，首次建立起我国的宏观前兆系列，初步认识到特大地震孕育之奥秘。此皆启迪于吾辈，并有助于今后防患。现宁夏和海原诸君，高瞻远瞩，昔为今用，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创建海原地震博物馆，既追吊前辈之罹难，又谨防震患之再临。实属防震减灾之良举。吾有幸拙笔写赋，以祝斯馆开幕，并祝防灾卓效于未来。
老柳树颂歌
高继宗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安乡哨马营村外，有十多棵老柳树，其中树干最粗的一棵被1920年12月16日的8.5级地震断层劈为两半。两半树干已老态龙钟，树冠却依然枝繁叶茂。2002年7月底，作者观赏了老柳树的风采，对其顽强的生命力敬慕不已，特摄影留念，并作诗颂之。
在这片寿星林里，你高龄第一，
一生坎坷，最富传奇。
8.5级地震如同晴天霹雳，
残暴地劈开了你的躯体。
你强忍着伤痛，依然冲天挺立，
既不绝望厌世，也不忧愁萎靡。
你奋发自强，自疗自理，
信心十足地要创造奇迹：
根系更深地扎入地底，
枝干更强地勃发生机；
暴风雨和泥石流的冲击，
你都当作对生命的磨砺。
历经八十余年的蓄积，
刚强坚毅之气周身洋溢；
你扇动起高原雄风，
把欢歌笑语飞扬于天际：
我的姐妹兄弟，
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群体！
惊慌的日子
——节选于《1920年海原地摇了》第四章
王漫曦
满目疮痍，这个词在反映海原大地震各种体裁的文献中，可以说频频出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呀，《辞海》里没有满目的解释，只有疮痍的注解。“疮痍：比喻战争后民生雕敝”（习惯意义上可能是这个“凋敝”），而没有提到自然灾害。杜甫《北征》“乾坤含疮痍，优虞何时毕”诗句中，也只是对时局的感怀。看来满目疮痍并不能从本质上表达海原大地震形成的震灾。
我们翻开海原县公署民国3099号卷宗，有这样一段记载：“海原县城半城塌陷，所遗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见，耳不忍闻。……狼、狗群出吃人……”这仅仅是县城的灾情记录。而在受灾情况重大的乡下，那是多么残忍的一番景象。有的文章里说海原地震历时十个月，有的说历时三年。虽然说法不一，但海原震区的土地已经虚蓬蓬的，海原震区的人不论走站起坐，终日心神不宁，地不动时如在虚空里过活，地动时如在筛子里过活，没有一天能使他们感觉到实在。
海原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使不同国家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次地震。日本东京地震仪还记录到了这次地震绕地球表面两圈的地震波纹。震波范围之广，历史罕见。据相关文献记载，海原发生地震时，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市的徐家汇天文观测站天花板上“悬灯摇晃”，有三台记录仪终止了工作，在铁路上扳道岔的工人很吃惊，他们手表的“时钟停摆”，地震甚至影响到正在进行宣判的最高法院停止宣读判决；广州“掉灰泥皮”；汕头外海或台湾海峡同样感觉到了这次地震，一艘从上海驶向香港的英国“Devanha”客轮，航至汕头外海时客轮感觉到了强烈震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到地震”，EoI.FouchetS.J.教父，地震时躺在病床上，他清楚地感觉到了晃动的床，颤动的纱帐；越南海防观象台“一个天文钟停摆”
海原大地震发生的时刻众说不一，后来科学家依据当时中外地震观测台所记录到的S波和P波的倒时差推算，应为1920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20点06分09秒！
距这个准确的地震时间80天，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J.W.霍尔、U.克劳斯、E.迈克考尔米克一行数人，于1921年3月6日，从西安出发，取道著名的丝绸之路，骑马来到地震灾区。他们首先翻过六盘山，沿着从平凉到兰州到伊斯坦布尔这条欧亚公路，对受了重灾的隆德县、静宁县、会宁县等地方进行了灾情调查，然后乘坐牛车到达固原，他们的目光被清水河谷西岸的黄土山所遮挡，他们的足迹未能深入到海原地震灾区深处，从海原东部边缘的银固公路飘了过去。他们的所见所闻，发表在1922年美国地理杂志上，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发生在中国海原的地震。U.