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早期美国商人来华正赶上西方中心主义兴起之际。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物质文明大大发展，而且欧洲正在发生一场重要的思想变革，而进一步加强。在经济领域，对重商主义的种种限制引起强烈的反抗，倡导自由贸易欲放任主义原则的潮流不断高涨；在政治领域（最少在某些人中）对专制主义（不论是开明专制或是他种专制）反感日益加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欧洲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把他们和进步，和生气勃勃的运动，以及变化的可贵价值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一社会思潮也影响着早期来华商人对中国的观察认识，于是指斥、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军事、商业道德和社会习俗等成了商人们中国观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
认为中国的专制政府尔虞我诈且妄自尊大，是中国各种罪恶的源头。在早期来华商人的眼里，中国是个巨大的等级社会，政府“接收了伪君子和流氓”。在这里每一个官员欺压他的下级，最后导致了懦弱、贪污和腐化，如山茂召所说：“尽管中国的政府因为它的优越而拥有普遍的赞美，但它确实是世界上文明国家行列中罕见的专制政府。帝国内各行省所有的职位都是被授予的。行省官员在朝廷大员的支持下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利，这便导致了各种罪恶。在这个帝国内，上级官吏挤压下级，他又被上级所挤压，而他们又都受更上一级的挤压”。商人们也嘲笑中国假作的自大：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地球最重要的位置上，称为“中国”；中国皇帝宣称别的国家的君主都是他的仆从；还声称如果不给西方供给茶叶和大黄西方人就会生病。专制对于商人就像后来的传教士看见了异教徒，他们认为专制是各种不纯洁的源头。由于中国存在令他们憎恶的专制政府，所以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专制政府这条“黑色放荡的河流流出去污染了整个国家”；而中国人的各种卑劣也“是政府的特性和产物，而不是中国人的特性所致”。
法律原始、残酷。商人们认为中国法律基础是不言自明的原始、报复性的。这种法律分不清谋杀和过失杀人，甚至分不清突发性死亡。而中国刑罚“种类和独创性使得人们不相信出自自诩有着高度文明的一个国家之中，这些刑罚还不如那些最野蛮的国家”。中国人也只是在棍棒基础之上生活。总之，中国“只有一种法律，这种法律将被拥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所指责”。
商人不守诚信、缺乏商业道德，到处充满商业欺诈。尽管商人的记录中不乏对中国商人的友好评价，可是他们对于中国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也有记载。山茂召在日记中曾说“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商业阶层中，欺诈是他们的惯性，几乎无一例外”。有的商人在日记中记载中国商人在贸易活动中以次充好的商业欺诈行为，如在掉换商品的质量，在茶叶箱的下面垫着普通的树叶子来冒充茶叶。有的商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一些亲身经历，如广州的市场卖木治的火腿，外面涂着真正的油脂，以至于受害者最后回去准备做饭时才发现是假的；珍稀的花鸟通过画的羽毛和用钉子或是胶水贴上假做的花瓣，有时，突然来了一场雷雨，最后使得失望的卖主只能拿着最普通的麻雀和常见的枝干在雨中呆站着这种滑稽的场面。
社会道德堕落。虽然有关中国道德方面的大规模记录要等到传教士到来之后才展开，但商人们对此已经有所涉及。在社会道德方面，受到商人指责最多的便是中国人的赌博这一恶习的普遍存在，商人们对中国人赌博的记述几乎和谈到中国商人的欺诈行为一样多。他们认为赌博“这种不道德行为在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普遍存在”；“孩子做赌博游戏，大人为了购物而赌博”；“海外的中国人也是赌瘾很重的赌徒”。也有的商人提到中国存在丢弃女婴的不人道行为，认为“中国妇女有时把他们的孩子溺死，有三分之一的女婴被扔到河里被淹死”。
科技落后。有的商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只是一些实践经验，根本不知晓技术背后的基本原理，这便使得尽管中国古代曾发明了火药、罗盘、印刷术以及种牛痘的方法，但由于不明白科学原理，火药在中国从西方引入枪炮之前只是用来造鞭炮；中国的船员还是沿着海岸的航行者，因为他们害怕在远洋航海中迷失方向；“中国人多年来使用种牛痘的办法是用棉花塞住鼻子，认为如果活下来便是有福星在保护，而且感到从此以后便欠了医生好多债”。由此他们进而认为，既然中国人不知道这些发明后面的基本原理，那么这些就是偶然的巧合而不算是发明。所以他们甚至怀疑种牛痘的方法不是中国原创而是来自西方的意大利，中国人乱说日期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也有的商人认为中国的工艺技术没有丝毫原创性，有的商人认为中国的工艺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山茂召就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中国工匠不会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制造图标的故事。
