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东晋先锋谢玄派遣刘牢之率5000精兵奔袭洛涧，揭开了淝水大战的序幕。秦将梁成率部5万在洛涧边上列阵迎击。刘牢之分兵一部迁回到秦军阵后，断其归路；自己率兵强渡洛水，猛攻秦阵。秦军惊慌失措，勉强抵挡一阵，就土崩瓦解，主将梁成和其弟梁云战死，官兵争先恐后渡过淮河逃命，1.5万余人丧生。洛涧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晋军的士气。谢玄挥军水陆并进，直抵淝水（今安徽寿县南）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秦军隔岸对峙。苻坚站在寿阳城楼上，一眼望去，只见对岸晋军布阵整齐，将士精锐，颇为惊慌。
由于秦军紧逼把水西岸布阵，晋军无法渡河，只能隔岸对峙。谢玄派使者去见苻融，建议秦军稍退，让晋军渡河，以便决一死战。秦军诸将都表示反对，但苻坚认为可以将计就计，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苻融对苻坚的计划也表示赞同，于是就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不料秦兵因为士气低落，一后撤就立刻失去控制，阵势大乱。谢玄率领8000多骑兵，抓紧这一天赐良机抢渡淝水，向秦军猛攻。朱序趁机在秦军阵后大叫：“秦兵败矣！秦兵败矣！”秦兵大多信以为真，转身竞相奔逃。苻融眼见大事不妙，急忙骑马前去阻止，想要稳住阵脚，然而兵败如山倒，不但没有阻止成功，他自己的战马反倒被乱兵冲倒，本人也被晋军追兵杀死。失去主将的秦兵愈发混乱，彻底崩溃，结果全军溃逃，向北败退。晋军乘胜追击。秦兵人马相互践踏，死伤无数。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逃回至洛阳时仅剩10余万人。
唐朝开元年间，契丹叛乱，多次侵犯唐朝。朝廷派张守圭为幽州节度使，平定契丹之乱。契丹大将可突干几次攻幽州，未能攻下。可突干想探听唐军虚实，派使者到幽州，假意表示愿意重新归顺朝廷。张守圭知道势力正旺的契丹主动求和，必定有诈。于是将计就计，客气地接待了来使，还在第二天回派部下王悔代表朝廷到可突干营中宣抚，并命王悔一定要探明契丹内部的底细。王悔在契丹营中受到热情接待，他在招待酒宴上仔细观察后发现，契丹众将在对朝廷的态度上并不一致。后来他又探听到分掌兵权的李过折一向与可突干有矛盾，两人貌合神离。王悔乘机策反李过折。李过折果然心动，表示愿意归顺朝廷。王悔任务完成，立即辞别契丹返回幽州。第二天晚上，李过折率领本部人马，突袭可突干的中军大帐。可突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李过折斩于营中，这一下契丹营大乱。忠于可突干的大将倪礼又召集人马，与李过折展开激战，斩杀李过折。张守圭探得消息，立即亲率人马赶来接应李过折的部从。唐军火速冲入契丹军营，契丹军内正在火并，混乱不堪。张守圭乘势发动猛攻，生擒倪礼，大破契丹军。从此，契丹叛乱被平息。
在混乱中保持冷静
在竞争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演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及其他因素的改变，尤其在一些重要关头，竞争达到了一种白热化的程度，往往使局面变得十分混乱。这种混乱有时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变得很焦躁、气愤或者慌乱。竞争厚黑学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时刻保持足够的冷静，对形势和各种因素都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不至于被人利用，作出错误的判断。遇事要冷静，不要自乱阵脚。局面越是混乱，我们就越要保持冷静，以防给他人以可乘之机。
官渡之战前，袁绍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曹操则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并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军事实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当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时，曹操部将大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曹营中军心浮动，人心惶惶，是降是战，一时之间争论四起，就连曹操自己也心存忧虑。此时谋士郭嘉和荀彧，对曹操详细分析了曹、袁之间的强弱劣势。他们指出，曹操在实力方面，无论是兵力、土地、资源等的确都远非袁绍的对手；但是当年楚汉争霸时，项羽实力虽强，却终究不敌刘邦的谋略，更何况现在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
所谓的十胜，第一是“道胜”：袁绍礼仪繁多而杂乱，为其形式所羁，而曹操出于自然，因时因事而制宜；第二是“义胜”：袁绍割地称雄，形同叛国，而曹操拥戴天子，名正言顺；第三是“治胜”：袁绍政令松弛，所以无以御下，而曹操宽猛相济，治理合宜；第四是“度胜”：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而曹操则唯才是用，用人不疑，在气度胸襟上胜过袁绍；第五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而曹操机警果敢，随机应变；第六是“德胜”：袁绍沽名钓誉，手下都为浮夸之士，而曹操以诚待士，手下多为忠正务实之人；第七是“仁胜”：袁绍怀妇人之仁，却看不见民间疾苦，而曹操却对天下大事考虑周详，恩德施乎四海；第八是“明胜”：袁绍惑于谗言，而曹操则明辨是非；第九是“文胜”：袁绍是非不分，毫无标准，而曹操坚持是非，责罚分明；第十是“武胜”：袁绍用兵喜好虚张声势，不合兵法，而曹操则用兵如神，拥有以寡击众之能。
