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写作的热爱应该说是源自一篇周记。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篇周记写的是我家的那只小猫。我描写得很细致，甚至写到了小猫有几根胡须，结果老师对我的这篇周记大加赞赏，他不仅在课堂上高声朗读了我的文章，还当众表扬我观察事物很仔细，很有写作天赋。被老师这么一表扬，我对作文开始来兴趣了。
上了高中，我对文学的兴趣更浓了，平时经常会找一些课外的书来读，什么小说啊、散文啊、诗歌啊，我都看，看了之后就心潮澎湃，渴望自己也能像那些大文豪、大作家那样，拥有自己厚厚的作品集。于是我找来一大叠白纸，自己动手装订成一个大本子，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卢一凡文集”几个大字，里面还煞有介事地分了小说、散文、诗歌等栏目，不过“文集”里面大部分都是空白的，只收集了几篇周记而已。
我家里很穷，每星期的伙食费只有五元钱。可就这五元钱，还要被我“克扣”出一半来买书看，所以常常是一盆咸菜吃三天。买新书实在太贵了，我就想了个“绝招”，到图书馆去借书，然后就声称丢了，因为不是新书，只要赔一点钱就行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买”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
由于营养不良，我长得瘦精精的，体质很弱。高一下半学期的时候，有好几天时间，我感到浑身发冷、四肢无力，周末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到半路又碰到瓢泼大雨，被雨一淋，病显得更严重了，父母把我送到卫生院一检查，居然得了重伤寒！整整十七天后，我的病情才逐渐好转。为了把病彻底养好，我又在家里休养了四个月，等我回到学校，课程已经落下了一大截。更糟糕的是，这场大病影响了我的体质，身子骨一直很虚弱，以至于经常耳鸣，上课的时候我满耳都是嗡嗡声，根本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这严重妨碍了我的学业，加上当时限招文科生，而我们学校的文科又是弱项，全校文科无一人上线，我自然也就名落孙山了。家里人觉得我是块读书的料，都希望我复读一年再考，可是我考虑到当时家境不好，就婉拒了大家的建议。
没有读上大学，也不去参加复读，我就呆在家里开始一门心思搞写作。那时候的想法挺天真，觉得自己的兴趣在写作上，凭这个本事，今后照样可以过上好日子，不会比读大学差的。
在农村，没考上大学的人一般都得下地去干农活，如果吃不了那份苦，就跑到城市里去打工，像我这样整天呆在家里写文章的人是没有的。我非常幸运，摊上了十分开明的父母，他们不仅不说我，甚至还鼓励我：“既然你喜欢写作，就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么不写，要写你就一门心思地写出点名堂来，田里的活你甭管。”
在家里关起门来整整写了三个月的少儿文学，投稿出去，却都是泥牛入海。正当我有点气馁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印着“绍兴县文联”的字样，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从里面抽出来的是两份折叠了好几道的报纸，打开一看，是绍兴县文联办的《少年文艺报》。乌拉！我的一篇题为《风波》的少儿小说终于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啦。
我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的消息不胫而走，四乡八邻都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我父母也更相信了我在创作方面的潜力。而我更是热情倍涨，每天坐在家里搜肠刮肚，一篇接一篇地创作着。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并不顺利，虽然我陆陆续续又在《少年文艺报》上发了几篇作品，但投寄给其他报纸杂志的稿件都没有任何回音。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我可真是天真啊，一没有生活阅历，二不懂写作技巧，光凭兴趣，怎么可能写得出好东西来呢？
二
不知不觉一年很快过去了，我的作品发表得很少。我突然认识到，像这样整天坐在家里苦思冥想是不行的，我应该到社会上去多体验一些生活，为自己的创作积累一些素材。在大姐的帮助下，我进了她工作的印染厂当水洗工。而后，我又跟堂兄、大姐夫他们进城做室内装修工，再后来还去陶瓷厂做过工艺配方员，年纪轻轻就开始在生活的最底层磨砺挣扎。但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也从未放弃过成为作家的梦想。我一边在河北文学院和鲁迅文学院函授文学创作，一边坚持每晚阅读和写作，几乎把写作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记得随大姐夫在杭州搞装修的时候，每天都要干活到凌晨两三点。收工后，等大姐夫他们都睡了，我就开始趴在地板上写作，几乎每次都是写着写着，写到一半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偶尔醒来发觉还没有写完，就接着往下写，直到写完为止。