军事装备滞后是商人们描述中国军队的一个主要特点。在商人们记述中，中国军队中士兵穿着裙子、拿着扇子，战斗中只是拿着铜锣吓唬敌人；而指挥官“帽子上插着孔雀羽毛，头上还有一个巨大的丝绸阳伞，抽着烟坐在竹轿子里面”。他们嘲笑中国陈旧的武器，如战舰上配置的那种不能移动的加农炮；那时候望远镜已经被安置在船头以便于航海和观察敌情，但中国的官兵却把这个大饮水桶式的东西当成“巨大的战斗机器”；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几乎每只中国战舰桁端都画着龙吞月亮，预示着雷鸣和闪电的这一“常胜”标志。懦弱、缺乏勇敢是中国士兵的特色。如有的商人记述他们看见的中国兵士的样子都是“讨厌、病怏怏、痛苦而且可怜兮兮”，他们对人的“恐吓没有任何价值，人们完全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在有的商人的眼里，甚至长城也成了懦弱的象征，是“懦弱、迎接进攻一类的工事，因为它表明了恐惧”。
嘲笑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商人的记录里充满了许多有关中国人“稀奇古怪”生活习俗的描述。在饮食方面，他们奇怪中国人用犀牛角作药、吃饭时先吃甜食后喝汤以及用鸟窝（可能指燕窝）煮汤这类习俗。更令他们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竟然喜欢吃狗、猫和老鼠。许多商人为了证明中国人的这一饮食习惯说亲眼所见广州的肉铺里专门有这些食品在出售，而且在中国“一只公老鼠和猫卖一样的价格”。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古怪的中国饮食习惯能够如此深刻地刺激着美国人的大脑了，以至于当他们指陈这一事实时，笔下充满了对中国人地鄙夷与贱视。中国人的服饰也成了商人们取笑的对象。有的商人在记载中说：“美国人见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嘲笑他们。按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服饰是那样的滑稽。见到官员，他们的一系列举止会引起你的嘲笑。他的裤子像两个装肉的袋子，鞋子很大，脚趾无法靠近，帽子很夸张，头皮剃得精光，但是却留了一簇像马尾巴一样的头发”；而且中国的女人穿短裤而男人却穿短褂。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比如：在悼念的时候喜欢穿白色衣服、人还活着的时候就买了棺材、见了朋友双手抱拳问好诸如此类的习俗都被商人们视作落后的表现而嘲笑。
显而易见，来华美商亲见亲闻所作的记录正在强烈地影响并改变着美国人原有的那种对中国文化所持有的尊重与赞美，尤其是在变化就是进步这种价值观念指引下，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评价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许多商人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对所有的进步都充满了恶意。如果世界像中国这样，那我们现在还穿着无花果树叶”。印行于1834年的一本商业指南也认为，中国的旧习惯是他们每一个缺陷的缘由。
从上看来，早期美国来华商人的眼里，与钦慕敬佩这一中国形象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灰色”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定型”与早期美商在华贸易活动直接关联。
商人对于中国专制制度的指责与他们在华贸易受阻有关。早期商人来华的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明清以来的“海禁”还没有解除。在这种口岸制度下，商人的贸易活动范围以及商品的种类都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当时广州洋行主要由地方政府管辖，而管理洋行的官吏正如赖德烈指出的“是爱钱的，而且凡是允许进行贸易的地方，他们便利欲熏心竭力向外商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商人的盘剥极其普遍。因此，为了使得贸易顺利进行，许多来华商人不得不通过行贿的方式来取得贸易的畅通。由于贸易活动的受制，所以，受自由贸易主义思想影响的商人便自然把商贸活动的不畅归因于中国制度，于是中国政府的专制制度便成了他们指责的对象。
