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通祝文，是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为了表示一视同仁的天下共主身份，明太祖派遣道士徐师吴前往高丽祭祀山川时所作。《明实录》仅记其事，没有收入原文。需要说明的是，《高丽史》中记载的祝文，即所谓明太祖亲为的祝文，实际上是翰林之臣王祎所作，因此收入其文集中。
（十）手诏
手诏是皇帝诏令之一种，是帝王亲自所写的诏书。徐师曾云《御札》：“按字书：札，小简也。天子之札称御札，尊之也。古无此体，至宋而后有之。”然后，他接着说：“其文出于词臣之手，而体亦不同。大抵多用俪语，盖敕之变体也。”与宋代相比较，明代手诏与御札实已有很大区别，主要的不同就在于手诏是帝之亲笔诏敕，而这种手诏完全不同于宋代皇帝的手诏。关于宋代的御笔手诏，《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记载：“初，国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宁间，有内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盖大臣有阴从中而为之者。至京则又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日本学者德永洋介对宋代御笔手诏有专文研究，认为是明代内阁票拟制度的前身。然而，明初太祖手诏为其亲笔所写，绝不可能有如宋代徽宗时的情形出现。
明太祖采用手诏处理对外事务，取得简便、直接的效果。以下就是一例。
暹罗进贡事手诏
（原缺数字）暹罗进贡使者至京，礼已毕矣。所损船只，修理完（原缺数字），起程回还本国，使国王心悦。浙江布（政）司故意留难，作咨呈，有失怀柔远人之道。今差人前去取招，记罪一百。星夜发船起程。
（十一）谥诏
吴讷言《谥法》云：“《周礼》：大史，丧事考焉，小丧赐谥。疏云：小丧，卿大夫也。卿大夫谥，君亲制之，使大史往赐之。至遣至曰，小史往而读之……是则赐谥之制，实始于周焉……大抵谥者，所以表其实行，故必由君上所赐，善恶莫之能掩。然在学者，亦不可不知其说。”明代赐给外国国王谥号，也以颁诏的形式，下面即是一例。
赐高丽国王谥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天授命，宰土驭民者，非勤政无逸，曷以达天。尔高丽王王颛，生前怠政，务在逸勤，致使身遭凶，天命就沦。岁月云徂，早以当时为今之古语。忠臣思感，愤恨无为。呜呼！恃险居安而有此与，抑开诚心附人而致是与？呜呼！言险在德，非险可恃。言诚在尔，非诚必有所归。天道好还，未有不然者也。今年秋七月，尔陪臣某等，表辞恳切请谥尔，以昭列代。命嗣王抚育于黔黎。今者释彼臣非，允其所请，谥尔恭悯，以张人世，爵尔王封英灵于幽壤。呜呼！不昧而有知，则逢灾而御；灵听而必觉，遇惠而扞防，吉尔家邦。朕其尔诰，允听宜哉。
上文出自《明太祖御笔》，是原始资料。而在《高丽史》中，记载却是“赐谥制”，曰“制”，不曰“诏”。经查，与《明太祖御笔》的内容相同，应以御笔为准。此一记述给予我们启示，由此可印证上文所云赐高丽国王为“诰”而非“制”，出现文书类型的差异，应是出自《高丽史》修纂的缘故。文书类型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待遇，辨别文书类型意义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十二）口谕
以上述及《敕谕》，口谕是皇帝敕谕的一种，出于皇帝亲口，是口语传达的敕谕。其使用形式，往往是由臣下宣授皇帝的口头敕谕。明太祖出身布衣，迄今保留了一些生动的口语敕谕，也可称作白话诏令，这是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形成的，弥足珍贵。下面就是明太祖在对外事务中的口谕一例。
谕安南国王
你中书省文书里，传着我的言语，说往安南去。前者，我教他那里三年来朝一遍，所贡之物，惟是表意矣已。若事大之心永坚，何在物之盛。今年某使至，仍前远赉丰物来朝。安南国王何不遵朕至意。朕想莫不是彼中紊纪乱纲，更王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王荒昏于上，致令如斯，岂不天数也欤。朕又闻方今之王，亦族中人为之，或者可。吁，朕闻中国圣人有云：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今陈某夺位而为之，必畏天地而谨人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倘或慢天地而虐庶民人神，又非久长之道。又说与安南，傲限山隔海，远在一隅。天造地设，各天一方，以主生民。中国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无知者必征。如朕统天下，惟渊民安而已，无那强凌弱之举，众暴寡之为。道与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实录》里的这段口谕，已经不再是口语化的，而是成为中书省的官方正式文书了。由此，我们了解到由口谕到形成官方文书体的一个过程。因此，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这通口谕是诏令文书的原始形态，则更为珍贵。
三、结语
