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正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残缺或病痛、承受着常人无法体会的艰难和煎熬，因为他们或在心理上、或在生理上、或在人体结构上存在着种种障碍，导致了某种组织、功能的丧失或不正常，进而部分或全部丧失了以正常方式从事活动的能力。他们就是残疾人群体，目前在我国有各类残疾人8000多万，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6%。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隐性群体，他们与残疾人状况颇为相似，都遭受了命运的不公待遇，也承受着难言之隐的病痛折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病残者都处在平民阶层，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甚至，他们中有不少因为病残而沦为平民中的贫民，更处于生活的边缘。
对病残人群的关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好体现；为病残人群提供生活、医疗等保障，是一个文明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些关爱与保障，都必须建立在对病残群体的生存状况有一个真实、客观、全面的了解之上。
因此我曾作过不少这方面的调查，并在本章节中记录了一些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这些病残人群漠不关心，甚至是有歧视的，但他们却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强，顽强而又乐观地生活着。
与此同时，从他们的际遇中我们也真正感受到了，社会给予病残群体的，是越来越多的温情，越来越多的关爱，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和人性化，这让人感受到了和谐社会的力量。
一
1956年10月30日，我出生在杭州江干区一所医院的产房里。听父母说，刚出世不久的我，一副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的可爱模样，把他们开心得嘴都合不拢。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场厄运正在悄悄地降临在宝贝儿子身上。
出生仅仅只有7个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继而全身抽搐、瘫痪无力。父母吓坏了，赶紧抱着我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我得的是小儿麻痹症，而且病情相当严重，后果轻则双腿终身残疾，重则将性命难保。
这个晴天霹雳把母亲给打懵了，她紧紧地抱住我，生怕就此失去心爱的儿子。父亲竭力保持着镇定，他哀求医生：“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的儿子，哪怕终身残疾，也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啊！”经过全力的救治，我终于渡过了生命危险期。然而就跟医生预料的一样，我的双腿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命运多舛。1958年11月，我的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从杭州市区下放到了当时还非常偏僻的袁浦镇小叔房村。懵懵懂懂之中，我跟随父亲来到了乡下。这里虽然有着广阔的田野、清冽的河流和漫山遍野的绿色，但是对于还无法独立行走的我来说，大自然的美丽根本就无福享受。倒是离开了城市，来到这偏远的农村，使我失去了许多学习和与人交流的机会。
别的孩子扶着墙壁可以颤巍巍地迈动步伐了，而我只能撑着父亲亲手给我做的拐杖，咬着牙练习走路。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已经可以撑着双拐独自行走，总算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背起书包，迈着艰难的步伐进学校读书了，你不知道那天我有多高兴啊。
也许命运坎坷的孩子总是比较早熟。我知道自己的弱势，因此读书格外地用功，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整个年级的前三名。我要用自己加倍的努力，去赢得大家对我的尊重。
但是，在那个十分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环境里，我即使成绩再好，也很难与大家一样获得各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我无法担任班干部，不能参加体育课，更没有机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跑到室外去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
