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连连向荆轲告饶，表示愿意从命，趁荆轲不备，秦王猛地挣断了衣袖，逃过屏风，拔出宝剑。荆轲见状，忙将匕首投了过去。因为慌乱，匕首投偏了方向，斜击在宫殿的铜柱上。秦王乘机转过身来，长剑一挥砍掉荆轲的双手。
眼看着成功化为乌有，自己反而陷于绝境，荆轲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面无惧色，倚着殿柱，大骂秦王，最终从容就义。
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如鸿毛。其实每一个人都难免一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你是怎么面对她，怎么接受她了……生与死仅有一步之遥，有时我们不应太多地计较生与死否则就是太自私了，人不应该只为自己而活着。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金兵大量南下，宋军大败。金人派使者到宋廷施加威胁，萧山丞方信孺被推荐回使金国。方信孺，兴化军人，以胆略和才干被人们称道。
方信孺到京都临安接受使命时，曾提出问题说：“此次挑起双方争端的责任在我们，如果金人问起首谋是谁，我该怎么回答？”韩亻宅胄听了，不免惊慌失色。
方信孺出发后，在濠州被金国元帅纥石烈子仁扣押，关进牢狱。金帅在牢狱四周布满了持刀的武士，切断了方信孺的生活供给，逼使他答应五个议和条件：
一、割让两淮地区；二、增加贡币；三、付一笔巨额的犒军费；四、送还俘虏和投降宋军的金国士兵；五、把首谋战争的人押到金国。方信孺果断地表示：遣返俘虏和增加贡币尚可考虑；押送首谋的人，自古以来没有这个例子；至于称臣割地，绝非我做臣子的人所愿提的。
纥石烈子瞪起眼睛，发火说：“你不想活着回去吗？”
方信孺从容回答说：“我奉命离开京城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果然，对于方信儒义正辞严的回答，金帅无计可施，只能把他送往汴京，见金国左丞相完颜宗浩。方信孺见到宗浩，依旧坚持本来的意见。谈话后回到驿馆，宗浩又派人找他，一定要南宋按五个条件办事，而且说：“称臣割地，宋、金之间已经有过先例。”
方信孺批驳说：“当年钦宗时代，由于被你们突然袭击，仓促之间只有暂时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让出来。高宗时由于要迎回太后，所以不得不称臣割地，暂时屈服。这些岂可引为今天的先例呢？这件事，不仅我不敢回去启奏，即使是中书府也不敢向皇帝讲。我面见你们的丞相。”
被派来人再把方信孺带到丞相府。宗浩端坐在大帐内，两旁刀枪林立，气氛、恐怖威严，他毫无退让余地地说：“假如宋廷不遵从五项条件，就立即兴兵南下。
”
方信孺根本不把这个场面放在眼里，依旧按照刚才批驳来人的意思，强烈地进行争辩，没有丝毫的退让。宗浩见说不过他，即大声叱喝说：“前一阵子你们要打，今天又来求和，你们在干什么？”
方信孺毫不气馁地回答说：“前一阵子兴兵打你们，是为了顾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方信孺以严正的气势和不可动摇的自尊，深深折服了宗浩，使宗浩提不出任何理由坚持他们的五项条件，只能给宋廷写了复信，让方信孺带回，意思是：到底是战是和，等待宋廷的使臣再来时决定，实际上是给双方都留下了一段考虑时间。
方信孺带着金国的信件回到临安，宁宗赵扩召集中央各机构的主管官员一起商议要如何答复金方。大家的意见主要有三条：一、送还战俘；二、惩罚战争的首谋人物；三、每年增加贡币银5万两。依旧派遣方信孺继续出使。
韩侘胄兴兵北伐时，有一个原来归顺他的将领——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中途叛变，勾结金国势力，在兴州，立自己为皇帝，并与金兵约定，准备在下一场战争开始时，互相联手，夹攻襄阳。这时吴曦恰被川北义士杨臣沅等所杀。金人失去这支力量，挑动战争的气焰明显下降，可是仍坚持原来五个条件。方信孺冷静地对他们分析形势并告诫说：“朝廷愿意增加贡币，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谈什么‘称臣’和割地，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何况就双方的责任来说，我们起兵在去年4月，你们写信去勾引吴曦，煽动他叛变，早在3月，因此引起上一轮战争，你们也有很大的责任。假如比较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我们也不弱于你们。你们夸耀胥浦桥一战的胜利，可是我们也取得了凤凰山大捷。你们以为我们打不下宿州和寿州，可是你们包围卢州和楚州，也是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在五项条件中已答应了三项，你们还不接受，也就是再打一场战争罢了，最后的胜败还是很难预料的哩！”
金人为方信孺的忠恳所感动，开始作出让步，同意暂时不谈割地的问题，也可以不让宋廷称臣；但坚持除了增加五万两贡币银以外，还需付出一笔犒军费用。
方信孺依旧坚决地不答应，宗浩不可想象，就一面与方信孺草签合约，一面贿赂宋朝的通论谕国信所参谋官带着一份内容不一样的草约和国书回到汴京，其中批评方信孺在谈判中态度蛮横无礼，不会听取对方的意见，金方准备对他加以戮诛或扣留。方信孺得知这个讯息，一点也不动摇。金帅派人通知他，此次和谈只增加几个犒军费还不行，必须再列附加条件。方信孺果断地答复说：“贡币银绝对不能再增加，因此考虑另给一笔犒军费。现在你们又得寸进尺，我只能把头颅丢在你们这里！”
来人向他透露说：“假如不答应，恐怕丞相会扣留你的。”
