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当我们想观察自己的容貌和体型时，常会很自然地站到镜子前去。以旁人的眼光来审视镜子里倒映出的自己，时而会惊奇发现自己从未留意到的一些侧面。人之习性如此，常常留意周围的目光，以此为鉴，端正仪容，修饰边幅。
当人们被迫当机立断，或是描绘未来蓝图之时，往往会回首往事。也就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并以此作为思考和判断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如同一面明镜，中日两国多以“鉴”或“镜”命名历史书，原因就在这里。
在世界各民族中，日本被视为最在意自己的仪态，最留心国际社会眼光的民族。因此，无论是日本人为了更为正确地认识自身，还是我们为了构建国际化进程中丰富多姿的日本人形象，留存于中国的文字史料和画像资料的日本人像，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上乘，称得上是最闪亮的一面明镜了。
一、最古老的倭人像
倘若巨细无遗地稽考庞大的中国史料，很有可能沉溺于文字海洋而不能自拔；但若限定于图像资料的话，事情就要简单多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倭人画像资料，便是《梁职贡图》。
如今考古学界被一个“古”字所累，趋之如鹜，你追我赶，以致某些不肖之徒，趁机弄虚作假。最近刚刚爆出捏造60万年前“最古老”石器的丑闻，日本人审视“古老”的眼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间都严厉。在这种世风背景下，今天本应避开“最古老”这个词才是，但这幅《梁职贡图》中所描绘的日本人像，无疑算得上是现存最古的日本人肖像画。此画虽属11世纪后半的摹本，但所据原本作于6世纪前半，距今约有1500年之遥。
说起6世纪，日本列岛尚处于以巨大古坟为标志的大和时代，恰巧与“倭五王”频繁向中国南朝（即《日本书纪》中出现的“吴”）派遣使节相重合的时代。那时，后为梁元帝的太子萧绎时任荆州刺史（526-539），传云亲自挥毫画了这幅《梁职贡图》，描绘前来梁朝进贡的35个国家使节的形象。如今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是北宋熙和十年（1077年）的临摹本，只留下了倭国、百济等13国使节。
在这幅画卷中，倭国人与百济人绘法不同，形象迥异，想不到这些差异1500年之后，还能在学术界成为话题。日本历史学家上田正昭对两者进行了比较，颇带感叹地陈述道：
百济使头戴顶冠，身着礼服，足履布靴。与之相对，倭国使以布罩头，以宽布为上衣，腰间缠布，手背套加腿绑带，赤脚合掌而立。甚至脖子上也缠着环状的布，这样的姿态风貌实在不怎么美观。
大约40年前，上田正昭尚是血气方刚的中青年，他以装束华丽的百济使为镜，映射出倭国使的陋态——只用布层层叠叠裹身，犹如简陋针线缝补的布偶，心里必不是滋味；并且以古代的倭国使为镜，来反观当今的自我，情感起伏可以想象。如果光是如此也无大碍，但问题是这种观点及情感，有时会左右研究者的立场。
上田正昭大概在复杂的情绪下，做出如下推断：《梁职贡图》所绘倭人的装束，比古坟时代的值轮人偶还要粗陋，很可能依据更早的弥生时代——即《魏志》（倭人传）里所描述的倭人形象，凭想象绘制而成的。因此，6世纪的倭人应该更加进化，文明程度更高才是。
然而，如果仔细观赏品味的话，不能不惊叹这是一幅极富动感的写实作品，人物神态栩栩如生，衣物景状惟妙惟肖。即便画手萧绎是帝王之胄，我也不认为6世纪的帝王将相具有如此惊人的想象力，仅凭《魏志》（倭人传）里寥寥几句的文字描述，就能绘制出如此精美逼真的倭人肖像。虽然有关此画尚隐藏许多不解之谜，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是，事过1500年之后，依然有些日本学者对祖先的形象不能释怀。
想到这里，我就不多纠缠这幅令某些人觉得难堪的《梁职贡图》，让我们一起来鉴赏日本人会觉得脸上有光的遣唐使肖像吧。
二、藤原清河（第十二次遣唐大使）
世间流传的所谓“职贡图”，均拥有完整主题和成熟构图，表现特定的对象和政治理念。因此，它们既是写实作品，又是艺术成品；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像《梁职贡图》那样，让35个国家的使节在画家眼前列成一大排，由画家慢慢描绘是不太可能的。故此，可以想象画家在创作职贡图时，充分利用平时积累起来的图像素材作为参考，把各种场合、各个时期的外交活动浓缩于长卷之中。正如历朝史官编撰正史时，尽可能参考实录、起居注和公文书等原始资料一样。
在中国，自古以来有这样一种风俗：把外国使节画成肖像，为的是颂扬天子的威德，恩泽四方，普施天下。特别是对于威风堂堂、礼仪得体的外国使节，会把他的肖像画收集保存起来，此后作为职贡图的创作素材来使用。
唐朝在兵部设置了“职方”一职，以执掌这项工作。具体而言，凡蕃客到鸿胪馆后，有司便讯问他们国家的山川、风土、人情，作图上奏，呈给职方。如果是来自风俗奇特国度的入朝者，唐朝画师会绘下其的容貌和衣服，以广朝廷见闻。
那么，在日本的遣唐使之中，是否存在有此经历的使臣呢？回答是肯定的，有位遣唐使官员，其容貌确实被唐朝描绘了下来，他就是8世纪中叶（752年）入唐，邀请鉴真赴日，活跃在遣唐使这部历史剧中的第十二次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