克劳斯在《一九二零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一文中，记录了他们亲历地震灾区的真切感受：“1920年12月16日，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在中国的某些城市以及和他邻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名（音译）、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名足够1200公里，从上海到海防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名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海防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即停摆。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在大名以北的板夏（音译），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吐”
“在上海郊区徐家汇，耶稣教徒设立的有名的天文台内，有学问的传教士也发现钟表突然停摆，吊灯也奇怪地摇晃起来。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更有知识，马上意识到这些意味着什么，急忙涌入安装有地震仪的地下室。他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三台仪器停下了，但是第四台记下了遥远的地下震动。传教士激动地观测了很细的笔在熏烟纸上划下越来越宽的曲线。第一批较早的强波动出现在20点09分16秒，而当时曾是20点13分20秒。突然北南向放大笔被剧烈的震动抛到一边。盖尔基神父说：‘注意，波动主峰要到达了！’这些波在20点16分到达。这一次很强烈，以致使笔尖跌落下来。……”地震仪记录下了一条条细细的波纹，同时记录下了灾难的痕迹。“12月16日发生的地震中心位于北北西—南南东向延伸的椭圆形范围内，长度达200公里，宽度达150公里。我们的读者中谁有一张很精确的地图的话，可以相信这个范围位于海城和秦州之间，就在那里爆发了极大的灾难。……地壳经受的不仅是从南到北的摇摆运动，而且它还上升和旋转。”
盖尔基根据上海徐家汇钟表的停摆和电灯的晃动这一事实，和比利时倒塌了15000个烟囱的那次地震、旧金山等其他国家地震资料相比较，确定此次地震的强度是四度。然而盖尔基还是对这次地震的强度估计过低了。“盖尔基说：‘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强大的地震。’现在我们知道，这确实是在中国有记载的地震中最强烈的，可以算作行星范围中一个大变动。这次地震就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很不平凡’的现象。”
这次地壳强烈变动，夺去了23万多生命，毁灭面积比法国领土大7倍的海原大地震，西方报刊沉默不语，U.克劳斯极为不满，他对此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评：“关于梅西纳和旧金山地震，新闻记者却写了那么多，好像是要把墨水耗尽了。两个大陆的报纸用令人震惊的报道和照片互相竞争，文明世界的大部分都参加了给遇难者的帮助，而对于中国的地震却完全没有任何的表示！……因为这一次灾难离他们太远，仅震动了那里的中国人……”
距那个准确的地震时间120天以后，1921年4月15日，民国政府委派内务、教育、农商三部门的翁文灏、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受楷、杨警吾六委员，奔赴灾区调查灾情。
在他们到来之前，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J.W.霍尔、U.克劳斯、E.迈克考尔米克等，已经在地震灾区作了调查，离去了。
“六委员”以及外国友人，他们均在六级左右余震的威胁下，深入灾区的。他们的足迹遍布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地震灾区，走访了那些形如“秃鹫”的灾民。他们的调查报告先后发表在北京《晨报》《科学》《地学杂志》等报纸刊物上。他们对海原大地震的宏观震中、发震时刻、极震区范围、伤亡人数、破坏程度、异常现象、余震活动、地震成因、地质背景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与分析，是我国地震史上第一次对大地震作了科学的调查。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显得十分陌生，不仅今天的读者陌生，恐怕当年知道他们大名的官员也不是太多。
