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又称“刺字”，源于商周时期的五刑(墨、劓、剩、剕、官、大辟)之中的“墨刑”，秦汉时又称“黥刑”，《说文》云：“黥，墨刑在面也。”
墨黥之刑是古代治轻罪者的一种刑法，其方法是在被刑者的面额上刺字，染上黑色以作标志。如《周礼·秋官·司刑》郑玄注云：“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国语·周语》韦昭也注称：“以刀刻额，而以墨窒之。”
墨黥之刑在秦代使用普遍，这在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文字记载中都能得到证实。但到了汉文帝时突然中断，此事说来还颇具戏剧性。据《汉书·刑法志》载，公元前167年，西汉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押长安，其女缇萦舍命上书汉文帝，情愿自己没为官婢以赎免老父当受的肉刑，汉文帝大受感动，不仅下令释放父女二人，还下诏废除肉刑。结果虽然肉刑并未全部废止，但“刻肌肤”的黥刑却被废而代之以髡钳、城旦春刑(即剃发戴链：男的昼守城夜筑城、女的舂米)。文帝之后，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墨黥之刑基本是时用时弃。晋代曾一度用此刑来惩治奴婢的逃亡；第一次逃亡处之以“加铜青，若墨黥两眼”；第二次则“黥两颊上”，第三次就“横黥目下”。所刻部位是“长一寸五分，广五分。”
“配”是从“迁”、“徙边”、“流”演变而来的；“迁”是秦代泛用的一种轻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八年，长安君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到东汉，“徙边”替代了“迁”，公元82年，汉(章)帝下诏：“天下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东汉末年，“徙边”又成了死刑株连重刑中的一种：“丈夫处死，妻子徙边。”
南北朝时，北魏统治者总结了迁徙之刑施用700多年的经验，认为此刑既可将危险人物驱逐到边地，又可屯垦戍边，补充军力，于是便将“徙边”改为“流刑”，列之为新五刑(死、流、徒、鞭、杖)之一。北齐则规定：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刑种，只对“论罪该死，情有可原者”处流刑。隋唐两代仍沿用流刑。
五代时，后晋石敬瑭滥用峻刑酷法，煞费心机地把废止了几百年的墨黥之刑又重新搬了出来，并与流刑结合使用，“刺配”刑就如是产生了，并一直袭用至清末。
古代的支解之刑
支解，或作枝解，体解，是古代酷刑之一。支通肢，指分解人的肢体。杀妻求将的战国时着名兵家吴起的最后结局就是被“枝解”。据《史记》载，吴起相楚严明法令，使楚国强盛起来，同时也得罪了楚国的一班贵戚。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作乱攻击吴起，他只得逃到楚王的尸体旁并伏在上面，但追杀者不顾楚王的尸体有同时被射中的可能，乱箭将吴起杀死，并最终枝解了他。又据《史记》的有关记载，那位斗胆刺秦王的荆珂，最终也被体解示众。另外，《晋书·慕容超载记》载，刘裕进攻慕容超，张纲为刘裕提供进攻的器具，“超大怒，悬其母而支解之。”《北史·崔传》载，东兖州刺史崔棱的妻子冯氏受贿严重，遭御史弹劾，夫妻一起被诏付廷尉，冯氏最终被斩于都市“支解为九段”。上述例子中，张纲之母似乎是被活活支解，其他则都是死后遭支解。看来死后支解是通例。
支解的形式到底是怎样的，不见记载。《韩诗外传》载，齐景公的时候，有人得罪了景公，“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面而问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审从何支解也？’景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这个例子说明支解是用刀进行的。后来的凌迟(即剐刑)似乎就是由此演变而来。但古人有时又将车裂也称为支解，《淮南子·缪称训》就说：“吴起刻削而车裂。”《墨子·亲士》、《吕氏春秋·执一》等也有类似的说法。《史记》中没有说吴起怎样被支解，也可能是被车裂的。又据《史记·商君列传》，秦孝公死后，商鞅被秦兵杀死，最后又被秦惠王车裂示众。而《淮南子·缪称训》则说：“古商鞅立法而支解。”不过严格说来，车裂与支解应是两种形式有所不同的酷刑。除上面提到晏子的例子外，张纲之母被悬而支解，崔之妻冯氏被“支解为九段”，显然都不是采用车裂。《韩非子·和氏篇》说，“二子(商鞅、吴起)之言也当矣，然而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区分得很清楚，与《史记》的说法也完全一致。又据《辽史·刑法志》，辽代“重法”中有“五车糍(即车裂)”和“支解”，也明确分为两种不同的刑罚，可见二者是有区别的。
古代的替亲代刑
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古代帝王，为了笼络人心，鼓励孝道，往往因子孙的哀恳特许减免人犯的刑罚；有时还允许子孙代替父祖受刑。历代有不少这类事例。“缇萦救父”被旧法学家誉为废止肉刑的大事件，就是一例。《后汉书·明帝纪》载，汉明帝时发敕令规定：“徙边者，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您听之。”这是鼓励子孙代替父祖受刑。明太祖因山阳某人请求代替父亲受杖，批示说：“今此人身代父母出于至情，腾为孝子屈法以激励天下，其释之。”这是因子孙乞求代父祖受刑而未叫子孙受刑的例子。明宪宗时规定，“凡民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这样一来，替亲受刑成了子孙的法定义务，代刑变成了执行刑罚的制度。
