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一门，我完全不懂，戏曲中，有所谓西皮二黄，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当省视学，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假充内行；名人字画，我分不出好歹，别人评得津津有味，我不敢开腔，不敢说好，怕人追问好处安在。我幼年订古姓女，其叔古威侯，是威远秀才，以善书名。我家接一位关老师，见着我的字说道：“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我未在古府献丑。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他一日进我房中，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堆有寸多高，他取来一看，叹息道：“你也可算勤快了，怎么字还是这样？”我听了凄然泣下。阅卷者常常批“字太劣”或“字宜学”。雷铁崖常说我：“你那个手爪印确该拿来宰。”我天性上，有这种大缺点，岂真古人所谓“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耶。
我从师学作八股，父亲命我拿与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中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怪议论？”总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诸胸中，久之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净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推寻下去，方知圣人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把疑团打破，惜其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
我父常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莫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我父一日问我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恻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读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从成都辞职归家，关门读了一年的书，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种破绽。盖怵惕者，我畏死也，恻隐者，怕人之死也。乍见孺子将入井，恍如死临头上，我心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细审之，此乃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此乃人类天性也。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只是著书时，为行文简洁起见，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创出的学说，就迁谬百出了。我父的议论，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我著《心理与力学》把此种议论载上去。张君默生来信说：“怵惕恻隐一释，为千古发明。”殊不知此种议论，是渊源于我父。
我父上街，常同会溪桥罗大老师维祯、谢家坝谢老师文甫等在汇柴口茶馆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未知是我父发明的，抑是同罗谢诸人研究出来的。我父尝因讲《四书》，挨了两耳光，他却深以为荣，常向我弟兄讲述，我把事实详述于下：
永枋公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俱死，惟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即我祖……第五子韫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请族人至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弟兄披麻戴孝，点烛祀神毕，把棺材打开，大呼：“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曳，朝街上走，我父不知是何事，跟着追去，彼时年已五十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拦住！”问之才知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住张家沱滚水，否则赴自井分县喊冤。我父问明所欠若干，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毕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韫山公之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我父说：“世兴等对于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韫山公厉声曰：“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账，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伐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说道：“幺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仍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否则是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贝必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韫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仔细看过，道理我也仔细想过，所以幺公被我问穷了。”
我父尝说：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我曾查韩魏公及唐翼修所云，系出《人生必读》书内，《刿心要览》中无之）故我父每日从鸡鸣即起，我自有知识以来，见他无一日不如此，虽大雪亦然。然时无有洋火，起来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口含叶烟，坐到天明，将本日工人应做的活路，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划定。父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盖实行此语也。我与父亲同床睡，有时喊我醒，同我讲书，谈人情物理，有时喊我，我装做睡着，也就算了。可知他独坐时，都在研究书理。但他在灯下，从不看书。我母亲引着小兄弟，在隔壁一间屋睡，有时把我母喊醒，用广东话，谈家务及族亲的事。此等情景，至今如在目前。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自我看之，毫不算事。我父曰：“以身教，不以言教。”真名言哉！
我父亲起居饮食，有一定的，每晨，命家人于火锅开时，用米汤冲一蛋花调糖吃。人言米锅内煮鸡蛋吃，最益人，我父不能食白蛋，故改而食此。半少午，吃几杯酒，睡一觉，无一日不然，不肯在亲友家宿，迫不得已留宿，即在温山公家宿，锰山公都要预备。同学曾龙骤娶妻，我祖母姓曾，是亲戚，我父往贺留宿，与雷铁崖同一间屋，我父鸡鸣起来，独坐酌酒，把铁崖呼醒谈天。后铁崖向我说道：“你们老太爷，是个疯子，天未明，即闹起。”一般人呼我为疯子，我这疯病，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后来铁崖留学日本，倒真正疯了（事见拙著《厚黑丛话》）。
我父尝对我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处理家务，事事妥当。工人做工时间，无片刻浪费，这都是得力于早起独坐。我父怕工人晏起了，耽搁工作，而每晨呼之起，又觉得讨厌，他把堂屋门做得很坚实，见窗上现白色，再开歇房小门一看，天果然亮了，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即惊醒。
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问我道：“这章书怎么讲？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朝日读书，不理家务，犹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莫得，岂不饿死了？”一连问了几回。后来我把答案想起，他再问。我说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个车儿，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都忍心要卖他的，叫孔子出门走路，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无微不至。颜渊有了这种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这种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我父听了大笑。从此以后，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我闭目回思，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渊源之一。
我父购的基业，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由张家山前进数里，有位王翰林，名荫槐，字植青，与宋芸子同榜，王得编修，宋得检讨。王之父名瑞堂，与我父同当苍首，植青妹，嫁与杨姓，与我家边界相连，我往杨家，见植青书有一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这二句，我常常讽诵，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
我所引以为憾者：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叫我看书，只看《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这类庸俗不堪之书，其高者，不过叫我读二十四史，读古文而已。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提都未提过。迄今思之，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不然我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当日因为八股试帖，不能满我之意，而其他学问，又无人指示门径，朝日只拿些道理，东想西想。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我，而其书中要紧之点，我却记得，马越跑得快，观的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说，而独成一说，而“厚黑学”三字，于是出现于世。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八股时代，有所谓考课，是用以津贴士子的，自井分县，有四季课，富顺县城，有月课，（自井离县九十里，专人下去，得题飞跑回井，把文作起，连夜送进城）自井文武庙鸿文书院，及贡井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我读书，米是家中挑，靠考课得奖金，作零用及购书之费。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每一题到手，我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即使遵朱注，也把众人应说之话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1）有一次，月课题，“彼恶敢当我哉”。我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刀研案，起兵拒之，那个意思，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其时我已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大旨言：“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2）又一次，月课题，“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作了两卷，（甲）第一卷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姐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温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若不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乙）第二卷：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斋一段，不是曾说“孝哉即是人言”吗？因此我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门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若曰：“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正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若曰：“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可字。朱注，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我这种说法，显与朱注违背。
这三本卷子，都被取录，我未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使有也是暗合。我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我喜欢写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算完事，又另换一本，这个方法，又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至于作策论，那更可由我乱说了。我生平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无有新异的文字，我是不喜欢写的。不过昔年是作八股，作策论，今则改作经济、政治、外交等题目罢了。张君默生信来，称我为大思想家，误矣！误矣！
我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问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做工，他尝对我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在盐涌井去，每挑在一百斤以上，硬把我压够了。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有如登仙。”他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免去做工，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负，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故铁崖考课，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而民心则可做可不做，使彼时无所谓月课，则铁崖将在家中做工修老矣。其留学日本，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为路费，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