翁文灏，我国现代著名地质学家，曾出任过清华大学代校长。他深入海原大地震灾区的时间，是他留洋归来的第三年。他以凝聚了自己情感的快门，准确地抓拍到了震后余生的凄惨景象，也抓拍到了震后地貌的特殊变化，为中国地震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的地震》一文中有如下记载：“海原有一山，长一里有余，完全崩塌。”他在《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一文中，对震灾作了分条说明，并对震区今后如何改善居住条件、培植树木之源、开浚河道之通等方面，提出了独特的看法。特别针对当时中国地震设施（全国地震仪只有一具，为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士所建）情况，针对将来预防地震人才和设施如何配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用他的话说，便是“虽无先知之术，应讲善后之方”。
谢家荣以大量而又详尽的文字，为昨天的读者、也为今天的读者，为昨天国际国内的地震专家、也为今天国际国内的地震专家，为昨天的地震历史、也为今天的地震历史，全面真实地描述了这次地震的过程。他在《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写道：“晚七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历六分，……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城中房屋已全数削平，……四乡死亡极多，往往全家压毙，产业无人继承。……（海原）全县人口死亡七万三千六百零四口，计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有九；其中尤以东、南二乡为死人最多，各在两万以上，与人口总数比例，各在百分之五十七以上；西乡死人之数次于东南二乡，而与人口总数比例则在七十三以上；受伤者共四千五百二十三人，全县房屋倒塌共两万六千九百一十二间，……土窑共两万六百九十八座，……牲畜死者四万一千六百八十三头，伤者二千八百五十四头，……海原县东南地震最烈，虽黄土不多，岩石显露之地，灾情仍属奇重，石山亦间有崩落者；西乡土质较厚，土窑较多，故人口较少，而死亡比例则视东南二乡为尤，……”
王烈先后七次，深入海原震区调查灾情，他在《调查甘肃地震之报告》中叙述了这样的事实：“海原为甘肃全省受灾最烈之区，全县人口前为十二三万，被灾而后，竟失去三分之二。李俊堡之东，两山土崩十余里，合为一山，将旧有之沟堵塞，……然迄今余震未已，……或一日数发或数日一发，发时多有雷声，震动相隔时间多在二三十小时之间，大都隔时短震动较小，隔时久震动较大，其经过颇类音节。”
我们再读一些莫里斯·柯鲁达对海原大地震的记录：“人们居住在挖在垂直坡上的窑洞内，烟囱从陡坡上伸出，整个村庄甚至城市由这样的窑洞组成。在深谷的黄土坡上，一层层分布的好似蜂房的窑洞，面朝梯田。某些读者可能会说，在这窑洞的市镇里，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难道我们不知道在鲁瓦尔（图拉附近）沿岸的地下村庄。但是差别在于，法兰西的窑洞挖在坚硬的白色砂岩中，而中国的甘肃省和陕西省，窑洞挖在酥脆的岩石里，很容易倒塌。”“的确，地球的这个地区很容易发生地震，这里的地壳被大量断层割成巨大块体，经常的地下震动影响到这些断层，使它们重新活动而产生地震。……在秦州的教堂里高达1.2米的石膏雕像，在自己的座台上翻转下来，吊挂在墙上的图画反转过来，……2月17日早上3—4点之间，刮起大风，顺着那些受到严重破坏的道路吹起来。第二天早上，不能看清耸立在城市对面的高山，不是落满了灰尘的帐幕遮掩了它们，而是恶臭的灰蓝色的烟雾。”
日本大森房吉对这次地震是这样表述的：“根据东京微震仪记录，这次地震是过去二十多年中所观测到的最大的地震之一，它不亚于1905年4月4日印度卡格乐地震。”地震是沿着震源和东京之间的大圆展开的，“它经过欧洲，大西洋，美国和太平洋”传到东京的。
不论是国内专家冷峻严肃的阐述，还是国际友人生动活泼的描写，他们都有一颗伟大的同情心。他们以高尚的职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不仅为中国地震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为世界地震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走在流血又流泪的海原地震灾区，他们的心不止一次地在流血。
“山走了，山走了……”这是处在海原大地震中的人们，从地震中活过来喊出的第一句话，也是吊在嘴上经常说的一句话。直到现在，仍然是海原地震后裔讲述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一个关键词。
1920年12月16日那个可怕的夜晚，海原遭受了天翻地覆的死亡打击，灾区人民的生活突然发生不可抗拒的逆转，眨眼工夫，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似乎永远也回不到先前丰盈的生活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