从1785到1840年的早期中美贸易中，贸易平衡是商人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当时，美国在中国市场购买货物必须使用硬通货，这使得美国的商船必须要到世界各地去寻找中国市场上需要的可以替代硬通货的物品。于是，从阿留申群岛到北冰洋，美国商人需要寻找中国人所需的海狸和水獭皮革或者是通过外出航海在几个港口换取合适的物品。为了平衡贸易，商人们还要从事许多非常离奇的事情，比如砍伐中国寺庙里所需燃烧的檀香的原料——檀木、寻找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香料等，然后设法通过在大海上荒凉的环礁中缓慢航行最后才能到达货物的目的地广州。这一运送檀木和香料的过程不仅包括途中不期而至的台风、满怀恶意的岛上居民和珊瑚虫传染病这些风险，而且如果砍伐的檀木香味和香料不符合广州人的厨房口味以及中国寺庙的香火味道的水准，就必须得很快倒掉，以免这些毫无价值的货物被征税。这种艰难的商业过程使美商们把自己的抱怨落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上。
当时西方和中国政府的摩擦也使美商对中国的法律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特兰诺瓦”事件。1821年，一位美国意大利籍船员特兰诺瓦用一个盛水果的陶瓷罐子砸死了正在珠江上叫卖的一个渔妇而受到广州地方政府的指控。起先，美国人拒绝交出特兰诺瓦，后在洋行商人的调停下把审讯特兰诺瓦安排在“艾米莉”号上。令美国商人不满的是，在具体的审讯过程中，广州县令不经查询便确定这位意大利水手有罪。他不许特兰诺瓦申辩，并且拒绝考虑对罪犯有利的证据。最后特兰诺瓦被中国政府判决处死。这一事件也成了商人们批评中国法律的主要由来。
来华商人贸易不畅、为了平衡贸易所付出的艰辛以及中西方司法程序方面的一些差异导致了美商对中国的负面认识，这种认识不免带有情绪化的色彩。然而，无论这一形象在今天看来多么可怕和不尽如人意，但总归是商人们直接观察的结果，而且其中许多方面切中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商人们有关当时中国科技、军事落后的观察认识基本上是客观如实的。但是，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中有很多方面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他们以西方近代的政体作为评判政府优劣的标准，这便使得他们不能对中国的政体有一全面合理的认识。
商人们观察到的中国生活习俗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不同类型的文明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生活风俗习惯，从根本上说，这并不存在高下之分。时至今日，有谁能说吃饭先吃甜食后喝汤比先喝汤后吃甜食好呢？吃猫和狗肉也并非什么不登大雅之举。被商人们嘲笑的中国妇女穿短裤这一习俗今天实际在西方已普遍通行。而商人们对这些习俗的嘲弄也正是用西方的生活习俗作为评判标准所致。
至于商人们对中国商业欺诈行为的批评、对中国社会道德的指责实属以点代面之举。商业欺诈行为并不是中国所特有，这一行为对于美国商人自己来说恐怕也不是例外。美商独不言中国人当时已经开始吸食鸦片的恶习，因为当时美商中不乏鸦片贩子。这一非人道的商业行为不仅仅是不道德行为，而是严重的商业犯罪。
要之，随着早期美中贸易的展开美国商人的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由原来的间接认识走向直接认识。从认识的视域来看，商人们在对直接观察中国的基础上，他们的认识扩展到社会习俗、政治制度、和文化道德等层面。美商们“眼见为实”，他们的所见所闻使其的中国观由原先的一味崇拜和赞美朝着褒贬互现且“贬”逐渐地多于“褒”的方向演变。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为后来的美国中国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并成为美国中国观发展的一般趋势。
与美中之间的“民间贸易”同时存在的还有美中之间的“官方贸易”。就本文的论旨来看，后者的重要性更要超过前者。因为参与“官方贸易”的美国人位高权重，出自于他们手笔对中国的描述分量当然更重，对美国中国观的影响也就更大。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美国家曾有过几次来华使团：1792-1795年马嘎尔尼勋爵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派遣率领使团来华。使团的主要目的是想进一步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同中国的商贸往来。马氏于1793年到达北京，尽管乾隆帝接见了马嘎尔尼大使，但有关商业方面的谈判最终未果；踵继马嘎尔尼之后，1815年阿美尔士德勋爵率领使团再次来华，此次来华的目的还是想完成马氏未竟之业，结果由于觐见礼节的矛盾，阿美尔士德在没有见到清帝时便被逐出北京。当时，美国也曾派出使团，但主要目的不是针对中国。1832年，杰克逊总统派遣新汉姆什尔船长、商人伊德蒙德·罗伯特EdmundRobert出使泰国及东南亚一些小国。罗伯特在出使过程中曾来到中国，并在广州和澳门一带居住。虽然这些来华使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美国的中国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