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甫
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谓“美国的中国观”。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其本身有一个萌芽、发展与“定型”的历史序列。近年来，学界用“史”的视角和方法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梳理，如1999年，王立新先生发表《试论早期美国人的中国观》。在文中，作者把早期美国中国观分为三个逐渐演变的阶段：其中十七、十八世纪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美国的中国观是尊敬与钦羡；1785年中美贸易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为第二阶段，其时美国中国观为失望与遵从时期；而鸦片战争到1905年的中国观则为排斥与蔑视的第三阶段，从而对早期美国中国观的演变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然王文对于“早期”，即1848年前的中国观却着墨不多，论述亦略显虚弱，此亦为学界之共相。实际上，“早期”（1848年前）美国中国观对以后中国观的发展和演变关系甚大，“源”不清则“流”亦必不明。是故本文拟对早期美国中国观作一再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美国建国之初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正如美国学者泰勒·丹涅特所说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在地理概念上，美国人“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称它为东印度”，这里包括中国。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们对中国也知之甚少，“在他们生涯的后期才偶然碰到中国这个题目的，并发现它是新的未加研究过的问题”。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甚至长期相信中国人是白种人，直到785年一个记者才纠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观念。
建国前的美国同中国没有直接往来。由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文化渊源关系，欧洲对中国的一些认识影响着早期美国人的中国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两股思潮：重农主义与浪漫主义。
十八世纪，法国重农主义思潮兴起。重农主义主张在法国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并进一步发展经济。而重农主义的思想家是“将中国与埃及的启发作为当时通用的比喻，用来传达出18世纪开明政府的理想”的。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魁奈便声称他只是“系统的阐述了中国人的学说，这种学说值得被所有的国家当作一种范式”。他们美化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和农业经济，于是中国成了他们推崇的样板。
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受到法国重农主义的巨大影响。1786年，由富兰克林创办的美国哲学学会发刊卷的致意引言中有段话或许可以代表他对中国的认识，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幸运地将中国人的勤劳，他们的生活艺术和勤劳持家的优点介绍进来，那么，美国的人口会有一天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美国总统杰斐逊在一份杂志上也表示了对中国的钦慕，认为“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在一切有关生活便利方面是显着的，欧洲比较近代的几种艺术的源流，却已消失在蒙昧地时代之中”。
然而，较之于重农主义而言，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大。就本文探讨的主旨而言，浪漫主义对早期美国中国观的形成也更重要。
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兴起，浪漫主义的“一些作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偏离理性、中庸和秩序这些古典规则。他们喜欢怪诞、原始等能够唤起崇高美来对抗秀丽美的东西”。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工艺品、中国式建筑和有关中国的展出开始出现在美国，这一切扩大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表象化”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从这里起步。
浪漫主义的兴起与占支配地位的古典主义矛盾尖锐。在当时，发泄对古典主义单调乏味不满的一种方式便是引进奇特的中国商品和风俗习惯。一时间中国工艺品成了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喜好的收藏品。“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工艺品对美国产生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的影响”。据美国学者研究，当时进入美国的中国工艺品有瓷器、涂釉工艺品、油画、水彩画、纺织、刺绣、银器、木雕、镏金器物、阁楼匠工艺品、刺有国植物图案的中国丝绸刺绣、带有装饰图案的扇子、染成白色和红色的象牙做的象棋等，那些描绘在石头、贝壳、五金、牛角、象牙、镜子、粘土、木材、纸张上的中国人物、风景、植物、动物、历史和神话景观、“进入”了美国的家庭，这些工艺品成了早期美国人认识中国的一种渠道。