听了谋士们的分析，曹操继续分析说：“袁绍这个人，志向高，但智慧低；外表英勇，但胆识不足；兵多将广，但责权不明；善于猜忌，不能建立威信；将领傲慢，不听指挥。因此，他土地虽广，粮食虽多，却不过是给我们送礼物来罢了。”荀彧也认为：“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刚直，容易犯上；许攸贪婪，操守不佳；审配专权，缺乏谋略；逢纪果决而刚愎自用。这几个人一定相互排斥内斗。至于颜良、文丑，则不过是一介武夫，不难制伏。”
曹操和他的参谋们所进行的评价，准确地评估了敌我双方阵营的各方面实力。他们所说的袁绍的这些缺点，在官渡之战中一一暴露，袁绍先是为了幼儿的病情，竟然放弃渔翁得利、可乘虚出击曹操的机会，后又刚愎自用，不听田丰、沮授等人的劝告，轻率出兵。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他应变能力不够、包容性不足的性格缺陷。而他手下的高级人才也基本没有发挥作用，重要谋士之一的许攸竟然还投降曹操，为曹操出谋划策。而曹操针对自己兵力弱小的现实，采取的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步步为营，充分运用自己的人才资源，对袁绍全力一击，并大败袁绍，成功扭转劣势。这样，先期得势、风云一时的袁绍，果然后劲乏力，大好江山只好拱手让给曹操。
深藏不露才能防不胜防
深藏不露是一项厚黑处世的真功夫。厚黑之士的脸皮都很厚，他们的喜怒不形于色，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深藏于心底，掩藏自己的实力，以一副恭顺和毫无危险的态度来麻痹对手，以得到对手的信任，使之对自己的疏于防范，等到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抓住对己有利的时机出手，神不知鬼不觉地展开自己的行动，往往就能很轻易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等对方发觉时，胜败已经成了定局。
春秋时期，诸侯混战，所有有实力、有抱负的君主都希望能够取得霸主地位。楚国地处南蛮，位置优越，是当时较有实力的诸侯国之一。但楚庄王即位之前，楚国的内政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先是楚成王意图争霸中原，被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不久又祸起萧墙，宫廷斗争残酷，楚成王竟被自己的儿子商臣杀掉；又加上本身天灾连年，群蛮、百濮等不断骚扰，楚国贵族纷争不已，因此国内形势相当混乱。
楚庄王即位之初，并未像其他新君上任那样雷厉风行地干一些事情，而是不问国政，只顾纵情享乐。他有时带着卫士和姬妾去云梦等大泽游猎，有时在宫中饮酒观舞，整天浑浑噩噩，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大臣们每次进宫汇报国事，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绝。看起来，他根本不像个负责任的国君，朝野上下也都拿他当昏君看待。看到这种情况，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都感到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听劝告，后来则干脆发了一道旨令：谁再来进谏，杀无赦。
三年之后，朝中政事乱成一团，但楚庄王仍无自强之意。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冒死去觐见楚庄王。来到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钟鼓齐鸣。伍参对庄王说：“我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想请大王猜一猜。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身披鲜艳的五彩，美丽而又荣耀，只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人人猜不透，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楚庄王听完后，知道他的用意，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但几个月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大夫苏从见状，闯进宫来继续进谏。楚庄王立刻斥退舞姬妃子，与苏从交谈。苏从惊异地发现，楚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事无巨细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
奋发图强的楚庄王果然“一鸣惊人”。在他开始着手治理楚国之时，楚国正遇上了大灾荒，四周边境又遭进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败了庸人的进攻，争取了群蛮及巴、蜀等小国部族的归附，尔后整顿内政，国家开始富强。他善于纳谏，重视用人的一技之长，改革政令制度，尤其是改革兵役制，使楚国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后来，楚庄王平定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明朝宣宗时，尽管朝政还算清明，但地方上却吏治混乱，贪官横行，尤其苏州等几个大郡，更是难于治理。宣宗皇帝知道情况后，特派况钟为苏州知府，并赐给他手谕，可以见机行事，先斩后奏。宣德五年（1430年）秋，况钟到苏州府正式上任。来到苏州府之后，他发现这里的情况比料想的还要糟糕。一群达官酷吏把持诉讼，巧取豪夺，胡作非为，繁重的赋役都压在了百姓的头上。