我感到了失落，感到了痛苦，感到了无助。难道这样的日子将遥遥无期吗？我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看出了我的心事，他关切地跟我说：“阿弟，按照你现在的状况，再继续读书也没多大意义。我看你很聪明，不如早点学一门技术，将来也好有一个自力更生的本领。”哥哥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是啊，我的腿脚不便，但我的双手和脑子却是很好使的，不如趁早学点技艺呢。就这样，初中一毕业，我便呆在家里，在哥哥的指导下，开始自学起了机械设计。
1973年，年仅17岁的我凭着自学成材的机械设计技术，被邀请参加了西湖钢丝厂的筹建，专门负责拉丝机的设计工作。1975年，我又被抽调去筹建袁浦塑料厂。随后，再次被派到了袁浦农机厂，负责设计制图工作。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我就参与了三家企业的筹建，成了袁浦工业经济的“元老”人物之一。
也许是看我的工作能力还可以吧，1984年，我被抽调到了袁浦镇企业办公室工作。按说像我这样的身体状况，从此以后我完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通过打电话来完成工作。但是我虽然双腿残疾，却偏偏是个坐不住的脾性。我想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就绝不能当扶不起的阿斗。为了掌握企业经营动态的第一手资料，我开始拖着两条残腿，主动下基层跑企业。至今，我已经先后到过130多家企业搞调查研究，为领导提供了大量来自第一线的决策资料。从1994到1999年，我先后三次起草了关于激励企业经济发展的方案和措施，均被镇政府采纳，作为政府文件下发实施。这种时候，当然是蛮有成就感的。
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我原先那点初中文化程度当然是不够的。我感觉自己的自学功夫还可以，就选择了自学进修，取得了杭州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大专毕业证书，并获得了由杭州市人事局认定的经济师职称。
二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自信。对于残疾人来说，自信就显得更重要了。说老实话，虽然我们的身体是残疾的，但我们的能力和才华并不见得比肢体健全的人逊色。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自信心。这里有一件事情，不怕大家说我王婆卖瓜，我不妨说给大家听听。
1991年，袁浦镇领导接到群众的举报，反映镇属的两家企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为了查清事实，镇党委、政府专门派出工作组，进驻企业调查了解，可是查了半天，却一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群众对此意见纷纷。不久，镇党委又收到了群众的举报信，举报人在信中说得言词凿凿，甚至还提供了部分证据。为了对举报人负责，镇领导觉得有必要再重新查一查。
第二个工作组又派下去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时间过去了快一个月，可还是没查出问题来。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着急了，他们决定再次调整工作组人员，经过再三研究，这项艰巨的任务竟然交给了我，让我担任工作组组长，第三次进驻企业调查。
这个消息传开后，各种各样的议论就如无情的利剑，纷纷射进了我的耳中，有的人说：“什么？要派一个残疾人去调查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我们偌大一个袁浦镇，就连一个健全的人才也没有了？”还有的人说：“你瞧他连走路都走不端正，还让他去查企业的问题，这分明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嘛！”我心里很清楚，一般的人平白无故是不会讲这种伤人话的，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是心里有鬼、别有用心的。
当然也有好心的人，他们劝我：“世玮啊，这两家企业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里面牵扯到各种关系，弄不好就会得罪人的。我看你还是把这事儿给推掉算了，反正你身体不好，也有理由的。”事实上，的确是有个别领导，已经在私下里给我暗示：不要搞得太认真，面子上过得去就算了。
那段日子，我想了许多、许多。当夜深人静、万籁沉寂之际，我还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的心里难以平静啊。很显然，前两次工作组的调查为什么会“查不出问题”？为什么都会不了了之？并不是调查人员的能力差，发现不了问题；也不是这两家企业的领导人真的一清二白，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隐隐地感到，一张看不见的关系网正笼罩在自己的头上。是像别人一样，做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到企业去走两圈，不痛不痒地问一问，形式一下便抽身而退？还是顶住压力，排除重重的关系网，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我庆幸自己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然镇党委、镇政府派我去，就是对我的信任，如果我不认真去查，不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不是要让那些不把残疾人放在眼里的人更加瞧不起？我暗暗下定了决心：让大家看看我们残疾人的能力吧，不查清问题我决不罢休！
