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中华处世经典:谦忍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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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忍性修身二(1)

中华处世经典

《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没法忍受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的弟子颜回,字子渊,虽然吃的是粗陋的食物,住在僻静的地方,一般人都难以忍耐,颜回却不改其乐,安贫乐道,以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内心的愉悦为最高快乐。一个人要干成一番事业,连一时的物质缺乏都不能忍耐,又怎么能够克服其他的困难,进而成事呢?

忍贫固然可贵,富而不骄,也不失为一种风度。

古人道:“富而好礼,孔子所诲;为富不仁,孟子所戒。盖仁足以长福而消祸,礼足以守成而防败。怙富而好凌人,子羽已窥于子哲;富而不骄者鲜,史鱼深警于公孙。庆封之富,非赏实殃;晏子之富,如帛有幅。去其骄,绝其吝,惩其贫,窒其欲,庶几保九畴之福。

这段的大意是:富有而讲究礼义,这是孔子对人的教诲;为了富贵而不讲仁义,这是孟子对人的劝戒。大凡行仁义的人完全可以维护幸福而消除灾祸,爱好礼义的人完全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而预防失败。自恃富有而喜欢欺侮别人,结局不会好,正如子羽已察看到子哲的结局;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史鱼曾对公孙提出深刻的警戒。庆封的富有不是上天赐予,实为灾祸,晏子的富有如同布帛那样有一定的界限。舍弃骄傲,根除吝啬,抑制怒气,节制情欲,这样才能保证享受五种福分。

上边所说的“子羽看到子哲的结局

”的故事来自《左传》上的记载。昭公元年,晋侯生了病,郑伯派公孙侨到晋国去询问病情。晋国的叔向询问子哲为人怎么样,郑国人子羽答道:“他无礼而喜欢欺侮人,依仗他富有而轻慢他的上司,不会久长了。”第二年秋天,公孙黑将要反叛,要求让儿子印作市官。子产说:“你不想想自己的过错,还有何请求!还不快自己寻死,不然司寇将要来捕你。”后来,公孙黑被吊死,尸体被放在大街上示众。这是由于他不知道富贵之人更应该忍受富贵,平和待人不知道恃贵凌人的下场。

“史鱼曾对郑公叔提出深刻的警告”的典故也来源于《左传》。说的是定公十三年,卫国公孙文子上朝时请灵公赴宴,退朝后碰到史鳅把这事告诉了他。史鳅说:“你一定会有祸事的!你富有而国君贪财,你将要有灾祸了!”文子说:“我没事先告诉你,是我的错误。

既然国君已经同意了我,这怎么办?”史鳅说:“没关系。富有却不骄纵的人很少,这你已经见过了。骄横于外而又不被杀死的人,我还没见过。”实际上史鱼在这里已对公孙文子作了警戒,但他自己不知道忍富贵、忍骄奢。第二年,公孙文子果然因为富有骄横犯罪,不得不逃到鲁国。史鳅,是史鱼的名字。以上是说子羽、史鱼都有先见之明,说富有的人没有不骄横的,骄横的人没有不灭亡的。凭借着富有傲视他人,是不能长久的。

还有不能忍富的例子。《左传》中记载,襄公二十八年,齐国的庆封到吴国,会聚他的家族居住下来,比原来还富有。当时的子服惠伯对叔孙穆子说:“上天可能是让淫邪的人发财,这回庆封是又富了。”穆子说:“善人发财称作赏,淫邪的人发财叫作祸患,上天将要使他遭罪。”昭公四年,庆封被楚国人杀了。以前他的父亲庆克曾诬蔑鲍庄,当时庆封图谋攻打子雅、子尾,事情被发现,子尾刺杀了庆封的儿子舍,庆封逃到吴国。这里说的子雅、子尾是齐国的公子。同一年,齐国姓崔的反叛,子雅等公子们都失败了,等到庆氏灭亡后,齐王又召回了这些公子们,他们都各自回到他们的领地。乱事结束后齐王赏给晏子邶殿的60个乡邑,他不肯接受。子尾说:“富有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你为何偏偏不要呢?”晏子回答说:“庆氏的城市多得可以满足他的欲望,而他还贪而不忍,因此灭亡了;我的城池不想满足自己过分的欲望。不要邶殿并非拒绝富有,而是怕失去富贵。而且富贵就像布帛有边幅,应该有所节制,使它不致落失人手。”这是说富人不能随便增加财富,否则将自取灭亡。

