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多有学者以为汉初批判秦时苛法，以“无为”原则执政，视当时为黄老之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其实，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是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史记·礼书》既说‘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当时的道家与刑名，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有相当亲近的关系。西汉前期，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这样的政治，与当时作为指导思想的黄老学说也是一致的。”“道家与名家、法家，本来就有极密切的关系。”“在黄老学说的统领下，法家思想在西汉前期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初法家思想曾经对政治中枢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例如“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为人峭直刻深”，史称“明于世务刑名”的晁错，被汉文帝任命为太子家令、中大夫，太子集团号曰“智囊”，“善错计策”，在汉景帝时代更大受信用，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常数请闲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众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在不过242字的这段话中，晁错四次说到“术数”，一次说到“圣人之术”。关于晁错所说的“术数”，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解中引述张晏的说法，是“刑名之书也”，又引臣瓒的解释：“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颜师古赞同臣瓒的说法。现在看来，对照晁错以下所说“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大约将这里所谓“术数”解释为“治国之术”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晁错所说的“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众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也正是“治国之术”。这种“治国之术”，有浓重的法家思想的色彩。
又据《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张欧“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事实可能确如吕思勉所说，“《自序》曰：晁错明申、商，盖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则夙受此学，故文帝于晁错，虽未大用，颇听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
自儒学地位上升之后，其他子学走向衰微，法家也受到贬抑。《汉书·礼乐志》说：“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
虽然法家“不传”，而“民臣莫有言者”，即公开的宣教受到局限，但是其思想对于执政者的言行依然形成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