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学语言与认知译丛:认知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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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耦合 -构成谬误的几个例子

在我们称为简单耦合论证的那些论证中,用于支持延展认知过程所用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认知的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如下的提议中最常作出这样的推理,这个提议就是:在使用铅笔和纸去计算大数之和时,人们的认知过程包括了铅笔和纸参与到运算中的过程。除此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例子。例如,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son)描述了一种儿童的猜谜游戏——尖峰时刻(Rush Hour)。在游戏中,儿童要在一个木格上移动长方形的木块。下述段落相当简洁地作出了从耦合到构成的这种推理:

我们通过持续地回顾游戏板,并试着估计出让我们更接近目标的移动顺序来解决问题,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通过与环境的持续的交互作用来利用环境的结构。我们在看,我们在想,我们在移动。但是思考——这个解决问题的认知部分,并不是封存在我们身体内部而楔入到我们的看和移动这两个环节中的,而是通过与游戏板的这些交互作用发展起来并成为可能的。(Wilson,2004,p 。194)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些例子并不是用来支持延展认知优于颅内认知。相反,它们仅仅意在说明,这两种观点如何被应用到特定的案例中。然而,威尔森并没有这样说。反而,在引出我们在此处所引例子的文本中,威尔森提到他计划为跨颅主义提供一个案例(cf 。,Wilson,2004,pp 。188‐193)。

在诺埃(A lv a N o笨,2004)的第7章中,诺埃为认知与构成之间的因果转换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说明。首先,他指出在,知觉体验依赖于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因果交互作用这一意义上,知觉体验是外在的。接下来,他设计了一个稍稍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加体现了构成问题的本性,即“什么是一种体验的因果基质?”“也许获得啜饮葡萄酒所带来的美妙享受的唯一的方式——或者唯一的生物方式,就是将酒留驻于舌尖。在这个例子中,酒、舌头以及品咂的动作都将是品酒体验能够发生的物理基质的一部分。”(N o笨,2004,p 。220)。最后一句话看起来是一个关于构成性的主张,它由耦合条件稍加改动而来。粗略地说,这个主张就是存在着某种独一无二的法则学上可能的方式来获得某种东西。但是,究竟为什么需要这种唯一性呢?为何这些独特性就应该与此有关呢?例如,假设造成核聚变反应的唯一在物理上可能的方式是通过一种恰当放置的核裂变。那么这种唯一性构成了认为核裂变是核聚变反应的物理基质的理由吗?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核聚变反应的物理基质实际上是原子核的聚合。

然而,对于诺埃来说原因的唯一性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讨论使用铅笔和纸进行复杂运算时,诺埃没有依赖任何法则学上的原因唯一性来完成从耦合到构成的转移。他写道:“事实上,就我们所能做的绝大多数运算来说,我们都必须依赖铅笔和纸。如果铅笔和纸对于计算来说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们看成是计算活动的必要基质的一部分呢?”(N o笨,2004,p 。220)当诺埃带着赞成的态度引用他将其归属于克拉克和查默斯的观点时,他对于因果构成性主张的承诺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他所引用的这个观点就是:“根据积极的外部主义,环境能够驱动并部分地构成认知过程吗?心智止步之处和余下的世界开始之处在哪里呢?如果积极的外部主义是正确的,那么这条边界就不能划定在颅骨上。心智超出——或至少有时能够超出——身体的界限并进入世界之中。”(N o笨,2004,p 。221)我们认为诺埃在这里的讨论很好地表明了我们的观点,即延展认知的倡导者在很大程度上对耦合和构成之间的区分并不敏感,并随意地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

Clark(2001)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它与我们刚才看到的例子极其类似。这个例子是关于写作学术论文的:

