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使团成员在回国后出于不同的目的，把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整理成书出版。大致说来，此类外交官的中国游记先后成书出版的约有十一种之多，其中马嘎尔尼使团成员的三种：安德森AeneasAnderson的《英使来华纪实》ANarrativeoftheBritishEmbassytoChinain17921793and1794、斯当东GeogeStauton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和巴罗JohnBarrow的《中国行记》Travelsinchina；属于阿美尔士德使团游记有该次使团副使埃里斯HenryEllis的《近期英使来华日志》JournaloftheProceedingsofLateEnglishEmbassytochina、艾比尔的《中国内地游历纪实》、德庇时JhonF．Davies《中国人》TheChinese和里昂德的MLeod《乘坐英王“阿里克斯”号在中国沿海航行纪实》NarrativeofaVoyage，inHisMahestysLateShiptotheYellowSeaAlongthecoastofCorea，andthroughItsNumerousHithertoUndiscoveredislsndstotheIslandofLewcheW等四种；美国使节留下的书籍包括埃德蒙德·罗伯特《出使东方宫廷纪实》EmbassytotheEasterncourt和罗金斯博格w．S．w．Ruschenberger的《环球航海记》AvoyageRoundtheworld两种。此外，范罢览的《北京之行》也在美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尽管这类书籍中有很多是英国人所作，但由于英国和美国历史上的渊源关系，这些书籍一经出版便在美国再版或重印。在美国，1850年前，几乎每篇报道中国的文章都征引上述着作中关于中国的材料；整个十九世纪，这些书籍都被推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文献。如巴罗的《中国行记》在出版58年之后，一位美国人还认为该书是“清除对中国偏见，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的一本最重要的着作”。德庇时的着作也和斯当东、巴罗的着作一样影响了美国的杂志，而且在大西洋两岸印了十多次，对早期美国中国观产生过很大影响。因此，考察早期美国中国观也有必要对此类着作中的中国认识作一分析。
在这些外交官的着作中，我们仍然能看出十六世纪兴起于欧洲“中国热”的余波。如马嘎尔尼大使认为中国有一种“欧洲人所无法企及的平静的庄严”；而且“中国还是巨大而且气象宏伟的”。阿美尔士德来华使团的随团医生艾比尔认为中国在西方已被严重歪曲了。他认为西方有关中国的恶习只是记者观念中的产物。他否认中国有杀害婴儿的习俗。在他的着作中，对于中国通过中央集权制的形式控制了很多地区、中国运河和道路的效率表示钦佩。总之，艾比尔中国古代的态度接近于一种时不时的敬重。但集中表现这类钦羡赞誉的却要数马嘎尔尼使团成员安德森的《英使来华纪实》。
十八世纪许多批评中国的西方人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剥去耶稣会士加给中国的那种病态辉煌，到十八世纪末这已经是很流行的策略。但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安德森却不是这类批评者。相反，安德森的目的就是为了驳斥当时流行的对中国的批评，逐一讨论那些流行的有关中国的偏见并最后击破它们。
针对当时西方流行的对中国专制政府的这类批判，安德森在书中不仅否认中国是个令人畏惧的专制政府，而且认为帝国的政府是一个好政府的样板，并指出如果向中国学习，英国政府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并且可以使很多难以管理的阶层得到控制。当时，由于一些游历报道，西方人认为中国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为了驳斥这一观点，安德森在书中根本否认中国妇女有“缠足”的习俗，而且中国妇女并没有被忌妒心很强的丈夫关押在家里，很多男士还允许妇女和别人交流。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中国人狡诈欺骗成性这类说法，安德森也一一予以回应。如他在书中写道广州时说，那里“街道干净整洁，人民健康高雅”，中国人脸上很少有人们提到的那种麻子。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都真诚可信。只有广州是个例外，因为那里外国人多，西方人的恶习感染了当地的中国人。