1993年，我得到父母的支持，在三叔的安排下去了广州。这回我打工的地方是一家化工原料商店，所谓的仓库保管，其实就是店里的杂工，装货、卸货、点货、发货……什么都得干。店里进货都是一车皮一车皮来的，例如磺酸，一车皮就有五六十桶。每一桶磺酸有250公斤重，搬五六趟还能挺得住，但是要搬十几二十趟，我就感觉有点撑不住了，毕竟以前我从来没有干过如此繁重的体力活，况且我的体质本来就很弱。
我虽然干力气活不行，但心却是比较细的。我们店里有两百多种商品，平时一有空我就会拿着单子去对，所有的商品放在哪个角落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店里人要找东西都会来问我。有一天，已经是半夜了，我突然想起白天的一笔货可能发错了，就赶紧爬起来，找到老板要求进仓库再清点一下。这件事引起了老板对我的关注，他觉得我办事很认真、很负责，就提拔我当了主管，负责管理十四五名工人，我的月薪也有所上涨。
在广州打工的第一年里，我进过两家商店，都从一般的杂工做到了主管，薪水也翻了两番。可是我并不感到满足，因为赚钱并不是我出来打工的目的，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过上跟写作相关的日子。于是我开始收集报纸上有关文字工作的招聘信息，希望能找到一份凭写作赚钱的工作。
1994年3月的一天，我收集了10条信息，向老板请了一天假，打算去这10家单位应聘。为了壮胆，我叫上了正在读大学的堂弟慧良，请他陪我一块儿去应聘。
我们一连跑了9家招聘单位，结果都如出一辙：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不具备本科以上学历，那些单位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拒之门外。这时已近傍晚，还剩一家岭南美术出版社的《今日装饰》编辑部尚未去应聘，我垂头丧气地对慧良说：“看来最后一家也不大会有戏，还是回去算了。”
慧良看了看表，说：“离下班还有半个多小时呢，去完这最后一家吧，穿过一条马路就到了。”我硬着头皮打起精神，走进了《今日装饰》编辑部。主编是位女士，我把发表过的作品和文学院的结业证递给了她。她随手翻了几下，问：“你当过编辑没有？”其实我根本没当过什么编辑，但我知道如果说没有，就等于堵死了自己的路，情急之中我撒了一个不易被揭穿的小谎，说我在学校里当过校报编辑。
主编似乎相信了我的话，说：“现在都已快年底了，录不录用你，等春节后我们的通知。”
度过了漫长的春节之后，还没有接到编辑部的录用通知，我依旧在那家商店上班。过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有一天《今日装饰》编辑部的主编打电话通知我第二天过去。次日一早，我从商店请假去编辑部，主编一看到我便取出一叠照片说：“请你根据这些照片，用散文的笔调写一篇介绍居室装修效果的文章，明天我们看了文章再说。”老实说，这类文章该怎么写，我心里其实一点没底。出了编辑部，我赶紧跑到报摊上买了好多香港出版的家居装饰杂志，带回家研究到了深夜，然后依葫芦画瓢地写了一篇稿子。第二天，我早早赶去把稿子交到了主编手里。没想到，才看了几行，她就惊呼：“你们绍兴人可真的会写文章啊，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真没想到好运会在转眼间光顾到我的头上，终于可以靠写作挣钱了！我兴奋地跑到三叔家，将这个喜讯告诉了三叔三妈和堂弟，想不到三叔三妈竟断然反对我辞掉商店的工作。三叔说：“你现在的工作虽然苦点，但收入不少，老板又看重你，按我的想法还是好好地干上几年，攒点钱回去，把房子装修一下，再成个家，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不是挺好的吗？干吗要跳来跳去呢？做编辑你又没经验，说不定试用不到一星期人家就炒了你，到那时你可咋办？”
三叔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广州，要想找一份薪水好一点的工作并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无法放弃我的理想，我对三叔说：“如果我真像您所说的那样，攒点钱、把房子弄弄好，再成个家的话，我还来广州干什么呢？就是在绍兴老家，我也完全可以找到工作、攒钱、成家的。我来广州的目的，就是不想那样去生活。我能写文章，我爱写文章，我可以靠写文章过上更好的生活！”
三
在《今日装饰》编辑部供职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整天跟文字打交道，不仅夯实了我的文字功底，也使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我的一些作品开始在《羊城晚报》、《文学港》杂志等报刊发表，还获得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文化发展部举办的1995文学创作竞赛三等奖和南方日报社、《作品》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首届“南方寻梦”征文大赛优胜奖。