方信孺冷静地说：“我留下来是死，无法完成朝廷交付的任务也是死，那还不如死在这里的好！”金人见方信孺态度这样坚决，不得不放他回去。方信孺从当年春天到秋天，三次来往于宋金之间，使金人无法实现他们对宋廷的讹诈。后来因为韩亻宅胄对他的排斥，改由王楠代替他继续讲和。金人感于他的才干和胆略，每次都在王楠面前询问他的情况，对方信孺表示钦佩和关怀！
五、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之忍
很久以前，在长城旁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的一匹马在某天忽然走失了。邻居们知道后，都过来劝慰他，可是他却轻描淡写地说道：“谁知道这不是一件福事呢？”
不久，那匹马又自己跑回来了，并且还带来了另一匹骏马。邻居们又都来表示祝贺。老翁却忧心忡忡地说：“谁知道这不是祸事的开头呢？”
数日后，老翁的儿子因骑那匹骏马而被摔下来，腿跌跛了。邻居们又纷纷先后赶来慰问，感到非常的惋惜，老翁的坦然话语却依然令人吃惊，由于他不以为然地说：“谁知道这不是又一件福事即将降临的预兆呢？”
果真如此，不久即爆发了战争，全部的青壮年都被强征入伍，残酷的战争牺牲了十之八九的兵士们，很多幸福的人家所以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唯有老翁的儿子因跛足而属残疾人，未被应征入伍，父子两人得以相依为命、平安地生存下去……这个故事，记载于《淮南子》的“人间训”篇中，也就是后来演变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著名成语的根据。
它形象地说明了当个人人生的偶然因素（如失马、得马以及骑马时摔下等）结合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如战争的爆发）中时，个人的福祸在命运的天平上，是怎样地产生摇摆和相反的转化，并且这种转化是相当的快捷和一环扣一环的紧凑。《淮南子》关于福祸转化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的思想，这项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是通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表达出的，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指，在灾祸的里面隐藏着幸福，祸是福的先行者；幸福的里面则潜藏着灾祸，福是祸的潜在前提。老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具有这种思想，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已拥有了惊人成熟的、富于穿透力的辩证思维，这种思想也能很有效地说明许多文学或历史上的现象，在为人处世方面能给人予深刻的启迪与教育。
王羲之的家族，是东晋名门望族，他的两位伯父是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的佐命功臣，一位叫王导，任东晋宰相，另一位叫王敦，任大将军，掌管东晋的兵马大权。那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氏家族在东晋政权中，权势之盛，地位之高，无与伦比。
王敦虽已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可是他的野心很大，把眼睛瞄着金銮殿上的宝座，一心想品尝当皇帝的滋味。王敦的谋士钱凤，一直在给王敦问鼎的野心鼓气；他自己也存心借此捞个开国元勋。二人臭味相投，成为知己。
初夏的一个早晨，王敦起床不久，钱凤急如星火地半跑进王府大门，直奔客厅而来，王敦得报后立刻到客厅与他见面。钱凤欲言又止，向王敦使了个眼色。
王敦抬起右手挥了挥，几个仆人全部知趣地退了下去。二人关起门来，谈起了“谋反”的机密。
钱凤用极为神秘的口气，轻声地对王敦说着。钱凤带给王敦的似乎是一个不祥的消息，王敦听着听着，眉头也渐渐地皱了起来。二人情绪紧张，嘀咕着谈了好一阵子，王敦突然神情激动地站了起来，手一挥，正在开口说话，忽然停了下来：原来他透过窗子，看到对面房间里垂着的帐子动了一动，这使他想起侄儿王羲之还在床上睡觉。
王羲之这年才十一二岁，平常最受王敦器重。王敦把聪明机灵、悟性极高的王羲之，当成是维持王家世家大族地位的“荣誉”标志之一，是王家下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所以，经常把王羲之带在身边，留他在自己府中生活。这一次，王羲之已连续几天吃住在王敦家中了，他的卧室恰好紧挨着客厅。当钱凤到来时由于双方都很紧张，王敦便把王羲之在屋里睡觉的事全忘了。直到王敦站起身来，看到帐子动了一下，才想起来。于是，王敦大惊失色，对钱凤说：“不好！羲儿还在这里睡觉。我们刚才说的话，让他听去了如何是好？”
策划起兵、夺位，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万一走漏风声，策划者的身家性命将彻底灭亡，王敦和钱凤对此是非常清楚的。经王敦一提，两眼射出凶光的钱凤对王敦急促地说：“大将军，计划一旦泄露，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啊！”钱凤怂恿王敦去杀死王羲之。
半晌，王敦没有吭声。
“大将军，要成大事，得敢作敢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钱凤焦急地催促王敦下手。
