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状元、宰相、文学家和思想家。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就义于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吉州庐陵县人（今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乡文家村）。宋宝祐四年（1256）天祥举进士，在集英殿的廷对中，他以“法天不息”为核心观念写成的《御试策》被理宗“亲拔为第一”，成了该科状元。考官王应麟云：“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宋史·文天祥传》卷四一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18页。文天祥刚介正洁，“天性澹如”，“自拔于流俗”。其立于朝，以正直敢言著称，故常被免职而返乡；其官于地方，则关心民生疾苦，深得百姓拥戴；当元军铁骑踏遍江南大地时，一介书生状元宰相文天祥起兵勤王，九死一生，其意坚不可摧。在兵败被俘百般劝降皆不奏效的情况下，元世祖亲自许以中书宰相之职，仍为天祥所拒：“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愿赐一死足矣！’……天祥临死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同上，9823页。文天祥以一腔热血实现了其“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的人生理想。近八个世纪以来，文天祥的人格气节，他的诗文、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面对外侮内患，英勇不屈，逆境奋起，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外来侵略、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分析文山先生的人生态度、生死追求、人格意志等，能帮助我们获得卓越的生死智慧，帮助我们更好地做人做事，得到幸福与成功的人生。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文天祥一生事迹来看，其人生态度可一言以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一般来说，人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时，常常要考虑：这件事能不能做？做得了否？以及后果是什么？通俗一点说，即做这件事值不值？若做这件事毫无成功的希望，人们便不会去做；若做这件事的后果是得不偿失，人们也不会去做，这就叫“知其不可而不为”，人之常情也。观文天祥的一生，他恰恰相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做这些事必定做不成，明知做这些事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他却偏偏要去做，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天祥异于常人之处，亦是其感人至深的地方。在文天祥中状元的宝祐四年（1256），其父文仪病逝在京城。送父葬并守孝原要三年，但在实际的制度上规定25个月即可，这样，到了宝祐六年（1258），天祥服孝期满，可以赴朝廷为官了。以文天祥状元的身份，以理宗皇帝对其试卷的高度评价，跻身朝廷既为必然亦是当然。其时在朝丞相是丁大全，有人劝天祥去信求一职，他却说：“仕如是其汲汲耶！”意为自己决不愿钻营官场。庐陵郡侯自然以天祥中状元事为地方骄傲，知县刘汝励就曾在县学建“进士第一堂”，他们也在为文天祥还不能官于朝而焦急，准备代他申报以“除初官”，天祥“力辞谢，得止。”《纪年录》，《文天祥全集》卷十七，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6页，下引该书均只注篇名页码。
古代士子皓首穷经，奔竞于科考，不就是盼早入朝廷为官宦吗？人人知其“可”而极力做之；天祥虽知“可”而独不为。其不阿权贵，敝屣尊荣的人格精神于此可略见一斑。直到宋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陪弟文璧赴临安参加进士考试，由朝廷补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及上任，蒙古兵已分三路，直指川、湘、鄂，京师为之震动，被宠幸的宦官董宋臣极力主张朝廷迁往四明（今宁波），以避元军锋芒。满朝文武多觉不可，但慑于董的权势而少有非议。文天祥以微末之地位，毅然写下了《己未上皇帝书》，认为：大敌当前，朝廷必须从四个方面痛下决心：“一曰简文法以立事”；“二曰仿方镇以建守”；“三曰就团练以抽兵”；“四曰破格以用人”。文天祥尤为尖锐地指出：宋理宗贪图享乐，纵容奸佞，以致酿成社稷生死存亡之祸。他还说：“臣愚以为今日之事急矣，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灵，以解中外怨，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异议，何从而消？