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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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秘密警察的AB面(2)

这一天,明英宗又以“唠家常”为名把袁彬叫进了皇宫。明英宗退去了左右的侍从,袁彬意识到了今日与往时的不同。像明朝那些韬略在胸的先皇们一样,明英宗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想法,他只是把锦衣卫的历史和漠北的生活合在一起回忆了一番。接着,他站起身来,对着袁彬说,该是低调的袁彬在历史上搅动一番的时候了。

第一个遭殃的人是徐有贞,徐有贞是“功臣”里面最嚣张的,而且由于受到石亨和曹吉祥的携手打压,他总是最容易落于下风。袁彬让徐有贞在锦衣卫的“诏狱”里走了几圈,徐有贞也就再也不敢造次了。

接着倒霉的就是石亨。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锦衣卫调查到了石亨的侄子定远侯石彪谋求镇守大同,意图不轨。袁彬将证据交给明英宗后,明英宗立刻下令将石彪逮捕下狱,并且抄没了他的家产,又逮捕了石彪的党羽七十六人。十月,锦衣卫又上报了石亨“招权纳贿”的罪状,石亨被明英宗罢官,并且不准入朝。与此同时,明英宗下诏从此以后凡以“夺门”冒功得官者,须自首更正,此后因“夺门”被罢官者多达四千余人。可明英宗还是没有放过石亨,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锦衣卫逮石亨入“诏狱”,并抄没其家产。三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被斩首示众。

司礼监太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的曹吉祥,与石亨互为肩臂,在石亨死后,预感到自己也会大难临头,于是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准备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清晨发动叛变,推翻明英宗另立新帝。但是,早就按照袁彬的指示监视着曹吉祥的锦衣卫不久就得到了情报,七月初一夜,明英宗命令皇城及京城九门都关闭城门,将曹吉祥困在内廷。曹吉祥的嗣子曹钦知道事情败露,趁夜率兵攻击东、西长安门,但是守城官兵早有准备,经过一番恶战,曹钦兵败,在走投无路之下投井自杀,其家大小均被株连致死。曹吉祥被判死罪后,其家族亦被株连。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十二日,明英宗列曹吉祥、石亨诸人罪状,昭示天下。袁彬因为在侦办石亨、曹吉祥的过程中功劳最大,被升为都指挥佥事。

之后,新任的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逐渐得到了明英宗的宠信,权倾朝野,朝臣们竞相贿赂门达,只有袁彬对门达不理不睬,这让门达很记恨袁彬。后来门达就设计诬陷袁彬,但是门达也知道袁彬与明英宗的特殊关系,还是去奏请了明英宗,明英宗告诉门达:“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还我。”一个“任”说明了明英宗对于门达的宠信,而一个“活”和“还”则说明了明英宗对于袁彬的感情。《明史》中记载,“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即使袁彬犯了罪,都必要“以活袁彬还”,这句“犹骨肉也”看来并非夸大其词。此后明英宗怕门达再为难袁彬,就将袁彬调往南京,“带俸闲住”,相当于是让袁彬拿着无形的“上方宝剑”提前过上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了。

在赋闲的时间里,袁彬把护驾的始末写成了《北征事迹》一书,后来纪晓岚在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他的名字被大清朝的纪晓岚以“至忠”之名记录进了《四库全书》。此外,袁彬家乡的人也为他修建了两座“护驾楼”(遗址在现新昌第二小学内),以纪念他的护驾大功。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明英宗驾崩,门达被贬斥到都匀,袁彬官复原职。弘治元年(1488年),袁彬逝世,朝廷追赐他为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其母、妻都被诰封为一品夫人,他的子孙世袭锦衣卫佥事。

二、沈炼之光和锦衣卫对严嵩侦讯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十三日的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把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以及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午门都烧了个精光,连《永乐大典》都差点儿焚毁。不过,也正是这场大火,应验了沈炼信里的预言,在严嵩失宠的原因里,重修三大殿问题是他最得罪皇帝的一点。他最后输的,恰好就在这把火上。

1.沈炼坐堂

说起来,沈炼并不是锦衣卫里官衔最高的,但是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说,除了他与严嵩家族的恩恩怨怨之外,沈炼应该算是明朝锦衣卫里最有学问的一位了。

沈炼字纯甫,号青霞,出生于正德二年(1507年),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江浙之地自古便多文人墨客,沈炼从小就深受江浙文化的熏陶,加之他从小聪敏,自幼就能工古文。沈炼的文风奇绝,自成一派,就连当时浙江的一代文豪徐渭看到沈炼的文章之后都不得不称赞“以奇惊一也”。汪文盛后来看到沈炼的文章,也惊讶得不得了,称沈炼为奇才,让沈炼补了府学生。

才名满江浙的沈炼的仕途生涯在这时要比他同时代的徐渭好多了,徐渭先后八次参加乡试,全部落榜,而沈炼在嘉靖十年(1531年)先是考中乡试,又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考中了进士。