1995年，《今日装饰》杂志因揽不进广告而变得举步维艰，到这年的10月，这本杂志已经随时面临停刊的危险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辞职，离开广州回到了老家绍兴。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休整，我开始把发展目标锁定在了杭州。杭州是我们浙江的省会城市，离我老家绍兴非常近，城市不仅美丽、安定，而且创业环境和文化氛围都比较好，我觉得杭州的发展机会应该会比较多。事实证明当初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文学梦想，最终还是在杭州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里才一步一步得以实现的。
1995年12月，我来到杭州，凭着自己的写作功底和在杂志社做过编辑的经历，进了杭州伯乐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担任的就是文学编辑。这家公司是专做文学故事光盘的，当时这还是一种很新型的产业，我的工作是负责改编希腊神话故事。
在杭州伯乐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工作了将近一年后，我考虑到单位经常要加班，工作非常繁忙，根本就无暇文学创作，这已跟我当初的梦想距离越来越远了，经过再三权衡，我最终还是辞去了这份工作。
随后，我在老家小镇上开了一家文印社。我的想法很简单：文印社好歹与文化沾得上一些边，我可以边开店赚钱，边自由自在地写我想写的东西。然而，我根本就不是块经商的料，小店开了不到两个月，我便亏了一千多块钱，哪里还有心思再搞写作？为了改变生意清淡的局面，1996年冬，我决定负债添置一台复印机，可没想到竟陷入了一个奸商设置的陷阱，花了相当于全家三年收入的钱买回来的，竟是一台几近报废的机器，而我竟一点都拿不到对方诈骗的证据。
苦撑了四个月后，文印社终于倒闭了。关门的那天，下着滂沱大雨，我不顾一切地冲进雨中，真想放声痛哭啊，为我心中那个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最终还是离我那么遥远的梦想。这时，父亲过来为我撑了一把伞，从未搂过我的父亲这时轻轻地拥住了我的肩，说：“不要再去想文印社了，关了就关了。你文章写得好，以后一定还会有许多好机会的……”
2000年1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中国商人》杂志社华东编辑部在招聘记者，我动心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始终是向往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的。回想五年前，我都已经成功地闯进了杭城，找到了靠写作谋生的工作，要不是因为坚持自己的文学梦想，也不至于离开杭州的。这次，又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不去争取一下怎么甘心呢？
依然清晰地记得，去应聘的那天雨下得很大，听说《中国商人》华东编辑部的吴总因为外出开会不在编辑部里，我不敢有半点迟疑，马上又冒雨赶到了绍兴路上的一家宾馆，去见正在那里开会的吴总。应聘过程很简单，也很顺利，了解了我的经历，再看了我带去的部分作品之后，吴总当场拍板决定录用我。
进入编辑部后，我接手的第一项写作任务，是为上海一家食品公司的老总撰写一篇一万字左右的长篇人物通讯。按照吴总的要求，我必须在五天之内交出稿子，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写过人物通讯和报告文学。从构思，到下笔，再到修改，我苦苦奋战了五天，终于按时交出了稿子，吴总看了之后很满意，文章很快在当期的杂志头条刊出，反响很不错。之后我便专门从事以企业家为对象的报告文学写作，先后采写过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阿里巴巴网站创办人马云、森宝电器老总任尧森等企业界风云人物的传记。由于我采写的几乎都是杂志的封面人物，文章动辄上万字，任务重，压力又大，经常要通宵赶稿，所以仍旧没有时间去搞我所挚爱的文学创作。
2000年9月，我在《钱江晚报》上看到一房产集团主办的文化网站招聘文学编辑的启事，当时我正为自己整天忙于商业人物的采访写作，没时间搞文学创作而烦恼呢，看到这个启事，我就想换个环境试试。当时，招聘启事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要求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而我只有高中文凭，条件其实是不符合的，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赶去报名了。报名应聘这一岗位的有上百号人，所以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一开始，负责接待的人员还不同意我报名呢，我赶紧递上早已准备好的近几年发表我作品的各种报刊，他们认认真真地翻看了一阵子，然后就破例让我报名参加应聘了。