以上对于明代诏令的来源、名目和在外交方面的行用情形，作了举例说明，总共12类，是所见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中主要的文体，在文书的种类和格式上具有代表性，也可以说是明代诏令文书的荟萃。这些外交诏令的存世，使得我们考察明代诏令的内容形式及其变化轨迹有规律可循。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诸儒总论作文法》中，对于王言有一段精彩的概括，择要引述于下：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谓之“制”；丝纶之语，若日月制垂照者谓之“诏”；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行于下者谓之“令”；持而戒之者，“敕”也；登而崇之者，“册”也。
具体而言，探讨明代诏令文书的类型，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连续性
自秦汉以来，皇帝的御用文书泛称诏令，发展到明代，中国古代的各种诏令形式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尽管根据时代的演进，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明代诏令文书的传承性，或者说连续性是极为明显的。延续下来的各种形式，如玺书、诏、制、册、敕、谕、诰、谥、手诏、口谕、祝文、祭文等12种类别，可以说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在用语方面，诏令文书中往往引用儒家经典中的语句来阐发大政和申明意志，这种用法在明代与古代一脉相承。这与明朝的锐意复古有着紧密联系。
（二）变通性
自古以来的诏令文书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至明代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诏令的变化，首先就在于常用种类的变化。从所见外交诏令文书的行用情况来看，并不像文体专着中概括得那样简单，而是具有更多的变通。以上12种类别，不少是综合变通的结果。如唐代重大事情颁布用制，而在明代则较少用制，而诏与敕多了起来，并且综合性的诏敕发展起来，吸收了制的内容。综上所述，在明初外交诏令文书中，虽然各种文体都有所应用，但其中以诏书和敕谕的形式出现最多，这两种形式，显然是明代王言最为常用的文体。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明代诏令自明初开始，诏与敕形式的运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其中文体混合运用的情形多见，反映了明代诏书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已不那么严格划分，表明发展到明代以后，古代王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重要的是，虽然明初锐意复古，但是在诏令文书结构程式和书写格式上，直接承继于金元的简单化趋势，与中古以前的汉唐诏令文书渐行渐远。还有，明代一般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起首用语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是明太祖的首创。而明代诏书并非都是公布的，公开发布的诏书，有开读仪式，是正式颁布的；而诏书与敕谕结合而成诏谕，则往往只是传达到国王、使臣等专人，并不需要公布，虽也有开读仪式，但是与一般诏告天下的诏书有了重大区别。
（三）多样性
明代诏令文书的类型具有多样性，显示了明代诏令文书存在形态的多样性。不仅以文体形式来分类，从内容上分类，一类是通行类，另一类是专用类；从写作上分类，一类是皇帝亲撰，另一类是受皇帝之命、由翰林等官员撰写；从形式上分类，明代诏令文书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如上所述，册封诏、谥诏、诏谕、敕谕、封诰等，多有综合两种类型的复合之势；从用途上分类，一类是用于发布国家大政法令，另一类是处理日常事务，后者也可能在以后转化为法令法规，是制度化的结果。通过以上选取的实例可以看出，明朝开国伊始，广义的诏书是作为诏令文书的统称，而狭义的诏书这一类型，是在明代诏令文书中排列第一位的御用文书，不仅具有多种存在形式，而且有着极为广泛的功能与用途，形成了明代诏令文书的一个显着特点。出于集权的需要，明太祖异常勤政，加之制度草创期的时代特色，明洪武朝诏令文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明太祖亲撰的多，许多没有刻意润饰或润饰不多的诏令，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形态；更有白话俗语，也就是当时口语中习见语言的口谕，是直接的原始形态；而翰林等臣撰写的诏令文书则继承古代王言的传统写法。亲撰与臣撰，以及口语化的诏谕三者并存，共同构成了明初诏令文书的存在形态。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诏令文体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可以说由汉代至唐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到明代，吴讷和徐师增做了总结，但是他们是通论，具体到明朝初年发生的变化，需要认真考察和比对，好在唐宋两朝的诏令集现都存世，今后可以作比较。这涉及明代文体风格和发展的问题，在此不作过多叙述了。
重要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文体，明代外交诏令文书一般都不仅是礼节性的，而是凸显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史来说，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