于是，我拄起拐杖，义无反顾地下到企业，一头扎进了企业的账本里，逐项认真审核起来。看到我动了真格，有的人焦急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传话给我，让我“手下留情”；而更多的人，则是拍手称快，他们用期待的目光热切地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感到了肩上的压力。如果不坚持下去，我就会愧对大家的期待，就会无颜在其他残疾人面前出现，我必须向大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我就这样不断地鼓励着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之中。放弃了多少个休息日，我记不清了，生理上的不便，也都被我一一克服了。经过整整六个月的艰苦奋战，我终于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查出了这两家企业的八万多元违纪款项，使三位违纪的企业领导人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为企业挽回了三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镇里的领导，区里的领导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终于可以舒心地笑了，我终于让大家见识了我们残疾人的能力。
三
我这个人，从小就爱好写作。我的腿残疾了，可我的手却是健全的，我特别喜欢用我手中的笔，来描绘我们残疾人的自强不息。因为我写文章出手特别快，领导需要什么材料，总乐意把任务交给我；其他科室有什么东西要写，也都会找到我，我从不推托。别人没把我当废人看，而是来找我帮忙，这是看得起我啊，所以，即使加班加点，我也总是会及时地把文章赶出来给他们。
日积月累，我成了镇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还同时被《杭州日报》、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媒体聘为特约通讯员，并多次被评为市、区级优秀通讯员。早几年，我们西湖区还有区属广播和电视台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有三四篇稿件被录用的。从2001年起，我还创办了每月一期的《袁浦企业报》，从组稿、写稿、编辑、排版、校对，都一手包下了。每当油墨飘香的报纸送到镇机关和企业干部手中的时候，大家总会夸奖我：“世玮，你可真是个才子啊。”这时候我的心里就跟灌了蜜一样，干起工作来特别的有劲。
写作其实是件很累人的事，根据我的身体状况，应该说是不宜搞太大量的写作的，而我的工作恰恰就是需要写作。我之所能够坚持下来，我妻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由于白天要处理一些事务，还要跑企业搞调查，所以其实有很多写作任务我都是带回家去完成的。因为我的腿行动不方便，相对正常人来说我的活动量总是偏少的，所以晚上写久了，就会血脉不通。为了减轻我的痛苦，让我安心写作，妻子总是会替我冲好热水袋，一边给我活血，一边陪着我到深夜，直到我写完为止。
当然，除了家人，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对我们残疾人是很关心的。过去我在上班的时候，如果想上厕所，都得开上残疾车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方便，因为镇里的厕所我是根本蹲不下去的。前几年，镇里新调来了一位领导后，我突然发现镇机关的厕所里新设了一个残疾人专用的坑位，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位细心的领导专门请人定做的。为了方便我停放残疾车，他还让人在车库里专门留了一个车位，上面挂上了一块“残疾人专用”的牌子，这样我就再也不用为停车而担心了。说真的，领导这一点一滴的关心，在我心里感觉到的却是无尽的温暖啊。那次我到区机关大院去办事，临时突然想方便，我正担心着呢，走进一楼的厕所却惊喜地发现，这里也设置了残疾人专用的位置。现在的政府机关也是越来越有人情味了。
既然我在机关里做事，领导又这么关心我们残疾人，我当然应该处处维护机关干部的形象了。1992年，我妻子在村里开了一小店，生意是蛮好的。农村人喜欢热闹，小店里来往的人多，买点零食聊聊天，大家方便，也带动了小店的人气和生意，本来是件好事体。可是近几年农民富起来了，手头余钱多了一点，一些人就喜欢聚到小店里来搓麻将，光搓搓麻将也没啥说的，关键是他们还要来点小搞搞，这就有点头痛了。老实说，这种情况在农村本来是蛮普通的，但想想我自己的身份，总觉得不大妥当。如果有人在背地里说：“你看人家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还让家属开店纵容赌博。”那损害的可就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形象了。怎么办？乡里乡亲的，赶走他们又实在抹不开面子。我跟妻子商量了好久，实在没啥好办法，我就建议把小店给关掉算了。妻子委屈地说，我辛辛苦苦地撑了这么多年，小店总算有些起色，你却让我把它关了？再说了，像你这样的情况大家本来就该照顾你一点的，我们没有要求照顾，自力更生开个小店难道还不行啊？不过说归说，通情达理的妻子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把开了将近10年的小店给关掉了。