后来那家文化网站改版成了中华少年文学网站，我专门从事少年文学作品的审编工作，因此可以接触许许多多和曾经的我一样有着美好文学憧憬的孩子们，并且为他们的成长做一些积极的扶持推荐工作，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因为有着八年的书报刊编辑经验，这份工作我做得比较得心应手。通过网络，我先后和贾平凹主编的《美文》少年版、杭州市作协主办的《鸭嘴兽》、湖南教育厅主办的《高中生》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华少年写作精选》、吉林的《小作家》等许多杂志建立了联系，为这些杂志推荐优秀稿件，与他们形成了一种互动互利的合作关系。如今，我们的网站已成为全国顶级的少年文学网站之一，我不仅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员工，还破格享受了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福利待遇。
四
过去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写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写的东西，自从当上网站编辑后，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工作环境也相对宽松了许多，于是，我不再单纯为生存而写作，而是真正开始用自己的心灵来创作了。我将创作定位为“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努力用自己的笔去接近那些阴暗的角落，将它们暴露在太阳底下，企图使黑暗从此变得光明，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对底层人群树立起一种人性的、立体的人文关怀。
由于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变，我在写作上有了可喜的收获。2001年，我的短篇小说《要杀人的乐天》在三九文学网刊载后，很快就被《中国作家》编辑部相中，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型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有了这良好的开端，我的好运开始接踵而至，同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参加“榕树下”网站举办的“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在158237篇的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受到了余华、余秋雨、王安忆、池莉等文坛大家的一致好评，在评审中获得了最高分，一举摘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奖”。
2002年，我的创作开始进入了收获的季节，我的一系列小说纷纷登上《北方文学》、《雨花》、《春风》、《中国铁路文学》等纯文学刊物，短篇小说《土匪隐秘的女人》又在“黄金书屋”第二届网络文学原创大赛中获奖，并在文学杂志《青海湖》上发表。2002年下半年，中国散文学会和中国小说学会先后吸收我为会员。在没有出版过个人文集的情况下，浙江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王旭烽和杭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嵇亦工等老师还介绍我加入了省作协，使我成为目前浙江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之一。我这个在文学的道路上摸爬了近20年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
2004年，我的创作更上了一层楼，小说《狗小的自行车》在《当代》第3期发表后，被《小说月报》、《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并入选《2004年中国青春文学作品精选》；小说《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在《阳光》第1期发表后，又入选《名家推荐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短篇小说》；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被《长江文艺》新小说平台重点推出，配发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柠的评论《卢一凡和他的乡村故事》，张柠老师在这篇评论中这样评价道：“卢一凡总是能够在乡村发现故事，这是一种能力。当所有的写作者自以为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故事的时候，他们正在迷恋如何讲出来这一点上。于是，写作就成了讲故事比赛。卢一凡是一个发现者。他乐此不疲地注视着当代中国乡村的动静，并及时将它‘置顶’在杂乱的当代文化论坛中。”
这样的评价，对我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啊。其实不瞒大家说，在文学道路的跋涉过程中，我也经历过很多的困惑和迷茫，有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当编辑和搞写作是一件很虚的事情，特别是半夜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努力在做的这些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会担心以后自己的生计会不会失去保障？你可别简单地把这种心态看成是一种消极的表现，也许正因为在潜意识中我有这样的恐惧感和紧迫感，才使得我更加努力地去写作，以图用文学上的成果来安慰自己：我所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五