最后,面对摆放在面前的这篇精心写就的文章,这位虔诚的物质主义者可以好好表扬一下她自己的脑,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我们通常会发现,脑通过认知的技术性环境(cognitiv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参与到了某种有效的和反复的回路中。或许,我们一开始先阅读某些旧笔记,然后再转向原始资料。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的脑产生了一些片断式的、即时的(o n‐t he‐spo t)反应,这些反应被适当地标记在页面或页边上。这种循环会重复进行,它会暂停下来并回过头查看原来的写作计划以及草稿,并且以同样的片断、即时的方式修正它们。外部媒介非常具体的特性深深地介入到批评、重新编排、简化以及联结的整个过程之中,这使得简单反应的序列能够成为有组织的,并且(有望)发展成为类似论证的东西。脑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也是特别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扮演了全部的角色。事实上,脑的作用所表现出的真正(快速而简洁有效的)力量和美感在于它在各种复杂而循环的过程中——这些过程持续地在脑、身体以及技术性环境间往复——扮演了一个媒介要素。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解决了问题……智能过程恰恰就是这样在时空中被延展的,在脑、身体以及世界之间曲折往复的。(Clark,2001,p 。132;参见Clark,2002,pp 。23‐24)

就上述内容来说,颅内主义者可以同意所有的论述,直到他们看到最后一句话。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模式,先是一段长长的关于脑与环境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描述,接下来就转移到这样的观点,即这些因果回路构成了认知过程的部分。这就是简单的耦合 -构成谬误。我们当然注意到,期刊论文是脑和工具共同负责的结果。然而,这并不要求脑和工具共同构成一个单一的认知过程中的部件。正是旋转的保龄球与球道表面交互作用才导致百发百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跟球道摩擦的所谓“延展的保龄球”,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在保龄球与球道之间,存在任何特殊的亲密关系。更何况,偶然发生的(contingent)颅内主义者并不反对工具和脑的运作为假设一种单一的因果过程提供了基础的说法。问题在于,这并不能够说明工具和脑构成了一个单一认知过程的部分。

吉布斯(Gibbs,2001)声称,“在许多情况中,意图(intentions)是在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基础上涌现出来的产物,因此它们以一种分布式的方式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中”(Gibbs,2001,p 。106)。显然,至少对某些意图来说,吉布斯是一个跨颅主义者,并且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他也易于犯简单耦合 -构成谬误。然而,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某些更为复杂的谬误版本。这里我们仅考虑其中一个。

吉布斯的其中一个论证是基于他在酒吧所听到的一则对话。当约翰把啤酒洒了出来,对话就开始了:

约翰:我在想吧台后面是不是有一块毛巾。

尼克尔:(走到吧台,然后抓了一块毛巾):给。

约翰:哦,谢谢!我实际上并不是让你给我拿一条毛巾。我只是把那里是不是有一块可以让服务员拿给我的毛巾这个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不过,还是谢谢了。(Gibbs,2001,p 。109)

吉布斯是这样分析这段对话的。他说“约翰是带着特定的含义说话的,但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接受了尼克尔对他说的话的解释”(同上)。我们认为吉布斯对这一例子的处理有着多重问题,因此,在我们最终把它与其他耦合论证关联在一起前,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吉布斯的问题所在。首先,我们认为吉布斯无疑误解了约翰的意思。约翰根本就没有改变自己的任何想法。他并没有采纳尼克尔对他说的话的解读;事实上,他明显地表明拒绝这样的解释。约翰说,“我实际上并不是让你给我拿一条毛巾”,这就明确地拒绝了他所认为的尼克尔对他的意图的理解(或可能的理解)。当他说,“不过,还是谢谢了”的时候,他的意思只是,即使他并不想让尼克尔帮自己拿一块毛巾,但是既然尼克尔已经这么做了,他总得感谢他一下。看起来,约翰最初的意图以及他自己对这一意图的解释在整个情节中并没有变化。

