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南浔古镇丝商群体的形成促进了蚕丝业的发展。从相关历史资料记载来看，早在宋代，湖地已经出现蚕桑大户，有不少农户人家“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南宋嘉泰《吴兴志》）。元代赵孟頫也是个蚕桑大户，除在平陆田塍种桑外，还大量利用山地种桑。（厉鹗《玉台书史·管夫人家用》）至明代，有的蚕桑大户甚至“田连阡陌，桑麻万倾”。然而，真正意义上丝商群体的形成应该在清代晚期同治和光绪年间，即活跃于南浔古镇因经营蚕丝而发家致富的、为世人瞩目的豪富阶层。至于他们的财富究竟有多少，民间说法不一，按当时南浔民间的谚语来说就是所谓的“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黄狗”。
其中被称为“四象八牛”中的12户家庭，他们的财产总值约在六千万至八千万银两。“这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因为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七千万两左右。”南浔“四象八牛”中不少家族如刘家、张家、周家等，是从清康乾年间迁居南浔，陆续开始经营“辑里湖丝”的，并利用上海开埠口岸直接对外贸易，“辑里丝乃运沪直接与洋行”。由于南浔商人勤奋、精明和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以南浔辑里丝为主的中国生丝很快打开了欧洲市场，外销量不断增长。如以1843年的出口量为100，则1845年为723.8，1848年为1252，1852年为1354，1856年为3215.6，1860年为3798，其中上海的出口量自1846年后始终占据90%左右，而上海出口的生丝主要是南浔辑里丝。上海开埠后的最初四年，经湖州丝业中心南浔运上海出口的辑里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大利所在，趋之若鹜，一批南浔丝商以上海开埠为契机，利用地缘和业缘优势，分别在南浔和上海开设丝行（栈），直接与洋商接触，开展对外贸易，由此开辟了营丝致富的道路，富豪阶层也逐渐形成。
比如被称为“四象”之一的顾福昌（1796-1868），字成之，号春池，清乌程南浔人。由于在南浔经营“辑里丝”，开设顾丰盛丝行而发家。后在上海四马路开设顾丰盛丝号，后改顾寿泰丝号，直接与外商来往，并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
因信息灵通，又是丝通事，所以经营蚕丝得心应手，终成暴富，是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庞云鏳（1833-1889），为南浔“四象”之一，字芸皋，清乌程南浔人。15岁去镇上陈裕昌丝行当学徒，满师后已通晓蚕丝经营之道。1861年以后与人合伙在丝行埭开设丝行，并发财。拆伙后在上海泰康里独资设庞怡泰丝号，专与洋商搞出口贸易。在南浔丝行埭设庞怡泰丝行。
由于信息灵通，经营有魄力，数年后即成暴发户。再如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号湘舲，别号梦坡，吴兴南浔人。早岁从贾于沪上，为上海丝业公会董事，丝业界巨擘，与兄周昌大设申泰丝行于南浔丝行埭及上海集贤里，颇具声誉，后改良辑里丝为出口洋经，销国际市场。发家致富后，建有大住宅在南安弄，里人即以周申泰称之，为南浔“八牛之一”。
南浔古镇丝商群体在形成过程中，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地方蚕丝经济的发展，还成立了民间社团组织。其中丝业公所，是湖州地区首家以丝商为主建立的公所。其宗旨是收解捐税、协调和维护丝商利益，是南浔丝绸工商业者聚会的民间团体组织。清同治四年（1865）春，在南浔镇丝商庄祖授、李桂馨、吴铁江、华路等人的创导下，经清藩司蒋某的批准后成立。
可见，湖州地区蚕丝经济的发展是南浔丝商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反之，南浔丝商群体的出现又促进了湖州蚕丝业的发展。
（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江南市镇水文化的直接表现
民俗，即民间风俗或习俗，指一个国家或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最基层、最本原的生活文化。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通过民俗文化的主体——人，代代传播，生生不息，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亲戚往来，儿女婚嫁，丰富多彩而又相对统一的民间行为和思维方式，无需政令法规而自觉遵行的风俗习惯，普天同庆的传统节日，生生不息的民俗事项，由此而形成的代代相传、共同遵守的生活模式，铸就了支撑我们华夏文明的坚固基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既不是穷乡僻壤的“专利品”，也不是古老部落的“土特产”，而是遍布于任何地区、任何人群的文化现象。