2005年，可以说是我收获最丰的一年。这年的3月份，“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狗小的自行车》名列短篇小说组第四，这是该榜推出五年以来，我们浙江作者第三次进入榜单。6月份，我的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又受到了多家出版社和出版公司的青睐，经过多次反复的选择和洽谈，最终以拿版税的形式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首印量是一万册，这在纯文学作品出版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非常难得。8月份，我的小小说、散文集《最后一场马戏》，又被远方出版社隆重推出。
这一年，我还开始了我的首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这部名为《城市蚂蚁》的小说写的是三个打工者在城市里挣扎的历程，一开始是在杭州网上连载的，也并没有打算要在什么时候写完。写了一部分之后，网友们的反响还不错，在大家不断的鼓励下，我坚持着写了下去。后来我因为感冒，停了几天，等我病好了再上网的时候，竟然发现有好几页的跟帖，都是问我怎么不写下去了？希望能看到下面的内容。网友们的这份热情真的令我大受感动，于是我又一鼓作气，写完了这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2005年7月，《城市蚂蚁》入选浙江省作协“2005年度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前不久，这部小说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起印量达到了三万册呢。而在出版之前，得到了陈村、王旭烽、盛子潮、张柠等名家的好评，纷纷写下了评语。
之后，我的小说开始在其他领域得到关注和认可。《在街上奔走喊冤》被西安导演相中，改编成了电视电影《喊冤》，于2006年9月22日在西安电视台播映。《狗小的自行车》去年2月被上海交大看好，他们计划将该小说改编成同名数字电影，由中央电视台投资拍摄，目前片子已在上海拍完，即将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映。与此同时，我在写作上也不敢松懈，多篇作品为《2005中国年度网络文学》、《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5网络写作》、《2006中国青春文学作品精选》和《都市小说》、《短篇小说》、《齐鲁晚报》、《飞天》等选用和发表，并获得了e石网首届短篇小说大奖赛二等奖和首届“环渤海”网络文学大赛小说组二等奖。
对于我这些年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社会和有关部门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帮助，令我很受鼓舞。绍兴电视台、《钱江晚报》、《新劳动》等十多家媒体给我做过专题，《文学报》、《信息时报》、《杭州日报》等近百家媒体也进行过相关报道。2002年至2006年，杭州市作协连续5年评我为优秀作家，2005年还获得了首届“西湖”文学奖优秀创作奖和“浙江文学之星”提名。2006年，又获得了浙江省2003～2005优秀文学作品奖，并被绍兴县委、县政府授予绍兴县首届“十佳民间艺人”称号。前不久，我还被评定了文学创作二级的高级职称。
杭州是大家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福地，在这座开放大气的城市里，我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成绩，圆了一个农村孩子从小埋藏在心底的文学梦想，更是有缘结识了一位美丽贤淑的杭州姑娘。从2001年的一次朋友聚会开始，我们从相识、相知、相爱，整整历经了五年的坚贞不渝，终于在2006年6月喜结连理。当我带着杭州媳妇回到老家看望父母的时候，可把他们给乐坏了。乡邻们也都充满羡慕地说：“想不到江良这孩子这么有出息啊，都成杭州女婿了。”是啊，曾经挣扎在生活底层的文学青年，如今终于融入了杭州这个举世闻名的美丽大都市，回想我走过的路，虽然是艰苦的，但更是幸福的。所以我想对那些和我一样拥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说：虽然如今的文学已经无法使你一夜成名，但只要你真正热爱文学，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你就一定会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口述人/卢一凡，男，29岁，作家，浙江绍兴人。采访时间：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