敌人之心胆，何从而破？将士忠义之气，何自激昂？军民感泣之泪，何自奋发？”《己未上皇帝书》，第95页。真乃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但是，天祥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不在意，以他一个二十四岁的“后生”，列散官二十八阶的品级，又怎能撼动董宋臣这棵“大树”？上书自然如泥牛入海，渺无声息。次年，文天祥被改派去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这带有贬黜意味的任职，使他愤然自请任闲散祠禄官（建昌军仙都观主管）。天祥还未正式入仕途，便打道回府隐于老家文山了。这些超出常人的行为举止，实匪夷所思，充分显示出文天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宋景定三年（1262），文天祥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后迁景献太子府教授，升为著作佐郎。就在天祥“官运”稍有起色时，被贬官外地的董宋臣被理宗召回，任为内侍省押班，兼主管太庙，并主管景献太子府事，成了文天祥的上司。在天祥眼中，“君子”与“小人”形如水火，势不两立，于是，他又写了《癸亥上皇帝书》，全书提及他曾议“以宋臣尸诸市曹”事，并乞宋理宗屏退董宋臣：“宋臣之为人，臣实疏远，亦安能以尽知之。惟是天下之恶名，萃诸其身，京国闾巷，无小无大，辄以董阎罗呼之……伏望陛下稍抑圣情，俯从公议，纵未忍论其平生之恶，以置其罪；亦宜收回成命，别选纯谨者而改畀之。”《癸亥上皇帝书》，第99页。书上后，仍毫无消息。实际上，董这次被招回后就从未失宠于理宗，死时还被追封为节度使。于是，文天祥只好再辞官退归田园，后经斡旋，才被改知瑞州。一已甚，何能再？文天祥真的是犯了主之“婴鳞”（逆鳞）。董宋臣者，何许人也？他在宋理宗的生活圈子里，绝对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他不但能为理宗皇帝敛财，而且能起楼台亭阁，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这就是天祥在上书中“稍抑圣情”一句的由来。文天祥可谓是明知其不“可”却一定要“为之”，其铮铮铁骨令人赞叹。天祥曾在给友人书中自明其志云：“某不量其愚，辄上书论其事，区区以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于今日之难。其得祸与否，不计也。”《贺吴提举西林》，第152页。会不会导致“灾祸”？正是人们“为”还是“不为”的前提和基础，天祥独能“不计也”，实为高于和异于众人之处，此不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吗？后来，天祥一受御史黄万石以“不职”弹劾，二被人指为违反礼制不守孝道，被迫再辞官职，复返故里，悠游山水之间。二年后，才再授尚书左郎官。咸淳四年，天祥兼学士院权直，还兼国史院检讨官，但旋即又被台臣黄镛奏免官职。咸淳六年（1270），权臣贾似道以退为进，玩弄辞官致仕以求更大权力的把戏。恰此时，当文天祥受命起草挽留贾似道的诏书，他“裁之以正义”，按惯例，当先呈稿于宰相，而天祥独不遵循，贾似道极为不满，指别官改作，而度宗也采用了改作之辞，于是，天祥只得第四次辞官退职。贾似道不等其退，指使台臣张志立奏免其职。十年宦海生涯，让文天祥尝尽了世态炎凉、官场龌龊的苦头。他在回到文山故里之后，写给友人太博朱埴的信中说：“仆十年受用顺境过当，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来，此血肉躯，如立于砧几之上，齑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仆何所得罪于人？乃知刚介正洁，固取危之道；而仆不能变者，天也。”《与朱太博埴》，第163页。面对权臣奸相，邪恶小人，无端祸水，天祥都决计不退缩，不彷徨，“直立而俟之耳”，他曾自嘲说：“某碌碌不如人，独有愚憨，不能改其素。”《贺翁丹山兼宪》，第179页。“愚憨”之性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表现，真是可叹可感，可圈可点。德祐元年（1275），元帝忽必烈命伯颜担任最高统帅，率大军20万，水陆并进，打响了灭宋的最后一战。文天祥时任江西提刑，接到由谢太后下的《哀痛诏》及另一道圣旨，命文天祥起兵勤王。天祥奉诏泣涕皆下，仅三天，他传檄各地，招兵买马，甚至毁家以充军资，很快聚军一二万人，共赴国难。他的朋友对其行为表示疑惑，说：“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可保也。”《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9819—9820页。天下官宦多矣，而官品高于天祥者亦比比皆是，为何在南宋朝廷面临灭顶之灾时无人起兵呢？当然都是考虑到如此做的结果必为“驱群羊而搏猛虎”，所以，他们都是“知其不可而不为”者。天祥则不然，明知此“为”必败无疑，却义无反顾，以一介书生率军勤王，这仍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所至。从宋德祐元年到元至元十九年，是文天祥几乎每时每刻面临死亡胁迫的七年。天祥曾在《指南录·后序》中记之甚详：“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发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傍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
