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阿美尔士德来华使团副使节埃里斯的来华日记中也充斥着对中国的批评。埃里斯的书曾多次征引巴罗的着作，虽然他没有用过多尖刻的话语来评价中国，但对中国总的认识是比较低的。他对中国的指责和巴罗相比没有太多新意，比如也提到中国官员的虚伪和无知、中国人喜欢说谎、不讲卫生、欺骗而且残忍；中国的科技和医学都处在原始阶段；顽固的坚持原来的传统。但埃里斯的描述中有一个是新的，即认为中国兵士配备的弓箭还没有欧洲中世纪的好。中国弓箭弓的弧度比较浅，箭簇还是用皮革包的那种，这说明中国人还没学会打磨他们的箭头。
同巴罗一样，埃里斯严厉批评了中国的专制主义政府。实际上，对于中国专制政体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外交官批评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虽然有的外交官如马嘎尔尼、斯当东、范罢览和艾比尔羡慕北京政府严格控制中国各地的办法，但埃里斯对于这类评价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已经走到了极端，中国只能任凭专制主义摆布。中国政府的官吏也非常粗野，不能为文明社会的人所接受。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埃里斯对广州的评价恰好与前面提到安德森的相反。埃里斯在书中说道，他曾去过中国的内地，但他觉得广州比中国的其它地区文明，这或许是由于该地区同西方人接触较多的缘故。
1832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派出的特使罗伯特的着述中也谈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从自己在广州的经历出发，对于那种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有利于秩序和安定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书中，罗伯特说，“在广州及其近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关谋杀、暴动、抢劫、诈骗、残杀婴儿和自杀这一类的公告。这些兽性、野蛮的行为是世界别处难以看到或听到的”。
在有关中国社会道德方面，罗伯特的批评已和后来新教传教士的观点比较接近。当他在中国发现偶像崇拜时候，他不仅感到震惊而且对其嘲弄。他强烈反驳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在有些方面和基督教相接近的说法，认为“中国人的世界里就根本没有上帝，他们疏远了神圣的生活，崇拜自己手里的事物，从而使人类的理性备受羞辱”。中国人的特性是“罪恶的堕落”、他们具有非人性的残酷而且还吸毒上瘾。
虽然罗金斯博格的书对于中国的认识没有太多的新意，但他的这段话倒是可以总结来华美国外交官对中国认识的负面：
他们（中国人）是那种残害自己亲生婴儿的人。一个罪恶屡见不鲜的国度……在那里，商人欺诈他们的同胞也欺骗外国人；他们的语言知识非常缺乏科学性；他们的文字和语言也只是停留在原始阶段还不是为了生活的目的；那里生活的人们没有道德准则而且很不诚实，因为正义被暗地里的行贿所遮蔽；备受他们推崇的孔子的思想并不值得细读，他的作品只是体现他生活的那个混乱的时代；整个国家从皇帝到胥吏都生活在互相吞噬的人际关系链中。
综上，在外交官的笔下，专制、黑暗、道德堕落、虚伪、欺诈，诸如此类的负面特性者B已经成了中国的特性，毫无疑问，在外交官的眼中，中国已是一个十足落后的民族。但是，外交官对于中国的认识还没有就此止息。有的外交官在描述中国种种落后、愚昧表现的同时，还要追溯这些落后表现的根源。在探寻这一原因时，种族主义的萌芽便初步显现出来。
种族主义认为“非欧洲族群在社会、文化和道德上公认的劣等根源，可以在自然和生物的层次上以及可被科学验证的人类种族分野之中找到”。完整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理论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一度产生过影响。
和后来的种族主义相比，巴罗和其后的里昂德虽然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种族特性，但还没有像后来的种族主义者那样有一套貌似科学的方法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分析中国时，巴罗的前提是首先假设中国是落后的、中国人是与欧洲的“文明人”完全不同的一个族群。而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主要在于中国与欧洲的自然体质差异。但巴罗并不是通过直接展示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来说明这一差异。在书中，巴罗为了论证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都属于原始部族语言思维特征时，把中国人同当时已被欧洲普遍认为的原始族群——南非的霍屯人作比较（这里，巴罗的思想中已预设霍屯这一非欧族群和欧洲人在体制特征上有差异），从而证明中国人和霍屯人有相似之处。为了证明这两种人在声音、发音方式以及思维习惯有相同的地方（所谓相同，即二者都属于原始族群），巴罗提供了很多看似精确的图片。正如他在书中所说：“霍屯人在获取和组合思想的时候不及中国人，他们的模仿能力都一样很高，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训练的差别”；“一个在南非伺候过我的霍屯人和在广州服伺我的中国人二者在外貌、体态、举止和发音的方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有时喊前者不注意就用后者的名字”。