在驳斥当时西方流行的对中国的攻击的同时，安德森的书中也提及中国的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成就，并表示出极大的钦佩。
安德森认为，中国的运河和道路证明中国和西方的科技一样先进。中国官员之所以不重视马嘎尔尼使团从英国带来的那些机器和光学仪器等礼品说明中国在这些领域不需要向西方学习。在安德森看来，那些把这种拒绝归结为这是中国人无知和固执的表现的论断是典型的偏见。他认为，中国只有造船方面比西方逊色，但这也是由于中国人对传统习惯的偏爱，并不是由于对技术的无知。特别令安德森不能忘怀的是中国医生为使团中的一位成员看病所表现出的高明的医术。
在书中，安德森高度赞扬了中国兵士的军事技能。尽管他不止一次批评中国军队仍然使用戟、长矛、长矛、马刀和火绳枪那些过时的武器，但是认为“总之，（中国方阵）列队中的每一位兵士的服装和武器都非常杰出，我（安德森）从来也没有看过比这还好的军事方阵”。安德森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的中国兵士竟然能够双手从背后抽出宝剑来。
像安德森这类对于中国钦佩的评价在当时欧洲中心主义兴起的时期已属凤毛麟角。尽管他的目的是想纠正人们对中国的误解，而且承继了十六世纪时期以来欧洲“中国热”对中国的赞美。但是，越来越多的报道证明那种在钦羡和敬慕眼光下所美化的中国并不真实。因为任何不真实的描述最后的说服力都是有限的，安德森对中国的美化也不例外。
在西方中心主义逐渐盛行之际，有的外交官能用“文化多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范罢览在书中经常告诉读者：对于中国的判断不能按欧洲人的兴趣和标准来评判，因为中国人有自己一套标准和趣味。在书中，当范罢览发现中国皇室内部有政治腐化和堕落的表现时感到非常震惊，但是这位荷兰使节马上又表现出冷静，他说道：“世界上哪有没有腐败的地方啊。”当他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中国军事的落后、妇女所受的令人刺激的侮辱以及那里许多古怪的风俗习惯后，总结道：“我根据这些习俗的另一面来判断，中国人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得很愉快。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更需要的呢？为什么他们要去发明很多东西呢。”罗金斯博格对中国的看法可以说是从多角度而且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比如，当他看到中国人不禁忌吃猫和狗时说：“如果用厨艺作为评判一个国家文明标准的话，我选中国人为最文明的人。”
但是，同商人们一样，这些外交官也受到当时逐渐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在他们有关中国的着作中，对于中国的曲解、蔑视和贬低已经俯拾皆是。与商人不同的是，外交官描述中国的重点在于政治、制度、国民特性以及文化方面，而且比商人更注意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总结。
在来华外交官中，马嘎尔尼来华使团的总管约翰·巴罗的《中国行记》一书对西方中国观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该书是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对中国负面认识的奠基作。尽管巴罗声称他的目的是“力争获取一个真实中国的图像，既不掩饰中国的放荡也不夸大他的优势”，从中“能够使读者自己去判断”中国文明的特质。但是他实际上发展了十八世纪下半期以来普遍认为中国具有“既存的专制政权、异教徒论和不自然这些观念”，而且尤为关注中国的政治和制度。书中，巴罗在自己来华印象的基础上对中国制度以及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巴罗认为，中国由一个暴虐、压迫和不公正的政府所统治，这种统治煽动了惧怕、欺骗和不服从的情绪。残酷的法律抹杀了人类天生的任何尊严之思。极度的贫穷和无望的困苦，频繁遭受可怕的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悲惨景象及可怕灾难，这些导致杀婴弃婴现象十分普遍。中国人肮脏、几乎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他们是狡猾的骗子和窃贼，他们的普遍性是骄傲与自私、假正经与真轻佻、彬彬有礼与粗鲁野蛮的真正混合物。他特意提到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也许是为了显得比较公平，也说明自己所谴责的并非中国人的天性与品质，而是统治体系，包括满洲人也一点也不改进古老而又停滞的政治结构的形式和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