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为何相距千里之遥、相隔千百年之后的“圣贤”都“本只一家”呢？为何“宇宙”与“己心”同呢？在象山先生看来，宇宙之本质是“生生之道”，人是宇宙所创生的精华，其心性之本亦是“生生”（仁）。从这一点而言，人之“心”与“宇宙”同。“大其心”者，亦即自反及扩充自身的精神世界，真正体会“生生”之“仁”充塞自我亦溢满天地，从而在具体的人生活动中显现“生生”之“仁”。于是，己之精神也就上达至宇宙，这岂非“与天地同”？既然与天地同，人又何有“死”？既然人们立志“要与天地同”，则在生活中又何不去做仁义礼智之事？可见，人们可以经由“大其心”而体会到生命的普遍性，显现生命的普遍性，由此来实现生命的永恒性，从而超越死亡。这就需要人们由内在心性的修养，通过“由生观死”，再到“由死观生”来获致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广泛进行的对天、地、君、亲、师的祭祀，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一整套的礼仪，使“小我”之精神与祖先、圣贤、天地相沟通，获得“大我”式的存在。孤零零的生命，是“小我”的生命；只有上达之祖先，并进而与天、地、君、亲、师相系，才获得了“大我”的存在，才能最终超越死亡的限囿而实现永恒。这即是象山先生所讲的：“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439页。“大做一个人”实则就是以己之“心”去上达宇宙之“心”。人之形体有限，人之寿命有时，可人之精神却可达于天地，与“天理”相合一，如此，必超越有限而实现无限。此时，人们行其所当行，为其所应为，无私无畏，直道而行，成为一个“大人”，并快乐无比：“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广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见，荡其私曲，则天自大，地自广，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岂不快哉！岂不乐哉！”《与包敏道》，《陆九渊集》卷十四，第183页。象山先生认为，要真正使自我与天同而超越死亡，一者必去“吾心之害”，其云：“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然则所以保吾心之良者，岂不在于去吾心之害乎？”《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集》卷三十二，第380页。人们若溺于感性生活之所获之享乐，必不能去沟通人我、物我、宇宙与我，必无法领会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如此，将无法获得生命的永恒，更不能超越死亡。二者必须从“俗见俗习”中超拔出来。“俗见”，是世间错误的看法；“俗习”，是世间沿袭下来的不良做法。在象山先生看来，人们若沉溺在“俗见俗习”之中，是难以体会“宇宙无非至理，圣贤与我同类”的道理，也难以使自我之“本心”上而与“天理”合一，下而在人伦日用间发显，如此，必不能跃出“小我”之局限性，获得“大我”之存在，亦即“舞蹈乎康庄，翱翔乎青冥”，岂不乐哉！岂不快哉！岂不伟哉！对陆象山生死智慧之现代沉思首先，我们对象山先生的人生观进行一番现代深思。象山之学直承儒学中孟子一系，以直指本心、明心见性、心即理的“易简工夫”独树一帜，创建了与程朱理学相鼎立的心学。其有关人生的学说，要在让人把世俗的人生追求置于求“天爵”的人生价值和“做人”的人生理想统帅之下，并把人生境界极高的“大人”树为人生终极的理想，整个学说的核心在发明本心之善，提升生存的境界。在现代工商社会名利之求泛滥成灾的今日，象山先生的人生精神及人生的践履还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第一，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创造和获取利润为核心与基础，整个社会的生产、销售、消费领域无不弥漫着金钱至上的气息。当然，市场经济的存在及发展，的确离不开这些经济的杠杆，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需要它们为动力机制。但是我们也应该从象山先生的人生学说中悟解到，日常的经济活动与人生的领域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许多不同的面向。