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作为透视社会的“广角镜”，受到民族居住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不同民俗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江南古镇水域广阔的自然生态环境，四季分明的气候，使渔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以及蚕桑业十分发达，这些因素给江南古镇民俗的形成和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民俗文化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诸如人生礼仪、生产习俗、生活民俗、岁时习俗、家族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等。处于太湖流域的江南水乡古镇自古以来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以及“衣被天下”的说法，故其民俗文化也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1.茶馆文化
所谓“茶馆”，就是以茶水供应顾客的店铺，也被称作“茶肆”、“茶室”、“茶坊”、“茶铺”、“茶棚”、“茶社”、“茶居”等。我国茶馆究竟始于何时，已很难考证。有人据张载《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来推测最早应始于晋代成都，但单凭张载上述诗句作为我国茶馆出现的根据，几乎依据不足，但也有些道理，至少能说明茶摊的形式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现存关于茶馆的确切记载，最早见之于唐朝的《封氏闻见记》：
“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显然，由于唐代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所以推动了茶馆的发展。至宋代，茶馆这一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场所已相当兴盛了。这种茶馆，与“酒肆”、“酒坊”同样深受中国民众的喜爱。从清末以来，对于中下层的人们来说，茶馆作为休息和社交的场所、集会的场所、交易的场所等得到了广泛的利用，茶馆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
茶馆是江南水乡古镇的一大特色。江南市镇除了河多、桥多之外，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星罗棋布的茶馆，任何一个市镇上茶馆之多，是其他行业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江南市镇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它既不同于乡镇，也不同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县城和府城，它是人流与物流的集散中心，大量商品在这里集聚、扩散，大量信息在这里流通、传播。
它不像县城和府城那样带有某种僵化、凝固的惰性；相反，它是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四里八乡的的农民到这里来出售自家生产的商品，并把它们运销到全国各地的市场。它是充满运动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心地，不像乡村那样带有闭塞、呆滞的惰性。基于这样的原因，茶馆就成为江南市镇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古镇人向有喝茶的风俗。喝茶者主要是男性成年人，尤以镇郊壮年、老年农民为多。他们风雨无阻，起三更坐茶馆喝早茶已成习惯。喝早茶者，往往深更半夜起身，赶几里地，摸黑进镇，喝茶、谈天说地、传播新闻轶事，了解市场行情等等，顺便把带来的农副产品卖掉。天亮时再采购一些日用品、食品等带回家去，甚为满足。除了早茶外，还有喝午茶和晚茶的，喝茶者大都为镇上居民。一些大一点的茶馆，还附设“书场”。茶客边喝茶、边听书，有的还供应茶点瓜果。茶客有说有笑，悠闲自在，其乐无穷。这种习俗，是昔日乡镇文化生活的一大景观。
茶馆是旧时市镇上一个热闹的去处，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比如笔者在走访南浔时了解到，抗战前，南浔全镇茶馆达五十多家，解放以后，茶客逐渐减少，茶馆生意也日减，但至今仍有不少居民及农民保留着喝早茶的习惯。据记载，乌镇茶馆最盛时曾达六七十家，其中，访卢阁是乌镇最有名的茶馆，据说，创始人卢仝在创建茶馆时曾在湖州得到过“茶圣”陆羽的真传。如今，访卢阁是游客必到的一处水乡景观了。其他市镇的情况也是基本相似，比如新编《盛泽镇志》关于茶馆业有这样一段记载：“盛泽茶馆业历史悠久，为数众多，民初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称。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统计，全镇有茶馆四十六家。……茶馆业所以发达，除里人嗜茶成习，晨夕麇集茶馆外，还因为丝绸领三业的商人每日落庄后，往往孵茶馆、蹲书场（书场里设有茶馆）。茶馆又是交流商情、洽谈生意、稠农上街落脚之处，有的乡镇居民为调解纠纷而上茶馆，俗称‘吃讲茶’。”