在里昂德有关中国的着作中也可以看出其种族主义迹象。当时，欧洲人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人是崇尚古董的原始人，因不愿改变习惯和顽固坚持旧传统而致；另一种人把中国人那种“令人可憎的卑劣、无赖、盲目的自大和其它恶习”归因于中国的专制政府，这一观点认为通过改变政府，中国人将会成为“受人欢迎的、文明的、勤劳和诚实的人民”。里昂德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他认为即使中国政府能够改变，但“在这群人（中国人）中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因为这里的人是世上最邪恶的人类”。在这里，他认为“特性”是中国落后的深层次根源，而政府的弊端是由于中国人天然的缺陷所致。
上述英美使团来华之际，西方和中国还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不过部分外交官已经由对中华民族的贱视、厌恶而流露出武力征服中国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不久将爆发的鸦片战争的必然性。
1816年，阿美尔士德使团成员里昂德乘使团护航舰“阿里克斯”号从朝鲜沿台湾抵达广州。根据当时的口岸体制，广州码头不允许“阿里克斯”号抛锚。于是，“阿里克斯”号便向中方舰队开火。双方接火后，“阿里克斯”号击沉几艘中国战船，并射杀几名中国军人。据里昂德记述，双方停火后，中国官员马上热情洋溢地向英方致歉，并允许该舰停靠。鉴于这一经历，里昂德便认为，对付中国人的唯一办法便是使用武力。在里昂德看来，“不成熟的方法有时不能使用，但对于野蛮民族却很管用。因为这种手段易于克制恐惧而且能够获得勇气”。他引用安森BaronGeorgeAnson所说的“克制和误用慈悲这种巨大文明的力量使得这些野蛮人不仅把所有的欧洲人看成野蛮人而且也像野蛮人那样对待他们”，指出在和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使用武力的必要性。
同属阿美尔士德使团成员的德庇时也和里昂德一样有类似的观点。德庇时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自负和傲慢，他引用巴罗有关中国的论述后总结道：“巴罗先生最了解中国，因为他对中国的研究比较透彻”；“巴罗观察到（中国是）一个顺从的、被动接收宫廷命令以此来增加他们自大的民族。中国人在对自己重要性的认识中存在很多非常荒诞的观念”。在德庇时看来，要制服中国人这种自大的特性，他通过援引安森在华的一些经历后指出，只有加农炮弹和拳头才能打倒中国人的自信。同样认为在对待中国人的问题上只有武力才能生效。
鸦片战争前，英美外交官对中国的批评以中国的专制政体为主，次第及于中国的制度、文化以及社会习俗。为了论证中国文明的落后，一些外交官妄图从人种差异来寻找原因。而面对中西间文化、制度差异所造成的一些矛盾，他们甚至宣称武力征服为最好的解决手段。可以看出，其中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种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倾向何其浓厚。有的外交官从种族差异来论证文化差异，进而欲凸现某一种族优越的这一类谬论今天早为人所不齿。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尽管种族主义也曾一度甚嚣尘上，但在科学发展和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此类“伪科学”最终被抛入了历史垃圾堆。倒是某些外交官所言及的武力征服的一套强盗逻辑在不久以后得以实现而且武力一直伴随着近代中西关系发展。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整个人类文明造成的罪恶罄竹难书，在人类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此类言论倒是可以作为热爱和平的反面教材。
综上所述，近代兴起于欧洲的“中国热”中那类赞美钦羡中国的言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美外交官有关中国的记述中仍有余波。但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下，对中国蔑视、拒斥、贬低的言论已屡见不鲜。西方对中国认识的经验积累与这一时期中国观的转变固然不无关系，但西方中心主义在形塑中国观的过程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小结
鸦片战争之前，随着美中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间接认识走向直接观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从文明、有序、发达、浪漫、刺激、朦胧、美丽、距离、古怪、精妙、高雅和雅致等正面性评价向专制、暴虐、欺诈成性、科技军事滞后、社会道德堕落、生活习俗稀奇古怪等负面性评价占主导地位的转化。这一观念的转变，其间浸透着美国人欧美中心观的影响和美国人的偏见。然而，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的中国观毕竟存在过，并对其后的美国人看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的中国观至今仍然充斥着“傲慢与偏见”。追根溯源，这都是历史延续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厘清早期美国中国观便有了十分“当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