如果说，人生命的延续主要靠生活资料的供给和消费，人生活的丰富主要取决于物质财富占有的多少，那么，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获取却主要取决于精神境界的高低。如上所述，象山先生的人生学说，并非不承认世俗的生存欲望，但认为这些绝不能成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在他看来，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价值不在求名求利求贵，而在“堂堂做个人”；人生最高的理想，也不是成为大富大贵之人，而是在人生境界上成为“大人”。他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个人，方不枉。”《语录》，卷三十五。“做人”看似非常容易，天下众生不皆是“人”么？可实质上却不那么简单。在象山先生的人生学说中，天地生人，是先验地贯之以性善的，人之本质就在其道德的心性。所以，要“做人”，还要堂堂正正做个“人”，就必须充分地自明本心之善，并自觉地使这种善性显现于日常之思听言动中，如此当然不容易。象山先生云：“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同上）所谓“人要有大志”，就是要人们把生活的欲求与人生的价值区分开来，当今社会，许许多多的人，正是把生活欲求与人生价值混而同之，于是便“汩没于声色富贵间”，求钱不厌其多，求权唯恐不大，把金钱权势的获取移易为人生最大价值最高理想的实现。孰不知当一个人汩没于声色与富贵时，其善性良知便越来越受到蒙蔽和伤害。现代社会许多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不就是“汩没”于钱权而造成的吗？所以，象山先生的人生学说对今日之较普遍的“金钱至上”的人生观不啻是一种理性的矫正，是给许多沉迷在肉欲漩涡中不可自拔者的一剂良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人生天地间，成为万物之灵长，就必须负起“人”的责任，要有“人”之思、“人”之行。故而人生最大的价值绝不在金钱的获取和肉欲的满足，而在为“人”、做“人”，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责任、关爱、诚信等。一个现代人，当然要为生存和生活而去谋取金钱、物质，但同时，我们绝不可把人生的价值和理想置于这种低层次的需求上，而应该以“堂堂地做个人”为最大的人生理想，从而在自我的生存与生活的过程中具备正确的目标、规范，应该说这是现代人获致真正的人生幸福的基础。第二，既然人生最高的理想在“堂堂地做个人”，那么，此“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在象山先生的人生学说中，“人”可分为多种：一类是所谓“愚不肖者”，即“惟声色、臭味、富贵、利达之求而不知为学者。”《与胡达材（二）》，卷四。此“学”不是现今所指的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而是指学以为人的道理。“愚不肖者”只顾眼前之利盖的获取，只求肉欲之最大的满足，他们“居茅茨则慕栋宇，衣敝衣而慕华好，食粗粝而慕甘肥。”《语录上》，卷三十四。这种人为什么有无穷无尽的欲望而沦为“愚不肖者”呢？
关键在于他们“狙于习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于本心”。《与黄日新》，卷三。是世俗的风气使然，是遍于社会各个方面的误导使然，他们失去了人之本然的善性，并且惘然不知：“志销气腐，无豪杰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荡激，终沦胥而不能自振，尚何望其能轩轾于人哉？”《续书何始于汉》，卷三十二。象山先生此语的确一针见血，越八百余年我们仍然感觉到其有着不可磨灭的穿透力和震撼力。第二类人可称为“贤者”：“乖争、陵犯、污秽、陂邪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恶者，乃或纵情甘心而为之，此所谓行之不肖者也。于此有所不敢为，有所不忍为，有所不肯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为之，虽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则然，日履之间，盖与向所谓不肖者背而驰也，是亦可谓行之贤者也。”《与包详道》，卷六。
“贤者”与“不肖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贤者有向善之心和向善的行为。一个人不可能立即就达到完完全全的良心良知的显现，只要做到坏事“不敢为”，恶事“不忍为”，邪事“不肯为”，就是一个高于“不肖者”的“贤者”了。虽然“贤者”在人格境界上已大大高于“愚不肖者”，但在象山先生的人生学说中，其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此心为之不灵，此理为之不明，是谓不得其正，其见乃邪见，其说乃邪说……溺于声色货利，狃于谲诈奸宄，牿于末节细行，流于高论浮说，其智愚贤不肖，固有间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于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则其为病一也。”《与李宰（二）》，卷十一。“愚不肖者”主要沉溺于声色货利而不知本心之善，“贤者”虽不至于被肉欲所桎梏，但却惑于错误的观点与学说，此“心”仍为不明。所以，“贤者”亦非理想的人生境界，在象山先生的人生学说中，唯有“大人”，才是其推崇的最高人生境界的存在。有学者用“超人”来阐释象山先生倡导的“大人”，这极易引出误解郭名家顾春著《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郭名家、顾春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因为，象山先生继承儒学之传统，提倡的“大人”，既不指钱多权高势大者，亦不指身怀绝技，健壮如牛者，更不指有特殊神通、超越凡俗者。
