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积累
我们可以把劳动分成两种，一种加在一个物体上可以增加它的价值，另一种则没有这种作用。前者可称为生产性劳动，而后者则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一般来讲，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而仆人的劳动由于不增加任何价值，所以是非生产性劳动。也就是说，虽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雇主垫付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花费顾主的钱，雇主最终会从工人生产的产品上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来。但仆人就不同了。他的劳动虽然也有价值，但他的劳动在通常做事的那一瞬间就消失了。
一切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的人，都得依赖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来维持生活。而除了土地里天然的东西，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不论年产物的产量多大，它必然有一个限度。因此，年产物中用以维持非生产性的人数越多，维持生产性的人数就越少，结果来年的生产物也会越少。反之，来年的生产物就越多。
尽管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全部用来供给居民消费，给居民提供收入，但无论是出自土地还是出自生产性劳动者之手，这些生产物必然会分成两个部分。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用来补偿资本，另一部分或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通常都是直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至于被指定作为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则既可能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
任何一个把资产的一部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的人，都希望能在收回成本的同时附带利润。所以，这些资本只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而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资产，则在投入资本之前就已经预留出来了。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完全不劳动的人都必须靠收入为生，而这里所说的收入可以分为两类：（一）年产物中一开始便指定作为地租收入或利润收入的那部分；（二）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原本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但在归到获得它的人们手中后，除维持他们衣食住行外，他们往往不分差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比如，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时候，也会雇用家仆，看看木偶戏什么的。并且，他们也许还要缴纳一些税。
虽然生产性劳动者也会拿出工资的一部分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地租和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大领主的费用，通常用于供养游手好闲的人多，用于供养辛勤劳动者的少。富商的资本虽只用来雇用勤劳人民，但他的收入也大都用来养不生产的人。
因此，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取决于土地或来自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中预定用于归还资本的那部分和预定用于归还地租或利润的那部分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富国和穷国中有很大的差别。
富国的资本比贫国多得多，所以富国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国多得多。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来说，通常会小得多。与贫国相比，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要多得多。但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相比，它在年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也大得多。此外，与贫国相比，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要多得多。不仅如此，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要大得多。
由此可见，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支配着勤劳与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勤劳的人多；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懒惰的人多。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进而增减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
资本由于节俭而增长，由于挥霍和渎职而减少。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借给他人以获得利息，使他人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既然一个人的资本只能由节省每年的收入而增加，那么由无数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也只能通过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当然，在节俭之前必须有勤劳，因为节俭下来的东西都是从勤劳中得来。但是，如果只有勤劳而不节俭，有收入但无法保存起来，资本是绝不会增加的。
每年节省下来的东西像每年所花费掉的东西一样，有规律地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但却是由不同的人来消费的。一个有钱人每年收入中的一部分是被其宾客和家仆消费掉的，另一部分则作为资本被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但后者不仅能再生产其消费的价值，并且提供利润，而前者则不会留下任何回报。
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这种基金会用到什么地方，固然没有法律给予保障，但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则保护其安全，那就是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
然而，挥霍者就没有这样的原则，他总是不量入为出，结果蚕食了资本。由于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随之所雇佣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也就减少了，进而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也减少了。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以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就有可能使国家陷入匮乏。
即使奢侈者消费的全都是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货，结果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金。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这个国家每年生产物的价值，就会低于本来应有的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花费不是用来购买外国货，就不会引起金银输出，国内货币是不会减少的。但是，假如这些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还可以提供利润。
而且，一个年生产物价值逐渐减少的国家，也绝不可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功用便是周转消费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必然也会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自然也会减少。那些因生产物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的货币，就会被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费物品。这时候，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随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无论哪一个观点，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
所以，不论我们是把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说成是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还是说成国内流通的贵重金属的数量，总之，每一个挥霍者都是社会公敌，而每一个节俭的人都是社会的捐助者。
接下来讲渎职。渎职的结果和奢侈一样。无论何种行业，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都有减损雇佣生产性劳动基金的趋势。虽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也是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恰当，使其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因此总会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
不过，一般情况下，个人的节俭和慎重行为不仅足以补偿个人的挥霍和决策失误，而且还足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持久地努力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这个本性原本是社会、国家，以及个人致富的来源，往往足以维持事物向前发展，尽管政府有浪费，行政有重大失策。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所以，花费等于收入的人，不积累资本，也不会蚕食资本。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各种消费方式中，有些方式可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
个人的收入，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无补于将来。有的用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可以积累起来的物品，今日购买了，就可以减少明日的费用，或增强明日费用的效果。比如，有两个财产相等的富人，甲用大部分收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而乙则主要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结果，甲的豪华不但不断增加，而且每天的花费都可增强次日花费的效果；相反，乙的豪华却不会比开始时更好。同时，甲必将成为二人当中比较有钱的，因为他储存有这样或那样的货物，尽管那些东西不可能值过去那么多的钱，但毕竟多少还有些价值，而乙的消费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和好处。
对个人财富有益的消费方法，对国民财富也会比较有益。富人淘汰的房屋、家具、衣服中，有一些人还可以买来用。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这样使用钱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况就逐渐改善了。在一个长期富裕的国家，有的人民虽然自己没钱建造大厦，但往往占有大厦；虽然自己不能定制上等家具，但往往使用着上等家具。
尽管如此，我并不是说使用耐久物品就是善行，把钱用来请客就是恶行。当一个富人把钱用于款待朋友时，他把这些钱与朋友分享了；但是，当他把钱用于购买耐用商品时，他却把全部花费用在了自己身上。因此，后一种花费，尤其是用以购买轻浮物品、衣服和家具的装饰品、珠宝、小玩意儿，以及漂亮的玩物，常常说明这种花费不可取，是一种卑下和自私的。我只是想说，把钱花在耐久的物品上，利于有价商品的积累，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长。同时，由于它所维持的是生产者而不是非生产者的生活，所以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