富贵荣华,是人人都希望获取的,但无论什么事都不能过分。月盈则亏,财富聚集得过多也同样会给自己带来损伤。一方面是自身因财富过多,骄横不可一世,恃财欺人;另一方面也会引起他人的妒嫉,或是坏人觊觎,产生了劫富之心。中国古人中有不患财不多而患不均的思想。

人富了,就容易产生蛮横之心,富而不骄的人,天下很少有,主要是因为人不能忍富,总是想显富,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面子上的好看。

王充在他的《论衡非韩》这篇文章中说:“国家赖以存在的是礼仪。段干木闭门不出,魏文侯敬重他,经过他家时行礼。秦国军队听说这件事,就没敢来进攻魏国。”又说:“读书人的品行就是重礼仪。魏文侯对段干木行式闾的礼仪,使强大的秦国军队撤退,保全了魏国的边境。因此段干木的品行是贤良的,魏文侯的重礼是高尚的。”

世界上有贫就有富,有富也会有贫,相对而言贫者众,富者寡。贫要贫得有志气,不向富贵低头,绝不为了追求富贵而贬低了自己的人格,这是善于忍贫。富者要制约自己的贪欲,为富还要行仁义,对贫弱者有扶助的职责,对社会也有贡献财富的责任。富者要忍富,不能因比别人富,去压制别人。

能够容忍清贫和寂寞的人,也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应当具备的德行。

三国初期,刘皇叔在三顾茅庐,敦请诸葛亮出山的前夕,曾会见过一位“水镜先生”。

他告诫刘备一句著名的话:“卧龙、凤雄,得一人就可以安天下”。“卧龙”是指诸葛亮,“凤雄”便是指庞统。

这位“水镜先生”的真名叫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擅长识别人才,但不随便评论。他居住在襄阳一带,属刘表管辖。他认为刘表为人险恶,必定暗害好人,所以更加隐讳,闭口不谈当时各派人物的是非。凡是有人问起他,某某人怎样?无论这个人是好是坏,他都只回答一个字:“佳。”

有一次,他的妻子劝诫他说:“人家向你请教问题,你应该明了地回答人家,怎能不分青红皂白,都说一个‘佳’字。这难道符合人家请教你的本意吗?”

司马徽抬头望着妻子,微笑一下,点点头说:“像你这样讲,也是佳!”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一说是司马徽的侄子,过后曾在刘备手下担任军师中郎将,帮助刘备攻打四川,在围攻雒县时,不幸被流矢射中,死时才38岁。庞统少年时代性格内向,不太惹人注意。他16岁的时候,曾去看望司马徽。司马徽正在树上采摘桑叶,让庞统坐于树下,两人从白天到深夜议论了很长时间。司马徽很赏识庞统,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南郡(今湖北江陵以北一带地区)文人中的领头人。经司马徽的这一番赞赏,庞统的声誉便一天天高了起来。

后来司马徽移居颖川老家,庞统从南郡历经2000里行程前去探视。到了司马徽的住地,见他还是在树上采桑。这时庞统的见解和少年时代有些不同了,就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对司马徽说:“我听说大丈夫生活在世上,理应挂着黄金大印,佩着紫色的印带,怎能委屈自己的才能,在这里做养蚕妇人的事呢?”