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排斥典型地表现在对于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取代，而洛可可艺术风格却“基本观念来源于中国人在园林设计方面的精思妙想。欧洲国家当时不惜重金建造园林，英国、法国和德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这些园林融会了不少欧洲人所信奉的中国法则。”那时，一些从中国归来的美国商人受洛可可建筑风格的感染，也建造了许多类似的建筑物。这类建筑物中最着名的有范罢览（vanBraama）的“中国退隐园”、顾新（JohnPerkinsCushing）的“贝尔蒙特”园林和费城的“菲尔马特园”。
范罢览的中国退隐园建于1796年宾夕发尼亚的科罗伊登。从外部看这个建筑物的顶部是中国宝塔式，四角还挂有风铃。室内全是中国情调的立体布置，墙壁周围装裱着展示中国风貌的糊墙纸，四周陈设着种类繁多的中国古玩、诗、画等艺术品。此外，这个建筑物在范罢览居住的时候还有从中国来的仆人。顾新的贝尔蒙特在马萨诸塞州的沃特顿，和范罢览的退隐园一样，里面也雇有中国仆人。但是和范罢览不同的是，顾新在他的园林中有一个栽培许多从中国运来的银杏等一些名贵中国植物园圃。每当国庆节（七月四日），顾新总是要在“贝尔蒙特”的附近燃放许多中国的烟花爆竹和展示一些中国特色的陈列品。费城的菲尔马特公园中类似于中国宝塔式的迷宫建筑物也是由一位去过中国的美国商人建造的，去过广州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这是广州文庙的仿制品。这个宝塔式建筑物里有许多神秘色彩的中国式的娱乐实施。无疑，这些建筑物也成了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途径。这些“中国式”建筑给那些光顾过的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当时去过范罢览中国退隐园的一位美国人回忆道：“范罢览先生居所里的家具、装饰和所有的一切都令你想到中国。当你被活生生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举止、建筑和艺术所包围时”，以至于“你不由得会想到你是处在中国。”
为了迎合当时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人们对异国情调喜好的口味，许多美国来华商人回国后在利润的驱使下举办了一些有关中国的“展览馆”。1839-1842年间，邓恩在费城举办中国展览馆，从他编写的《费城收藏中国文物详细目录》一书中看，展览有关中国的物品约有5000多件，涉及面很广，全面说明了中国人的风格、衣服、装束和生活。在展出中，为了展示中国服饰的特点，邓恩还特意展出了53个排列在红色灯笼下的人体模特。四十年代，约翰·彼得（JohnPeter）也在费城和波士顿举办过类似的展览。这些有关中国的展出满足了当时美国人对异国风情的猎奇口味，成了当时美国“各个阶层娱乐的源泉”。成千上万人前去观看过邓恩展出，以至于人们能从这些展出中体会到“走出新英格兰乏味的街道后进入了东方芬芳气息氛围的感受”，甚至“展出中坐着和站着的人体都成了真正的朋友”。
那些进入美国的工艺品、中国式建筑物和展出使美国人把中国和“浪漫、刺激、朦胧、美丽、距离、古怪、和危险合在一起的混合物”；而且美国人将“精妙和高雅二词，几乎总是固定不变地，与如此众多的博物馆收藏品中、遍布我们周围的中国艺术品相联系着……完美的雅致感觉则与精美的中国瓷器相联系，在中国主题出现于装饰和时装之处，相同的词语和评价就不断反复出现”。于是，一个浪漫、刺激、朦胧、美丽、距离、古怪、精妙、高雅和雅致的中国形象便形成了。
从上看来，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随着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式园林建筑进入美国，早期美国人通过来自中国的器物对中国有了一些间接了解。精妙高雅的中国工艺品、浪漫雅致的园林建筑风格以及精美的中国服饰成为中国形象的替代品而受到美国人的喜爱，而这一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某些方面。
二
1785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抵达中国，从而揭开了早期美中贸易的序幕。随着美中贸易的展开，美国商人在经商的同时，开始直接认识中国。在较长时期的在华生活期间从而形成了他们的中国观。
来华商人的中国观是早期美国中国观演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商人的中国观本身就是早期美国人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有的商人在回国后将在华见闻整理成书，如威廉·亨特williamHunter的《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伊拉斯莫·杜里特Erasmusdoolittle的《广州画像》以及山茂召SammuelShaw的日记等。商人们有关中国的报道还经常被当时美国的报纸杂志所引用，成了早期美国人了解认识中国的途径。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商人的中国观做一分析。
广州洋行商人作为来华商的直接贸易伙伴，给美商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行商的往来中，他们认为中国商人“聪明、精于财务而且遵守协定”；“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而且认为行商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如布赖恩特记录了在行商潘官家过节的经过，认为潘官“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被看作是真正的绅士”。在商贸活动中，有的商人同行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山茂召、布赖恩特和亨特等曾被行商邀请去家里作客；有的商人在回国后还和行商保持书信往来，行商在书信中还为他提供商业信息。