也就是在沈炼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另一位风云人物也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渐渐显露出他的锋芒,这个人就是——严嵩。和沈炼一样,严嵩自幼也是个天才型的孩子,“少年聪慧,善于作对”,比沈炼年长二十七岁的严嵩在沈炼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已经担任了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重要职务,慢慢步入了上层官僚的行列。就是在这一年,严嵩完成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一次“蜕变”。

当时有朝臣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包括严嵩在内几乎所有的重臣都持反对意见,并且力谏阻止。这让明世宗朱厚熜很不高兴,他恼怒地写了一篇《明堂或问》,一点儿不给面子地严厉斥责所有反对的朝臣们。见风使舵的严嵩在看完《明堂或问》明白了皇上的心思后马上改了口风,并且照着皇上的意思“条划礼仪甚备”,解决了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虽然严嵩在仕途上碰到了挫折,可正是这一次小挫折让严嵩学会了怎样去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明世宗,勤勉加上温顺,以及对于明世宗性情的了解让严嵩的政治地位逐渐巩固,成为了明世宗的亲信。

可以说,这一年对于沈炼和严嵩来说,都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考中进士不久,沈炼就被任命为溧阳知县,走马上任。作为政治生涯的第一站,沈炼很珍惜这次机会,在溧阳任县令期间,他兢兢业业,并且勤勉有加,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称赞,可谓是政绩卓著。沈炼清廉刚直的结果是与当地的御史发生了争执,御史的官衔大啊,因此跟上面报告说这个知县能力有问题,办事不靠谱,就让上级把沈炼转到了茌平去当县令。

说起来,其实这个把沈炼支走的御史暗地里还是很钦佩沈炼的,只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让你沈炼挡了人家的财路呢?还好,这位御史只是把沈炼从溧阳转到了茌平,同样是七品级别的县令,也没有太祸害他,就算是平级别的工作调动罢了。到了茌平以后,沈炼依然是跟从前一样,勤于政务,在老百姓交口称赞的同时,当地榨不到油水的官员又把他给调走了,这一次把沈炼从茌平转到了清丰,当然,官衔还是一样,七品县令。

到了清丰以后,沈炼终于开始琢磨了,怎么人家别的官在一个地方任职一干就是好几年,甚至还有干了十几年的,为什么我就跟打游击似的,老是不稳定呢?沈炼也知道,这样下去没有特别出众的政绩,怎么可能有加官进爵的机会呢?像这样今天这儿干两天、明天那儿干两天的,政绩过于松散,不够集中,很不便于给上级领导留下好印象,升迁之路何其漫长。可是为什么老是调动呢?沈炼就去找身边的朋友,请教原因。对官场略知一二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你啊,肯定是招惹了上级,让人家不高兴了,觉得你是个“烫山芋”,就老是把你往别处调。沈炼就说那有什么办法吗?对方就说有啊,你多讨好讨好上级领导不就得了,碰到上级领导搞点儿小动作什么的,你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得了。沈炼叹了口气,说哥们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容不得一点儿看不顺眼的事儿,尤其是比我级别高的要是让我看不顺眼了,我更受不了。朋友一听,这可难办了,那这样吧,你强迫自己多参加点儿社会活动,你不是喜欢文学吗?多和文学青年们聚一聚,谈谈风雅,这样时间不就不充裕了,有些你不该管的事情你就没有时间管了不是。

沈炼觉得朋友这话也对,基于他对文学的热爱,为了文学忽略政务这种事儿应该也会发生,于是沈炼就去找他的同乡兼好友陈鹤、徐渭等当时名士结成了“越中十子”社。可是沈炼先生太低估自己的办事能力了,虽然加入了文学社团,经常和三五好友去青山绿水之中吟诗作赋,可是他依然把政务处理得好好的,丝毫不比从前逊色。

这一下清丰的几位官员们可受不了了,心说你高雅,平常处理完了政务就去吟诗作赋,可我们还要营私舞弊捞油水呢,你以为我们都跟你一样喜欢寄情山水啊?于是沈炼在清丰也就待不下去了。而且清丰的这几位,明显没有溧阳、茌平的那几位好说话,他们烦透了沈炼,于是给上级打了个报告,把沈炼从知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送进了锦衣卫的经历司当经历。

好了,话说到这里,知识分子沈炼就这样从一个县令加入了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的行列里,虽然远离了从政为民的第一线,但是这并不妨碍沈炼开创他政治生涯的新纪元,与上面头头脑脑一大堆的七品县令相比,锦衣卫虽然也机构繁杂,但好歹是皇上的直属部门,有着其他机构所没有的特权。而对于以后历史的影响,作为锦衣卫的沈炼与作为县令的沈炼相比,也明显要高出很多。