况钟决心拿这些横行不轨的豪吏开刀，为民除害，但他也知道，要想彻底治理好这个地方绝非一件易事。第一天坐堂，他并不正襟危坐，而是装做一副木讷的样子，随意和官吏们闲扯。环立两旁的大小官吏，刚开始还显得毕恭毕敬，有问必答，后来看见况钟懵懂可欺，似乎对官场上的事一窍不通，就心中窃喜，放下心来。有的官员竟然走到公案前，替他批阅公文，审理案子。况钟佯装不以为意，还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一位通判更是放肆无礼，公然拿况钟插科打诨，况钟也毫不介意，只是呵呵笑了两声而已。
这样一连过了几天，群吏已经把对这个新来的州官的警惕之心完全抛到了脑后。他们不仅不收敛自己的恶行，反而变本加厉，愈加嚣张。实际上，况钟心里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已经在暗中进行周密调查和寻访，几天之后就已经摸清了府里的底细。一天，况钟忽然召集所有的属吏前来议事，刚一落座，况钟马上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目光炯炯逼人。那些平日里从不把他当回事的官员，见状不觉一惊。况钟严厉地说：“诸位中的一些人，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罪当惩处。”属吏们连忙称自己清白。况钟厉声喝问，群吏还是抵赖。况钟便拿出一张事先记好他们罪行的纸来，当众一一宣读：各人在何时何地，分别收取了多少贿赂，全都记录在案，不容抵赖。一眨眼的工夫，那些劣迹昭彰却气焰嚣张的官吏们，个个都垂下头，再不敢声辩。
况钟当下便下令处死了几个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并在闹市陈尸示众，同时还罢免了一些贪污暴虐的官吏和平庸懦弱之辈。大小官吏无不被况钟的明断秋毫所震慑，一个个都恪尽职守，再也不敢贪赃枉法。苏州百姓更是欢呼雀跃，称况钟为“况青天”。
苦练内功，增厚自己实力
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竞争者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厚黑之士认为，巧妙地借助外力、运用各种策略自然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乃是从自身出发，加强自身的实力，让自己成为竞争中当之无愧的主宰者。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那些原本千载难逢的机会，将变得不再是机会。再好的智谋，也不如实力能给人以安全感，也没有实力稳定可靠。要取胜，就必须使自己足够强大，毕竟，在残酷的竞争中，实力才是硬道理。
汉末三国时期，群雄争霸，到后期，本来势力很弱的曹魏却变成最强。通观曹操发家史，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让曹操变得更加强大的几个最重要条件。其实，早在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献帝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回到洛阳，此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也没有多少粮食，群僚都饿着肚子，甚至还有活活饿死的。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本人也被封为大将军、武平侯。把皇帝操纵在自己手里，曹操的政治实力便是天下第一了。
当然，仅仅有政治资本也还不够。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各地都出现大饥荒，粮食供应更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败者不可胜数。早在建安元年，曹操就采纳部下建议，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都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尝到甜头后的曹操立即在所辖各州郡都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自己都说屯田不但让他“丰足国用”，而且为他“克定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还采取各种措施，扶植当地农民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他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204年），又明确规定田租赋税的标准，禁止胡乱摊派。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农业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的经济基础。
元末红巾起义发展出几支互相割据的农民军，朱元璋所领的一支一开始并不强大。到1356年攻打婺源时，朱元璋尽管已经拥有10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他听说朱升大名，几次诚心诚意地前去拜访，但朱升都刻意回避。后来，朱元璋好不容易找到了朱升，并请求安邦定国的大计。朱升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一听，心中豁然大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