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指南录·后序》，第479页。三次“当死”不死，又继之以自刭死、傍徨死、“无不死”、“送死”、“落贼手死”、“迫死”、“陷死”、“无所逃死”、“捕系死”、“邂逅死”、“无辜死”等等，身临死境其自称达十八次之多，真是“痛何如哉”。可天祥却得以不死，这是其生命旅程中的奇迹。但是，应该看到，若天祥在派往蒙军大营议和时便接受劝降，早已享荣华富贵了，怎会经此九死一生？也许在生活中，人们可以为某种动机放弃一些可能带来利益的行为，但是，“生”还是“死”则是人生中最为根本、最为严峻的问题。文天祥人生态度最为感动人心的恐怕并不是其中状元，名耀神州，亦非其在朝与地方为官吏时的骄人政绩，甚至也不在其奋起抗元，转战万里，而是他视死如归、知“死”之可避而不避，知“生”之可求而不求的精神。观文天祥的一生，除在科考上的辉煌之外，就陷入了政坛上与奸佞小人、权臣宦官的苦苦抗争，在三十七岁前，先后罢官贬职达六次之多；其后天祥奋起抗元，除在江西战场上小有胜利外，可以说是屡战屡败，最后被执，被迫亲见南宋小朝廷的覆灭，这对忠臣义士的天祥来说，何啻万箭穿心，痛不欲生？真可谓是求生不能，求死又不得。最后他身首异处，惨遭杀害。人生坎坷艰难困顿凶险，莫如天祥一生之为甚。那么，为何他在如此局促穷途短暂的人生过程中，还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为底气，昂扬向上，奋发有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明大儒亦是状元的罗洪先在仔细研读文天祥事迹之后感叹道：“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顾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难之。今罢而仕，仕而复罢，经历摧创，至于六七，志愈坚气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为之所者矣。”《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第807页。天祥与常人完全不同的是，他遭百般蹉跌却从不改悔易辙，此究竟源于何？而支撑文天祥如此行为的“为之所者”又是什么？简言之，是儒家先圣先贤“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资源，是文天祥关于“命”、关于“道”（“理”）的思想和学说。生死追求：“命”与“理”（“道”）的合一“知其不可而为之”本就是儒家创始者孔夫子的主要精神。《论语》中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朱熹集注：《四书集注·论语·宪问第十四》，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2页，下引该书均只注篇名。盖春秋末期，各诸侯逐鹿中原，攻伐无度，斯文扫地，诚所谓“礼崩乐坏”，而孔子却汲汲于复周礼倡仁义道德的事业。朱熹在注释中认为，“晨门”是“贤人隐于抱关者也”《四书集注·论语·宪问第十四》，第192页。，他以“天下”无可救药，是“不可为”的。他抓住了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偏要为的特点，但他并不理解：
其何以能如此？其何以一定要这样？其实这与孔子的道德天命观有紧密的关系。孔子一生皆系于恢复周礼、提倡仁义。“周礼”主要为政治和社会的准则，“仁义”主要为人伦道德的准则。既然是“准则”，必对政治、社会和个人行为形成某种约束。这在纵横捭阖于天下者和沉溺于声色犬马者看来，皆为无形的桎梏，必欲破之而后快；但在孔子及儒生们看来，这些皆是“天”之“命”人所遵之“道”，必欲树之而后快。可是，孔夫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天下大乱之际，其所推行的东西显得迂远而疏阔，不近事理也不近人情，因此，“贤者”会叹为“不可为”。但是，虽然孔子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干七十二君无所遇”，其意其行却反而更加坚定，个中关键就在孔子沟通了外在的“命”与内在的“道”。“命”者，一般皆理解为“命运”，一种冥冥中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所以，孟子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四书集注·孟子·万章上》，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