司马徽听了,笑笑说:“你先请下车,我再回答你的问话。”等庞统下了车,他接着说:“你只知晓拣小路走能够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但不知道走小路容易迷路。过去尧时的伯成子告别诸侯,到野外去耕种,并不羡慕功名的荣耀;孔子的弟子原宪住在用桑树条圈成的门框的屋子里,不愿住高大的官家住宅。他们不稀罕住华丽的屋子、用肥大的马拉车、使唤几十名侍女。这就是古代的隐士许由、巢父心胸开阔之处,也是伯夷、叔齐足以骄傲的原因。

在我们这些人眼里,认为像吕不韦那样以奸诈手段获取官位的人,或者像刘景公那样拥有骏马的庸欲君主,都是不值得夸耀的。”

司马徽的一番话,深刻地教育了庞统,他意识到能够忍受住贫寒的生活,也是一个具有才干的人所应具备的品行。正是耐得清寒,也才能不为名利地位打动。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为人处世不能只是追求富贵功利,任何事情都要从正道上获取,只能拥有应该拥有的东西;否则,还不如安守朴素和贫寒,保持纯真的人格。庞统迅速领会到它的意旨,对司马徽称谢说:“我生活在中原的边陲地带,很少听到精妙的道理。今天如果不是叩响你这座洪钟,敲响你这面能发出雷声的大鼓,还真不知道天底下竟有如此激昂慷慨的音响哩!”

庞统也是智者,但也难免有一些糊涂认识,水镜先生的一席话,让他知道了忍贫安困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部分,不能小看这种磨炼。只有能忍耐住清贫,才能在以后发达的时候真正有所作为。

二、贵不骄贱不卑——贵贱之忍

《郁离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次随阳公子和郁离子议论富贵说:“住在9层的楼堂,有10亩大的庭院,位于中央就能够俯视市区。高门大户,亭台楼阁,飞梁画栋,窗格秀雅。左右高屋密集,光彩闪动,一派繁盛之景。车马直通殿堂,有鸣驺引导登上台阶,高高坐在华丽的垫子上,宛如神一般的尊贵无比。士卒列队,官吏成行,一个个都对你恭恭敬敬,连走步都有节奏顺序。你只要有一声咳嗽,都如同神在发号施令。处理案件,决断诉讼,一言九鼎。说一句话就能把侍者惊退,手指目及就能使被看的人退缩不前,站立不安。千人并立,踮脚仰望你的神色。你高兴时,大家都感到犹如春天温暖的阳光;你恼怒的时候,凛然如秋天的冰霜。可以说你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这是如何的尊贵,我想和先生一起去追求这样的富贵。”

郁离子听罢,微微一笑说:“我知道孔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富贵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倘若不是用道义去追求富贵,就不能处在这种富贵中,这种富贵又有何意义?我不愿意那样去做。”

富贵确实诱人,谁不想一生之中能够富甲天下,位尊人上呢?

古人的贵贱观是非常明了的。尤其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人的地位高低、贵贱有不同的层次。在没有开设科举制度之前,门阀、士族和平民则分得更清晰。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观念。对于贵贱,古人认为第一人有贵贱等级之分,那就是说人有爵位俸禄叫作贵,而爵位又分为五等。《孟子》里面说:“天子一等,公一等,侯一等,伯一等,子男也是一等。一共五等。”这里宣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认为那些能称王的人,天下都归附他,所以称谓虽然不一,名义其实一样。在五等爵位之中,王这一爵位最高。有天爵的人,应该权衡评判天下万物的轻重,因此古人说:“权出于天,这是很高贵的。”这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在人头脑中的积淀。

第二贵贱有区别,应该是由贵人做的事,由贵人占有的位置,被下等人占有了,就是凶灾之象。例如《易》中孚卦九爻说:“鸡登上了天,岂能长久?”《本义》中阐述说:“鸡本来不是登天的动物,却想登天,这违背了事物的本性。相信的是不该信的东西,却不知道变更它,当然要走向没落。地位极高却不知道事物是会变化的,即使一时好,也是凶兆。因此孔子又根据卦象判断说:“这种不知道变化的事,岂能长久不变!”《汉书》说:“地位超过能力,很少能够善终。”