“大人”仍是个平常人，他要吃要睡要游乐，他有父老乡亲朋友师长，甚至也要求取功名利禄。但是，“大人”之为“大人”，不在于他能超凡脱俗，而在于其境界大大地高于凡俗之人。他不仅自明本心之善，还在日常生活中完完全全地体现出这种善。平常人吃喝拉撒，想的是如何取得更好的吃更好的穿更好的玩；而“大人”也要吃喝，但其孜孜以求的却是道德心性的修养，其与亲朋好友相处相交，处处遵循本心之善体现出的道德准则，而求取功名利禄则皆为增进天下苍生之福祉。可见，象山先生所谓之“大人”，完全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而非是什么“超人”。现实中的人皆必不可免的要谋生，为此就必须要去取利。象山先生认为，取“利”有二途：一为孜孜求利，唯利是图，是为“小人”；另一则为以“义”制“利”，“利”字当头先思“义”，是为“君子”。“大人”也是“人”，故亦不免于考虑“利”，但其取“利”非为满足个人之私欲，而是为社会、为天下苍生谋取其“利”。要在现实生活中做这种事，就必须在人生境界上达到极高的层次，其关键就在于，将自我之本心与天地宇宙之精神相沟通相融汇相合一，意识到人心所具之“理”（道德）实乃天所赋予，故此“我”在社会行仁义道德之事乃是天地所“命”，乃是天理之表现。如此便没有了“小我”，便没有了“私心”，便不会有孜孜取私利的思念及行为。象山先生说：“义理之在人心，实天之所与，而不可泯灭焉者也。”《思则得之》，卷三十二。“义理所在，人心固然，纵有蒙蔽移夺，岂能终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一也。”《邓文范求言往中都》，卷二十。象山先生的人生论首先能给现代人一种督促，那就是：人生在世，就要活得像个“人”，就要努力做一个“人”。不要自沉沦于“愚不肖者”，亦不要自甘于当一个“贤者”，而应该努力去做一个“堂堂的人”，一个立于宇宙间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大人”。象山先生的人生论又可给现代人一种自信，那就是：人皆可以做一个“人”，还能做一个“大人”。因为人是天地精华之凝聚，天理人心同而为一，所以，是“人”就要皆为“善”，表现于人生活动中亦必循善。人人自善又善他，这个社会必成人间天堂。象山先生的人生论还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动力，它能促使那些私欲熏天、金钱至上、无所不为者猛醒，也能让忙碌于日常生活的现代人注意到正确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和人生境界的确定，并因此在生活中达到一个崭新的层面。唯如此，现代人才能获得人生真正的顺畅和幸福。其次，我们进一步对象山先生的死亡智慧做一些现代的思考。儒家生死哲学最大特色之一，亦是象山先生生死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即是所谓“大其心”。当人们于人生奋斗过程时，当人们面对生死攸关时，时时反省其内在之道德心，扩充己之精神以与宇宙精神相系相通，从而使己之小我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合而为一，这样就获得了生命的不朽。象山先生超越死亡之方法，亦构成儒家生死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分言之，有三大步骤：一要求人们除去私利，从而消解“人己之别”；二是摒弃物欲，从而消解“物我之分”；三则“大其心”，从而消解“人天之隔”。个我之身体会朽，个我之生命易逝。但是，由人心之灵觉感通，使己与“天道”合一，这就从感性的、个我的生活进入到理性的、大我的生命，从而获得了人生的普遍性，如此，便实现了精神生命之不朽与永恒。象山先生之能达到临终前的心地坦荡，在死神面前道出“亦自然”这样平静的话；历史上的先贤先哲之能慷慨赴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实践的正是其生死价值论及超越死亡之方法与途径。现代人在解决生死问题时，尤其是面对生死攸关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生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