古代的大赦制度
大赦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是从上古的“赦”发展而来的，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是《尚书·舜典》中的赦免过失犯罪，《左传》的“肆大眚”是大赦制度的最早运用，在春秋战国时代大赦已开始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特殊的场合，自汉高祖五年定都长安，大赦天下，大赦遂成为定制，历代帝王相沿不改，大赦越来越频繁，运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以至于一岁三赦或更频繁。每逢皇帝登基、更改年号、刻章玺、立皇后、建皇储、生皇孙、平叛乱、开疆土、遇灾异、郊祀天地、行大典等等，国家凡遇喜庆变革之事，都要大赦一番，用以标榜皇恩浩荡，与民更始。至于那些由于皇帝的喜怒，对某部分罪犯的赦赦，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古代大赦制度随着大赦的日益频繁，也愈益完备。赦罪的方式除了全国性的大赦之外还有曲赦、德音和特赦。曲赦是在部分行政区域内赦免罪犯，德音是一种降等的赦罪方式，特赦是对个别人的赦罪。
大赦制度并非出自统治者的仁慈之心，而是统治阶级用以调节封建统治秩序、缓解阶级矛盾的工具之一。
大赦，在中国古代，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赦书，颁行天下，还要在京城举行大赦仪式——树立金鸡。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有诗云：“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表达了期待大赦的心情。
为什么要树立金鸡呢？因为古人迷信天象与地上人事有关，天鸡星动的时候，就要有大赦，所以有这种仪式。唐、宋人所辑《星经》说：“天鸡二星，在狗国北，主异鸟。”其实，天文学告诉我们，天鸡星属斗宿，共两星，在人马座内。人马座位于银河最亮部分，银河系中心就在人马座方向。弥漫星云肉眼可见。座内有亮于4等的星20颗，天鸡星在内，它和地球上的政治事务毫不相干。但是封建统治者很巧妙地把它与大赦联系起来，体现天授皇权主宰生杀予夺的威力。
所谓天鸡星主异鸟，指的非同凡鸟，即传说中的鸟王凤凰，《大戴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古人称为瑞鸟，有圣王出则凤凰见。其形状据《尔雅·释鸟》郭璞注：
“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是不与燕雀为群的。它还是古人心目中的仁鸟。这样，统治者就可以利用凤凰大做文章了。首创者是东晋列国的后赵国君石虎。石虎废杀侄儿石弘自立，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征调数十万人民营建宫室，特造戏马台，也叫阅马台，“于台上放鸣镝，为军骑出入之节”。他还别出心裁：“在台上有诏书，以五色纸着凤凰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绊绳，辘轳回转，状若飞翔，飞下端门。风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人们就把皇帝的诏书，称作“凤诏”了。石虎这一创造为后世国君所继承，不过专用于颁发赦书，凤凰改制成金鸡，与天鸡星相应，形成一套完整的大赦仪式，所以《事物纪原》说：“今大礼御楼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龙(石虎字)始也。”
大赦仪式场面隆重、壮观；凡在大赦日，先由卫尉寺武库(掌管兵器仪仗帐幕的官署)在宫城门外的右边，对仗金马以南，建立金鸡，陈设大鼓。粗壮的竿子长7丈，顶端挺立木制雄鸡高4尺，披挂五色毛衣，凸胸翘尾，用黄金饰首，尖喙衔绛幡，长7尺，迎风摆动。下面承以彩盘，用绛绳系着。盘内放着赦书。大理寺(中央审判机关)及京畿各府县的囚徒，经过一一点视，验明正身，勒集在宫阙前，身着赭色因衣，披枷带锁，低头跪伏于地，听候赦令。这时，钟鼓声大作，香烟袅绕，皇帝驾临丹凤楼，面南而坐，执戟武士环立，群臣分班次在明凤门下朝拜毕，武库令指示鼓手擂响大鼓，按规定挝一千声，不得超过或减少。雷鸣般的鼓声震天动地，造成庄重肃穆的气氛。鼓声停，掣引绛绳，金鸡仰首，彩盘下降，大理寺卿趋前叩拜，双手捧出赦书，高举头顶，再拱手展示，大声宣读。读讫，喝令开释。所有囚徒一齐卸去枷锁，松开了手脚，望丹凤搂山呼万岁，拜伏阙下。皇帝稳坐宝座，承受臣民们的欢呼叩拜。三呼毕，启驾回宫。那些被赦囚徒从此恢复“自由民”身份了。
赦书正本存档，其副本用黄绢写就，加盖玺印，用紫泥封口，由驿传颁发各州，州官再命令各县按规定，对在监人犯进行赦免或减刑。
古代的纵囚