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人的地位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还是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来看问题的,虽然有其片面的一面,但其中也确实存在着哲理。对此史书还记载了有一次西汉的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策问时的话:“干体力活,应该背东西的人却坐车,这将会导致外敌。坐车是君子的权利,背东西是小人的事情。是说下人占了君子的位置却做的是小人的事情,祸患一定要来临了。”不少古人都对地位、等级看得很重。

第三,古人也

从贵贱的变化中,看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杨雄《解嘲文》中说:“人有的时候,早上还大权在握,做卿相,傍晚就失去权利成了匹夫。”身居公卿高位的人,腰缠万贯,身穿紫衣,志得意满,气势极盛,等到祸来福去时,却坐牢流放,灾难随着来临。例如秦国的李斯,当他大权在握时,能假托诏书另立太子;到了坐牢将被处死时,却连牵着狗去追野兔都不能了。

又例如汉朝的周亚夫,富贵时皇帝坐车亲自询问,犯罪时却坐牢死去。到了宋朝蔡京,也是“得势时权力比皇帝还大,失势时被流放死在僻远的地方”。想想这些人,的确曾经拥有很高的权力,位贵于人,但是一旦危险降临,连平民百姓也不如。

贵与贱常两相对,也就是贵和贱常常是对立相随的,互相转化,没有定规。比如傅说由筑墙的人成为宰相,商鞅由宰相变为逃犯。所以《易》谦卦说:“鬼神危害盈满的而保佑不足的,人也是厌恶盈满的而喜欢谦恭的。”故此《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就像接近深渊,像踩在薄冰上。”用来劝戒掌握大权的皇公贵族,理应多警戒慎重,不要忘了这种警戒。

《劝忍百箴》中说:“人生贵贱,各有赋分;君子处之,遁世无闷。龙陷泥沙,花落粪溷;得时则达,失时则困。步陡甘受征羌席地之遇,宗悫岂较乡豪粗食之羞。买臣负薪而不耻,王猛鬻畚而无求。

苟充诎出陨获,数子奚望于公侯。噫,不可忍欤!”

这段话意思是说:人生的富贵贫贱,各有自己的根本;君子在这种境遇中,避世却不郁闷。龙会陷在泥沙,花可能落在粪坑;获得时机则能腾达,失去时机就会陷困顿这是常理。步陡自顾接受征羌给他站在地上席位这样的冷遇,宗悫哪会计较乡间豪绅给他粗粝食物吃的耻辱。朱买臣背着柴读书却不觉得羞愧,王猛卖畚箕为业,却不谋求名位。如要人在富贵时不蛮横,在贫贱时不颓丧,步陡、宗悫等人何当有艳慕公侯的心思呢?唉,怎么能不忍呢!

古人认识到有贵就有贱,这是相对而生的。人处于不发达的境地,自然就会被别人看轻,无论是谈话还是做事,都不会重视你。不仅如此,也许还会让你受尽欺辱。这里举了几个很好的例子,告知我们身处微卑之时,应该怎么做才是忍贱。别人漠视你,看不起你,你自己更自轻自贱。对于一时不公的时候,忍气吞声不去计量,不是自轻自贱,正是能够忍贱求生存、求发展的最好方式。

三国时的步骘,字子山,淮阴人。汉朝末年逃难到江东,孤身一个,十分穷困。他和广陵的卫旌年岁相同,两人很友好,都靠种瓜为生。当时会稽有个焦征羌,是县里的大族。步骘和卫旌在他的地盘上寄食,怕被欺辱,就一起抱着瓜去献给焦征羌,等了很久才被接见。焦征羌自己大吃美味佳肴,却在地上放了一张席子,让步骘、卫旌坐在窗子外,用小盘子吃饭,吃的也只是一些蔬菜而已。卫旌吃不下,步骘却饱饱地吃了一顿。卫旌对步骘说:

“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待遇?”步骘说:“我们贫困卑下,主人用贫贱来接待我们,是应该的,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后来步骘在吴国当官,当过中郎将,又被拜为丞相。当自己处在很低微地位的时候,步骘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不去过问、计较这些事情,是因为他胸有大志,有所作为。忍得一时气,才能煅炼培养自己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