承袭着历史认识的惯性，来华美商仍保持着对中国的钦慕和敬佩之情，他们赞美中国的制度、文化以及科技发明。威廉·亨特的《旧中国杂记》可以说是这类认识较为集中的体现。
亨特认为，中国人实际是东方的中坚，东方世界的主人。中国人“至少在条约前的时代，是一个幸福而安分的民族，他们的勤劳、有节制和趣味简朴堪称楷模，就他们的资源而言，他们和别的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在通过严格的生存考试时，表现得既聪明又成功”。亨特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他说“在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城镇，以至最小的村庄，都有自己的学校”；他赞扬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在中国“学问的进阶不仅向所有的人开放（除了优伶、奴仆和他们的孩子），而且还有每年的考试鼓励人们读书上进”。
亨特赞誉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他指出，在欧洲的十四世纪，据说出了几个航海罗盘、火药和印刷的发明者，然而他们的发明年代远远落后于中国人，而且是在马可·波罗之后才发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亨特也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他认为孔子和孟子“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国家产生过这么两个人，其学说被从不间断地传授这样久远的年代，受到这样广泛的崇敬，他们的格言成了千千万万人的行动指南，至今毫不减色地对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发挥着影响”。
不过最令亨特称赞的是中国人对于宗教的宽容。亨特认为，“在宗教、或某种崇拜的体系、或某种对灵魂世界的信仰这一类事情上，再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宽容的了。无论一个人宣称自己信仰什么宗教，谁都不会因此受到迫害或遇到麻烦。佛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道教徒、孔门弟子和老子的信徒，都享有心安理得的信仰自由。这些信仰中的任何一种，只要不是强加于人的，不是崇尚武力的（宗教本身就该是这样），都不在禁止之列。至于基督教，无论是在罗马天主教名义下还是在新教的名义下，或是在新教分成的无数教派之一，只要不惹怒当局，教徒们都能够平静地过日子”。
亨特对于中国在东方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独尊地位等认识基本上客观公正。在近代西方科技迅猛发展的十九世纪，他能以理解的目光看待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也属难能可贵。但亨特的一些认识仍然带有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美化中国的影子。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对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推崇备至。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教会特权而美化中国的制度，甚至认为中国人已将道德知识推到极致。启蒙思想家对亨特的影响在他看待中国宗教信仰这一问题上尤为明显。亨特认为，在中国不论何种宗教，只要不是强加于人的信仰“都享有心安理得的信仰自由”，这一论断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在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亨特所说的那类信仰自由。历代帝王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中枢地位，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了历代统治者崇奉勿替的准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政府的推动下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社会每一阶层都必须“无选择”地接受儒家伦理规范。可以说，民众在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信仰上是没有亨特所说的那种“心安理得的自由”的。尽管中国传统社会确也存在像亨特所说的许多宗教派别，但这些宗教信仰派别也不是毫无禁忌，“不在禁止之列”。我们知道，皇权至上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最主要的特点。在这一体制下，无论何种派别的宗教信仰都必须在与皇权不相冲突的大前提下才能存在。历史上，为了加强皇权，政府随时可以取消甚至禁止某一宗教信仰，此类例证数不胜数，佛教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消长便可以便可看出皇权对教权的绝对控制权。至于传统社会中那些以推翻皇权为目的的民间信仰自来便遭历代政府的严厉禁绝，有时或许在王朝鼎革之际可以作为活动的武器而出现，可新的王朝一旦重新建立，曾被利用过的信仰最终也不免“异端邪说”的下场。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既存在着强加于人的信仰，更没有亨特所说的没有禁忌、“心安理得的信仰自由”。因此，在启蒙思想的流风余韵之下，亨特推崇的中国宗教宽容显然有失实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