纵囚，一般是指将囚犯暂时释放，限他们在指定的时间自来归案。我国史籍对纵囚的事记载颇多，但其背景及所采取的方式则不尽相同。《后汉书·钟离意传》载：东汉光武帝时，司徒侯霸的掾吏钟离意一次奉命押送一批犯人去河内，由于天寒，犯人病倒了不少，于是他就向后县征取因衣，为犯人御寒；后来又索性把犯人的枷锁也解除了，让他们自行到目的地报到。结果，那批犯人全部如期到齐，没一个逃亡的，他这种做法得到了光武帝的欣赏，称赞他是富有“仁”心的良吏。后来，钟离意当了堂邑县令。其时县狱中有个犯人叫防广的，因报父仇而杀了人，正在等待审判，她的母亲却在家病死了。于是“广哭泣不食”，钟离意决定放他回去治丧。司法助理们怕出乱子，都反对这么做，但他却说，如果发生意外，“罪自我归，义不累下”。结果，犯人办完丧事后就自行归案了：钟离意为此大大出了名。
到了晋朝，也有几个地方官效法钟离意的，如曹掳、范广、谢方明等，其中以谢方明较富戏剧性。据《宋书·谢方明传》载：谢方明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叔。他于东晋末年投靠刘裕(后来的宋武帝)，积功升为南郡相。某年年终，他下令将江陵县狱中的囚犯全部释放回家，约期明春正月三日自来归案。由于其中有20多名是重案犯，所以他的助手们都不放心，认为“当今民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力劝他收回成命。但他不听，坚持放了。于是，“囚及父兄皆惊喜涕泣，以为就死无恨”。不料到了正月三日，却有两名重案犯不归。僚属们催请追捕，他仍不理，坚持说囚犯终将归案。果然，有一名重案犯因喝醉了酒，一时未归，过两天还是归案了。另一名过了十天，仍“逡巡圩里，不能自归”，于是“乡人责让之，卒将送归”，最终没一个逃亡的。
然而在纵囚方面走得更远而又影响最为深广的，还得推着名皇帝唐太宗。据《资治通鉴》载，贞观六年十二月，“帝亲录系因，见应死者悯之，纵使归家，期于来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到期来诣京师”。至明年九月，“去岁所纵天下囚凡290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这件事，在当时及后代都发生过很大的震动。这不仅由于唐太宗是最高统治者，他的纵因行动带有全国性；更由于他将“来归”的死囚不分案情轻重与性质，一概赦免，这就涉及到“情”与“法”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件事自然见仁见智。无疑，作为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唐太宗在即位之初，是真心实意想做个老百姓喜欢的仁德之君的。他深信“久安骄佚之民难教，经乱愁苦之民易化”(魏徵语)，有意反“用刑务严”之道而行之，废除了不少酷法苛律，频诏要轻)噜慎杀，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他这次大规模的纵因，很可能是对“以德化民”理论的大胆实践，但也受到了无情的挑战。400年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在他写的《纵囚论》中激烈指责唐太宗之所为纯然是“逆情千誉”
，不足为常法，尽管欧阳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从维护法律严肃性的角度看，还是不无道理的。
古代的遗嘱
遗嘱在我国历史上又称遗命、遗令或遗言，是死者在生前预留给后人的嘱咐，其内容往往涉及财产的继承问题。
我国历史上家产继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诸子的平均继承，《唐律》就明文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在这种情况下，家产继承一般是以自然继承为主，遗嘱继承为辅。
在因种种缘故诸子不能平均继承等情况下，家长就往往要“预立遗嘱，决定继承者及份额。
在我国古代的僧、尼中，遗嘱继承十分流行。敦煌文书中就有多例僧、尼的遗嘱文书。这恐怕是由于他们一般没有子女的缘故。
我国古代遗嘱的方式有书面与口头两种，无论哪一种都要有证人在场。《风俗通》载，汉时沛郡一富家公是“呼族人为遗令”。《敦煌掇琐》所辑尼灵惠的遗嘱文上，署录的证人有10人之多。《唐律》也规定“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方可生效。
与西欧中世纪的遗嘱相比，我国古代的遗嘱有两个特点：其一，家长在遗嘱中可以全权处理所有家产，而在日耳曼法及中世纪寺院法中，家长只能处理自己应有的那份家产。其二，封建国家对遗嘱的内容也进行干预。如北宋规定遗嘱继承的范围只能是“内外缌麻亲以上者”
。对于无直接继承人情况下的遗嘱继承，只允许给予继承人：300贯文以内的财产，超过者要按比例充官。在中世纪的欧洲，只要遗嘱设立的程序合法，国家对其内容一舣是不加干预的。从我国古代遗嘱的内容及其特点，可以窥得我国古代社会父权家长制统治的根深蒂固。
古代的复仇
复仇，是原始社会的习惯。甲氏族的人为乙氏族的人所伤害，甲氏族的人便去找乙氏族的人报复。复仇，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开始是整个氏族间复仇，后来是血亲、近亲复仇，别人不参与；再后来发展为同态复仇，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许扩大报复范围。
崇尚孝道、伦常的中国古代社会，复仇观念尤被重视，儒家的传统思想一直煽动、助长复仇观念。《礼记·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主张父仇、兄弟仇、朋友仇都应当报复，可见儒家提倡复仇的范围是很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