听了钱凤的话，王敦心一横，脚一跺，说：“对，不能儿女情长。”接着转头向着王羲之睡觉的那个房间点点头，“羲儿呀，你就别怪我这做伯伯的无情无义了！”王敦说着“飕”的一声，拔出了寒光逼人的青龙宝剑，提剑直奔王羲之睡觉的床前。钱凤紧跟其后。
王敦撩起帐子，正要挥剑砍下去，却忽然停了下来。原来王羲之这时发着轻微的鼾声，睡得正香甜哩，头歪在一边，胸脯随着均匀的呼吸一起一伏，王敦掀起帐子，王羲之也毫无反应。王敦爱怜地望着万分钟爱的侄儿，庆幸自己的密谋并没有被侄儿听去，于是，打消了杀侄儿的念头。王敦收回宝剑把它插入鞘中，拉着钱凤的手走了出去。
真玄啦，王羲之差一点就成了伯父王敦的刀下鬼了。其实，打钱凤进门时起，王羲之就已醒来，无意中偷听到了伯父与钱凤的谈话。很快，王羲之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
当王敦提剑向他走来之时，王羲之紧张的心几乎堵住了嗓子眼，他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两眼闭着，神态自如，完全像睡着似的，一点破绽也没有露出来。
王敦因而才没有下手。
王羲之以自己的机敏，避免了一场无妄之灾，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能得到官高位显的伯父的喜爱，每天带在身边，是别的孩子无法获得的好运气，这是多么大的福份！可是也时时面临着危机。
福与祸虽然带有很大的客观性，但是不可否认，在它们转化之间，人主观方面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由人们自由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
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两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如同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不免要把这件事情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用不了几天时间，整个京城的人们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在谈论着。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都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约好一同找到父亲那里，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
郭子仪听了哈哈大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敬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他们以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收起笑容，叫儿子们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身家性命。”
孩儿们都甚感奇怪，忙问这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口气，说：“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没有看到这声势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已经要到富贵的尽头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1000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进退两难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加油添醋，制假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是明白祸是如何产生，应该如何去消除祸害的道理。郭子仪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他善于忍受灾祸，更善于忍受幸运和荣宠，因此才能四朝为臣。
郭子仪懂得如何避免祸患，如何将福保持下去，这正是其英明之处，然而当祸患来临时，知道怎样去变祸为福，将更为难能可贵。
郭德成，元末明初人，性格豁达，十分机敏，尤其嗜酒如命。在元末动乱的时代里，他和哥哥郭兴一起，随朱元璋转战沙场，立了不少战功。
朱元璋做了明朝开国皇帝后，原先的将领纷纷加官晋爵，待遇优厚，成为朝中达官贵人。而郭却只当上了骁骑舍人。
郭德成的妹妹宁妃，当时在宫中深得朱元璋的宠爱，朱元璋因此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准备提拔郭德成。
一次，朱元璋召见郭德成，说道：“德成啊，你的功劳不小，我让你做个大官吧。”郭德成连忙推辞说：“皇恩浩荡，但是我脑袋瓜不灵，整天不问政事，只知道喝酒，一旦做大官，那不是害了国家又害了自己吗？”朱元璋见他辞官坚决，内心赞叹，于是赏给郭德成大量好酒和钱财，还经常邀请郭德成去皇家后花园喝酒。
从某种角度来讲，郭德成是一个知道满足，没有过多奢欲的人。他能够有自知之明，正是他后来能忍受一时的委屈、一时的灾祸而保全生命的关键。伴君如伴虎，多少君臣相互猜忌，造成了多少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