2.沈炼与严世蕃

虽然在县令的位置上没有吃得开,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上锦衣卫经历的沈炼可以进入明朝的核心北京了,他可以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工作了。时任锦衣卫指挥使的是陆炳,陆炳的祖上也都是锦衣卫,所以他对锦衣卫的历史非常了解,据他了解,锦衣卫有史以来

还从来没有吸收过知识分子,如今沈炼的到来让陆炳非常高兴,毕竟他的治下拥有了锦衣卫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化人,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于是他对沈炼也很器重。

沈炼进入北京时,严嵩已经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权倾朝野,不少官员甚至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严嵩,“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曰父”。严嵩只有一个儿子,名叫严世蕃,自号东楼。严嵩非常宠爱和放纵自己的这个独生儿子,他甚至称呼自己的儿子做“东楼”,这在“父为子纲”的古代社会里恐怕是很稀有的现象了。严世蕃确实也得到了他父亲的遗传,自幼聪慧,“自视为天下才”,喜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聚拢一批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大都惧怕严氏的权势,恭维严世蕃的同时还得承受他的挖苦讽刺。

当时朝中的所有大臣都想巴结严家,作为锦衣卫指挥使的陆炳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就带着沈炼一起去参加严世蕃的酒宴。可是沈炼不是一般喜欢巴结权贵的文人,《明史·沈炼传》形容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所以严世蕃刚刚拿沈炼取笑了几句,沈炼就非常不赏脸地拂袖而去。后世有很多人把沈炼这种表现称之为“心胸所致”,其实这是一种对于沈炼的误解,“疏狂”的文人一般是不会在乎同道之人的取笑和打趣的,当然,适当的讽刺一般也无伤大雅。但是严世蕃这样的少爷,还自视甚高,虽然他“自视为天下才”,但是他的出身与性格注定了他不会把自己和那些穷酸文人们放在一起,他必然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而对于沈炼来说,他最鄙夷的就是仗势欺人,和那些媚态奴颜之人。分明不给严世蕃面子的沈炼,就这样和严世蕃结下了“私怨”。

沈炼与严家除了“私怨”,也有着“公怨”。

北边的民族关系一直是明世宗最感棘手的问题,而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严嵩是出了名的“非主战派”,对待反对自己的臣子们心狠手辣的严嵩,对待外族的侵扰却总是心慈手软,甚至缺乏自信,可以说,在对待北边的民族关系问题上严嵩是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刚刚入阁不久的严嵩就曾和明世宗谈起北边的民族问题,严嵩认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薄,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才是最应该尽快解决的,严嵩在这时指出了边事问题的关键,但是他要表达的核心依然是守重于攻。但是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严嵩再与明世宗探讨边事,他的语言要保守多了,不再似自己刚入阁时激烈,“只严督将领守卫,自可无事”。

仅仅过了一年,“只严督将领守卫,自可无事”的北边还是发生了战事,瓦剌军入侵明朝,而且直逼北京。明世宗急召群臣商议怎样退敌,主张守险的严嵩在这时一言不发,其他朝臣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于是从早晨到中午都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直到快退朝时,国子监司业赵贞吉才终于站出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臣以为天子应该拿出金银丝绸招募军队,亲自重赏勇猛之士,文武百官自会同心守城,敌人定会退兵。”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赵贞吉的话应该是一条不错的计策,但是当时的朝臣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性格刚直的沈炼耐不住性子,终于站了出来,不仅极力支持赵贞吉的意见,并慷慨激昂地加以补充。最终,明世宗采纳了赵贞吉和沈炼的意见,犒赏三军,击败了瓦剌的侵袭。

可是,正因为这样,让沈炼得罪了在北京城里最有权势的严氏家族,虽然他在击退瓦剌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升职的机会。反而逐渐被陆炳冷落,也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打压。

被击退的瓦剌依然没有放弃对于明朝的侵扰,不时在北边挑起战事,而主张“守险”的严嵩不愿意暴露北边战事的吃紧,所以他擅自扣留了很多边关的奏折。心忧国事的沈炼在不断被朝臣们排斥并打压的同时,看到国家岌岌可危,经常借酒浇愁。有一天他在朋友家喝酒之后,又因为国事感伤起来,索性趁着酒兴当场写下奏折,揭发了严氏家族的十大罪状:

“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然而这十条罪状并没有给严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却给了沈炼当头一击。明英宗在看了沈炼的奏折之后,下诏说,沈炼去年在金殿吵闹,不注意作为人臣的礼仪,现在又想通过诬告诋毁大臣来获取名声,责令对他廷杖。对沈炼施行廷杖后,就把他贬斥到塞外的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去种田了。

就这样,沈炼短暂的仕途生涯落下了帷幕,出生在温暖的江浙的沈炼被放置在了寒风呼啸的塞外。沈炼离开京城以后,严氏与沈炼的恩恩怨怨却没有因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