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盂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逸。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宜者类智而非智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戆者类勇而非勇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骊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顽石类玉。此皆似是而非也。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许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杨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垤，河海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呜呼，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译文】
我听说领导将帅的用人法，首先是要了解手下英雄的性情本质。然而，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不容易。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而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所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被张邈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样子很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好象是很勇敢的人，其实也不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往往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很像是老虎；白骨好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
《人物志》说：“随随便便许诺的人给人的印象为人爽快，实际上这种人却少有信用；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楚呢？”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智解】
知人不易，但不知不行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当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说明知人之难。如果只看人的表面，便对其人作出全面的评价，就难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轻易评价人，将会知错人，用错人。只看人态度如何，而不了解其人内心世界；只论其书本知识，而不考虑其实干能力；只见其对己表忠、好话说尽，而不分析其人动机和本质等，以此用人，往往会出问题。历史上有很多因为知错人用错人，而遭受损失，甚至失败的例子，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文中提到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个英明的君主，他善于招降纳叛，知人善任，对人能“推赤心于人腹中”。庞萌原本是个降将，在刘秀面前表现得恭敬、谨慎、谦虚、顺从，这种表面功夫给人好的印象，刘秀便认为庞萌是对己忠心耿耿的人，公开赞誉庞萌是“可以托六尽之孤，寄百里之命者”。意思是说庞萌忠心耿耿，绝对可靠。可是庞萌恰恰是个反复无常且野心勃勃的小人。他明向刘秀表忠，却暗里伺机而动，当军权一到手便倒弋一击，将同去攻敌的另一支汉军消灭了。最赏识的人叛变了自己，对刘秀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后来虽然剿灭了庞萌叛军，但是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庞萌的叛变，不仅对刘秀是个严重的教训，也给后人有益的鉴戒。原本毫无功绩的庞萌，因为会讨好逢迎，就被刘秀认为是忠臣良将，这种没有根据的评价显得盲目超高，信任也就必然过头，结果是犯了知错人，用错人的严重错误。
人的外表和内心往往是不一致的，如同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冷硬的不一定是石头；受到赞扬的，不一定是君子；受到诽谤的，并非就是小人；当面说好话的，不一定真心；背后提意见的，不一定恶意；所说的不一定是所想的；所做的不一定是所愿的。如古人所说：“知人，圣人所难。”意思是说，真正了解一个人，圣人也是会感到困难的。可见自古以来，知人一直是困扰着人类的一大难题。
知人难，但并非不可知。知人，需要智慧。老子曾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何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章对这些经验又作了系统的归纳，不可不细细揣摩。知人重要的在于透过表象看到一个人的本质，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见到明澈的天空一样，不能为他人的看法所迷惑。唐朝名臣裴行俭便是这样一位善于知人的智者。
裴行俭年少时便才华横溢，文武兼备，曾任礼部尚书，兼任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精于人伦之德”，深具擅长知人的眼力。当时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都以诗文著名，名扬海内，广受世人赞赏。当时曾有人引荐这四人与裴行俭相见。事后裴行俭私下对引荐他们的人说：“一个读书人，前程能否远大，当先重视器量与才识；其次才论及文学艺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三人，虽有才华，但是性情浮躁，举止欠稳重，而且炫耀显露才能于外，到底器量不足，怎么能安享功名呢？只恐这三人不能得到善终，只有杨炯较为浑厚沉静，能够安享县令长的官位，应当不会有意外祸患啊。”后来王勃渡海时坠落水中，因受惊悸致死。卢照邻遭遇恶疾缠身，痛不欲生，投颍水自杀身死。骆宾王投奔徐敬业做府僚，后来因为徐敬业举兵讨伐武则天兵败，骆宾王被牵扯进去而被杀。只有杨炯在盈川县令的位置上直至终老。裴行俭所说全部应验。
当时的初唐四杰，无人不称颂其才华，但裴行俭不为当时的普遍看法所迷惑，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没有德行与气度做根基的才华如空中楼阁、沙中之塔，终究不会长久。正因为他善于知人，才能够避免用人不当可能带来的损害。知人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善于知人，才能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发挥其长处，抑制其短处。所以要想善任，必须首先知人，知人且能善任，事能成矣。陶朱公派少子救兄也是典型的用人例证，既有正面的教育意义，也有反面的警示作用，对于今天的识人、用人同样大有启发。
陶朱公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派小儿子去楚国用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长子感到不满，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并以自杀相威胁。陶朱公只好让长子去处理此事，并修书一封给好友庄生，反复叮嘱说：“到了楚国后，立即把钱交给庄生，对他的吩咐要言听计众，不要管他如何处理此事。”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十分穷困。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之后却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在楚国，庄生虽然穷困，但他的廉洁正直得到楚国上下的尊敬，他并不想接受陶朱公的钱，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对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实行大赦。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庄生觉得像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为此他花重金贿赂官员，大王的大赦并非为国着想，而是因为陶朱公儿子的缘故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长子回家后，陶朱公大笑说：“我早料到他弟弟会因他而死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从小便过惯了富有生活，所以轻视钱财，挥金如土。先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陶朱公对儿子们的性情了如指掌，也做到了知人，由此对事情的结果有所预料，要是他能再善任一些，事情的结果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如果一位掌权者也能如此独具慧眼，那天下之事可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