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吴王首倡反叛，并将楚兵，联合齐、赵两地。正月起兵，三月皆被击破，只有赵国稍后降服。汉景帝又封楚元王的小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以续楚元王之后。将汝南王刘非徙封吴国故地，为江都王。
一批诸侯国的国王同时成为罪人，即使“肉袒叩头”，“顿首膝行”，也不能免罪，是因为他们以军事方式向中央政权挑战，确实严重威胁到汉王朝的生存。
根据《汉书·诸侯王表》中的记录，发起反叛的七国诸侯王在叛乱平定之后被处死。汉景帝在处分有罪的诸侯，明令其“国除”之外，也对其他王国进行了必要的政治整理。首先，汉景帝乘势收夺诸侯王国之支郡边郡属汉，此外又有改封、徙封等调整措施。而当时总的趋势，是诸侯地方分据势力显著削弱。
例如，特意以续楚元王之后的刘礼为楚王，而其实当时他的楚国仅有彭城（今江苏徐州）及其邻近数县之地。而代国其实也仅余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一郡，其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郡（郡治在今山西左云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三个边郡都已经属汉。
汉景帝三年的空前动乱，一时使帝王为诸侯的强悍所震惊，而叛乱的平定，又使得削藩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我们看到，在一些诸侯国“国除”和一些诸侯王的封地有所调整之后，汉景帝又分封了自己的儿子为新的诸侯王。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汉景帝二年（前155）三月甲寅封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余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又于汉景帝三年（前154）六月乙巳分封两个儿子为王：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
此后又陆续分封以下诸子为王：四年（前153）四月乙巳，刘彻为胶东王，中元年（前149）为皇太子；七年（前150）十一月己酉，刘荣为临江王；中二年（前148）四月乙巳，刘越为广川王；中二年（前148）四月乙巳，刘寄为胶东王；中三年（前147）三月丁酉，刘乘为清河王；中五年（前145）三月丁巳，刘舜为常山王。
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子原有封地又有所调整，如汉景帝四年（前153）淮阳王徙为鲁王，汝南王刘非徙为江都王，汉景帝六年（前151）广川王刘彭祖徙为赵王。
一些旧有的诸侯国被翦灭，一些新立的诸侯国又出现了。尽管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权力有明显的增强，不过汉景帝继续封王的做法，说明他对于地方诸侯威胁中央的历史有切身的感觉，但是其内心有关中央集权政体的进步意义的觉悟程度，其实依然是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景帝前一代帝王——他的父亲汉文帝，以及后一代帝王——他的儿子汉武帝，都有曾经作为诸侯王的经历。这或许恰好可以反映西汉前期天子与诸侯关系的复杂背景。而作为天下至尊的皇帝，对于诸侯国政情有一定的了解，可能也是有益的。
《汉书·诸侯王表》总结了文景武三代诸侯政治地位的浮沉：“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与政事。”在逐步“分”“削”诸侯的漫长过程中，汉景帝时代“用晁错之计削吳、楚”，以及“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的特别变故和特别努力以及随即引起的特别的历史变化，无疑是值得政治史学者们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