显然，茶馆是个多功能集合体。首先，茶馆具有传递信息与商品交易的功能。据《南浔镇志》记载：“农人……每入市，则茶寮、酒肆杂坐喧闹”；“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对于来自南浔周围村庄的农民来说，茶馆是生丝及农产品交易不可或缺的一环。经济学家刘大均1930年在湖州各市镇的调查所得到的印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各大市镇如南浔、旧馆、织里、菱湖、袁家汇、双林、乌镇，各有定班航船，直通附近各村”；“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中午由镇返乡。到镇后，即步入茶馆。茧、丝、新米上市时，乡人即以此地为探听市价之所，因而经营茧丝米及其他产品之掮客，亦往往出没于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可见，它不仅是一个供人休息、饮茶、聊天的场所，而且还是商品交易和信息传播的场所。其次，茶馆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江南市镇茶馆里最为流行的娱乐形式主要的是苏州评弹（弹词、评话），俗称“说书”，因此，茶馆大多附设“书场”。新编《吴江县志》关于吴江县各市镇的茶馆书场有一个概述：“松陵、同里、盛泽、平望、震泽、芦墟七大镇，以及八斥、横扇北库、梅堰、铜罗、坛丘登小集镇上的茶馆都兼营书场。大镇书场基本上常年营业，上午卖茶，下午开书……同里镇最早的书场是泰来桥堍的龙兴书场，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开业，老一辈评弹演员黄异庵、曹汉昌、姚荫梅等都到场演唱过。”当然，也有诸如演唱粗俗戏曲、赌博等适合乡民口味的娱乐形式。不少史书均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旁列茶肆，延江湖男女唱淫词，谓之滩簧。甚者搭台于附近僻处，演唱男女私情之事，谓之花鼓戏”；“演唱淫词小曲，名曰花鼓戏，男女观者致动邪心”；“乡镇茶坊，大半赌场”；“开设茶馆，渐起赌博，小则妨害农务，大则荡废家产”；“茶肆皆设赌具，接龙、斗虎，无肆不然”等。总之，茶馆是以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一个缩影，是江南古镇民俗文化最集中的体现。
古镇人喝茶的方式也是比较讲究的。首先，要选用上等茶叶，品种有祁门红茶、龙井茶、苏州茉莉花茶、安吉炒青茶等，一般随茶客需要而定。其次采用宜兴紫砂壶、杯等茶具。再次用铜锡大茶壶煮溪水或自储天落水，待水开后再冲入紫砂壶，加盖片刻。不久，茶香四溢、甘冽爽口。于是大家便天南海北地叙谈、举壶、喝茶……
由于地域不同，各市镇之间的特产茶名也不尽相同。其中，熏豆茶和阿婆茶是最具特色的。
熏豆茶流行于南浔、乌镇、双林等市镇。镇人对熏豆茶有特别嗜好，自古至今，习俗不改。熏豆是一种传统小吃，每年夏秋季节，镇人将新鲜豆子从毛豆荚中剥出，加盐煮片刻，然后将豆子搁在铁筛内用木炭熏烤数小时后而成。成品碧绿生青，味鲜美，带有清香，可作日常小吃，亦可用来当小菜。春节期间，镇人喜欢用熏豆茶招待客人。做法是：熏豆若干，加几片芽茶、少许腌橘皮、炒熟黑芝麻、咸丁香萝卜干等，用开水冲泡后即成熏豆茶。该茶色、香、味俱佳。
阿婆茶，顾名思义，最早的主角是被称为“阿婆”的周庄妇女。“阿婆茶是不讲究的，其程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既没有特别的仪式和规矩，也没有刻意选择的需要值得纪念的黄道吉日，一切都是平和自然的。参加聚会的中老年妇女，轮流做东，不定期聚合。她们围坐在雕花的木桌前，边聊天边做着针线活。她们脑后绾着精致光滑的发髻，秋冬时期会扎上带有素花的头巾，身着斜襟布扣褂子，脚踩自己缝制的布鞋，面容慈祥安静。木桌中间摆有四五碟不需要花费多少钞票的自制腌菜、酱瓜、酥豆之类，间或有几盘自做的橘红糕等小点心，每个阿婆前摆有一杯香茶，针线做累了或者话说多了就呷上一口。时间在轻松的氛围中流淌，话说得差不多了，精致的手工作品也出现了。虎头鞋，虎头帽、小香囊，在阿婆们喝茶聊天、飞针走线中一个个活灵活现起来。”
这是一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的家常聚会，带有温馨的家庭气氛的社交方式。累年经月的这般聚会饮茶，便深深地楔入到周庄人的生活中，成为一种习惯。
除去阿婆茶的历史和习俗，就茶本身而言，也与人们一般饮用的茶有所区别。其所用的茶叶，不是苏州当地所产的茶，而是从外地购进的徽茶。如今人们在周庄古镇还能发现明清建造的徽帮茶叶栈房，“吴庆丰”开设于清初，“程义泰”则在乾隆年间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