还是不要把我们的论证过多地放在吉布斯会如何看待我们对于上述对话的特殊的理解上,我们可以尝试着提出一套想象中的情景,在这个情景中约翰确实改变了他的最初的意图。约翰如果真正地改变他最初的意图的话,这个想象的情景必须要有怎样的不同呢?让我们不妨说,在 t0 时刻,他的意图不过是大声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且他也这么做了:“我在想吧台的后面是不是有一块毛巾。”尼克尔紧接着就过去递给他毛巾,并且说:“给。”现在,在 t1 时刻,假设约翰说,“谢谢。我很高兴你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于是,至少尼克尔的行动引发了以下两者之间的冲突:约翰在 t0 时刻所具有的意图和他在 t1 时刻所暗示的他自己在 t0 时刻所具有的意图。然而,这仍旧不是在 t1 时刻改变约翰自己在 t0 时刻意图的行动的一个例子。确实,这种交换的机制在喜剧电影“糊涂大侦探”(Inspector Clouseau)的场景中出现过。克劳索明确意图某件事情,接着这事就意外发生了,但是随即大侦探就把这种出人意料的事当做他所料想到的事。有什么理由来认为约翰改变了他在 t0 时刻的那个意图,而不是改变了他对 t0 时刻那个意图的解释呢?很可能约翰当时经历着记忆失常或者是在自我欺骗。吉布斯并没有给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偏好于认为约翰在 t0 时刻改变了意图,而不是认为约翰只是改变了他对 t0 时刻意图的评价。

无论如何,假设我们把吉布斯起初的例子——约翰说“我实际上并不是让你取一条毛巾给我”——所具有的某些不当之处搁置一旁。进一步假设,在 t1 时刻约翰实际上是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变自己在 t0 时刻的意图。尤其让我们假设回溯因果作用(backwards causation)是没有问题的,即在t1 时刻发生的事件能够因果作用于在 t1 时刻之前的 t0 时刻所发生的事件。(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表现得非常大度了。)即便如此,吉布斯必须着手解决耦合论证中的基础性缺陷,即某一时刻的事件因果地影响另一时刻的认知事件这一事实并不造成如下这种情况:那些最初的事件构成了单一认知过程的部分,这个单一的认知过程包含着引起认知事件的事件。更具体地说,尼克尔或者约翰的行动对约翰在 t0 时刻的意图造成了某些认知上的差异这个事实并不足以确立尼克尔以及约翰的行动构成了相同的认知过程或者状态的一部分,就像约翰在 t0 时刻的意图那样。

在对这个案例的分析中,吉布斯混淆了构成关系和因果关系,对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在他对另一则对话的主张中找到。他提出:“作为对话的结果,说话人的意图也是明显转变了,并且这样的转变有时候并不能被视为单单是个体说话者的心智的产物。”(Gibbs,2001,p 。111)在谈话的过程中意图会发生改变确实是很正常的事。假如让你把盐递给我。基于其他背景因素,这可能会让你形成递这包盐的意图。当然,从一种完全正确的意义上来说,在诸如这样的例子中,你的意图并不单单是你的心智的产物,你的意图并非只是由你心智中的事件所引起。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对颅内主义构成威胁。即使承认上述所有东西,颅内主义者仍然可以主张递送食盐的意图完全是由发生在颅内的事件和过程所构成的。因此,即使作出了如此大度的让步,吉布斯仍然不能为跨颅主义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他所找到的不过是犯下耦合-构成谬误的如此众多的方式。

在上述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所发现的是,延展认知的倡导者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使得一个过程是认知的是某种内在于该过程的东西——即某种与它如何工作有关的东西,而不是它与之连接的东西。他们也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要成为一个认知的过程,就必须要满足成为认知的内在条件。那么是什么使得一个过程成为认知过程呢?或许是某种与过程本性有关的东西。毕竟,什么使得一个过程成为核裂变的过程呢?是那些与该过程本性有关的东西,也就是原子核的裂变。而这就是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想要表达的那种解决问题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