跟随鉴真东渡日本的思讬和尚，赴日后写下被誉为日本最古僧传的《延历僧录》。据此书记载，玄宗皇帝感叹“彼国有贤主君，观其使臣，趁揖有异”，即认为日本有贤君掌权，入唐大使仪表非凡，因而赐予日本国“有义礼仪君子国”美誉，还下令有司“摸取有义礼仪君子使臣大使、副使影于蕃蔵中、以记送遣”。也就是说，唐朝命宫廷画家摹绘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和吉备真备等三人的肖像，详细记录遣使的时间、经过和原委，交付蕃藏保管收藏。
“蕃藏”一词在其他的文献中难觅踪影，其确切含义及词源由来均不甚明了。日本遣唐使研究大家增村宏教授释义为“诸民族资料馆”，属于一家之言。笔者以为，比起这种解释，前文所引《新唐书》中的“职方”，或许意思更贴近。
“送遣”意思就是“送回”。唐人昙清的送别诗《奉送日本国使空海商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中，咏道“到宫方奏对，图像列王庭”。从这两句推断，空海和橘逸势将他们在唐朝制作的画像带回了日本。中西进先生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认为“这个时候，大使藤原清河和吉备真备在唐时，唐朝为他们绘制肖像，并且把肖像画馈赠给他们。于是，吉备真备回国时，大概将画带回了日本。至于藤原清河，由于卒于唐，他的肖像画应该留在大唐。”
三、粟田真人（第八次遣唐执节使）
追溯与藤原清河的肖像画息息相关的一个人物，就要将目光投向在第八次遣唐使团中任执节使的粟田真人。“执节使”是指拥有天皇授予象征国威的“节”的人，是使节团的最高负责人，其地位犹在大使之上。在遣唐使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此人便是粟田真人。
第八次遣唐使一行相隔30余年入唐，肩负着向国际社会宣扬“大化改新”（645年）后日本新貌的重任。于大宝二年（702年）六月从筑紫出发，同年十月前后在扬州偏北的楚州盐城县登陆。当地人得知他们是日本使节，从使节的“风貌”观之，感叹“真不愧来自君子之国”。遣唐使与当地人的交谈，比较完整地收入《续日本纪》（卷三）庆云元年（704年）秋七月甲申朔条。唐人原话如下：
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
仪容大净，岂不信乎？
上述引文虽然出自遣唐使的归国报告，行文或有粉饰虚夸之处，但大体上还是可以认定为事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中国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与之相互印证的记载。
首先翻阅《旧唐书》（日本传），内有一段详细描写粟田真人装束的记载：“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紧跟这段文字之后，论其学问和容貌时又赞美道：“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
除此之外，还有《新唐书》、《通典》、《唐会要》等一些重要史书中，虽有一些遣词上的差异，但都有类似内容的记载。总之，粟田真人给当时的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传武后不仅邀请他赴麒德殿的盛宴，还赐予他一个“司膳卿”的名誉官衔。
上述诸书对粟田真人的服饰仪表，如“冠”、“袍”、“腰带”、“容止”等的逼真描述，令人联想起《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兵部职方）中“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的记载。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时期，距唐朝灭亡不算太久，当年史官究竟是原原本本摘录自原始史料，还是依据“蕃藏”保存的肖像画如实记录的？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廓清真相。但备受唐朝关注的遣唐执节使粟田真人，其肖像是否曾被绘制保存，此一疑问萦绕脑际，久久挥之不去。
其实，上述疑窦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也非笔者个人突发奇想。这里面有个颇为离奇的插曲，大致情况如下。1971年7月，位于陕西省乾县的唐章怀太子墓开始发掘，考古学家在墓道内发现彩色壁画，其中东壁所绘的被命名为《礼宾图》（或称“客使图”）。
《礼宾图》的局部，左边的三人应该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右边的三名则是外国的朝贡使节。引发争议的人物是从右边数过来的第二个人。当初发现壁画时，中国有些考古学家根据其高耸的帽子，比定此人系《旧唐书》所载头戴“进德冠”的粟田真人，这个观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何谓“进德冠”？仔细查阅文献资料发现，进德冠是中国继承天子皇位的太子所戴的专用帽子，不允许一般人随便使用。《旧唐书》中“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似在批判日本使的夸张癖，也许和戴着“进德冠”冠冕堂皇入贡的粟田真人有关吧。
但是，章怀太子墓中壁画的争议人物，并没有头戴中国式的冠帽，他头顶上的两根羽毛倒成了认定他是粟田真人的障碍了。此后的研究表明，在头顶插上二根羽毛是高句丽贵族的风俗，现在几乎再也没有研究者主张那人是日本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