四
平时，只要在路上遇到行走困难的残疾人，我总会自掏腰包叫上一部车，把残疾人送回家去。因为我自己是残疾人，最能体会残疾人的苦楚，所以就扑心扑肝地帮助大家。1989年，西湖区成立残联，我被推选为残联主席团副主席。原先只要自己能吃苦、肯努力就行，而现在作为区残联的领导人，除了自身要做好，还得为广大的残疾朋友们服务，为维护残疾人的利益而工作。虽然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能为残疾朋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更是我的责任。
吴家村有一位名叫吴爱琴的单手肢残妇女，她丈夫身患肝癌，在花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后，最终还是撒手离开了，留下了一对还在念书的女儿和一大堆的债务。吴爱勤用仅有的一只手捧着自己的脸，真是欲哭无泪啊。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生活的来源在哪里？她感到无助，感到茫然。
当时，吴爱琴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经济拮据、生活无着。虽然我自己也并不富裕，但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残疾姐妹走投无路，我能熟视无睹吗？作为区残联副主席，帮助像吴爱琴这样的残疾朋友找到生活的出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啊。我撑着双拐，主动找上门去，对吴爱琴说：“你家里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们残联一定会尽力帮助你渡过难关的。”说着，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了400元钱，塞到了她的手中。那是1998年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坚持每年都给吴爱琴家捐赠400元钱，让她们补贴家用。逢年过节，我还要买上些慰问品，给吴爱琴家送去。我知道一点慰问品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那至少可以让她们感到一点关怀、感到一点温暖，让她们的节日也过得开心一点、喜庆一点吧。
为了从根本上帮助吴爱琴解决生活来源的问题，我一次又一次跑到吴村，与他们的村支部书记和村长商量，请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吴爱琴找份工作。后来，他们根据吴爱琴的实际情况，在村办的幼儿园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然而好事多磨。由于丈夫去世对吴爱琴的精神打击太大，导致她患上了一种怪病，只要一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她就会感觉头晕胸闷，十分难受。可在幼儿园，整天都会听到孩子们的吵闹声，吴爱琴只好强忍着。时间久了，吴爱琴不仅没有适应，病情反倒越来越严重，到后来竟发展到了一听到孩子们喳喳喳的吵闹声，便会晕厥的地步。
这份工作吴爱琴显然是难以胜任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很着急，赶紧又与袁浦镇福利厂联系，把吴爱琴家的艰难处境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福利厂的负责人，终于又为吴爱琴争取到了一个新的就业机会。如今，吴爱琴已在袁浦福利厂正式上班，企业还为她办理了养老保险，这样，她的生活总算比较稳定了。
2003年9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案头的工作，突然走进两位哭哭啼啼的老奶奶。我赶紧劝慰她们：“老人家，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说，只要能帮得上的，我们一定会帮的。”原来，两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都是浦塘村的人，她们都早年丧夫，一儿一女又都是智残人，根本无力照顾自己。相同的命运使两位无依无靠的老人想到了集体，她们听说可以给自己的子女办理残疾证，享受一定的补贴，便高高兴兴地跑去领残疾证，结果被告知得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拍照办证。可她们哪有钱拍照啊，两位老人急得掉下了眼泪。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二话没说，当即从自己口袋里摸出50元钱塞到老人的手里，让她们赶紧先去拍照，把残疾证办了再说。老人走了之后，我立即拿起电话，与镇民政办的同志进行了联络。通过争取，两位老人最后都被列入了“春风行动”的帮扶对象，分别拿到了2500元和2800元的困难慰问补助款。
虽然我力所能及地为残疾人做了一点事情，但仔细想想其实都是很小很平常的事情，而大家却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从西湖区残联成立至今，我已连续四届担任区残联副主席和杭州市肢残人协会西湖分会副主席，并被连年评选为杭州市民政工作先进个人和袁浦镇机关优秀干部，还先后被授予“杭州市残疾人自强模范”、“九五期间残疾人先进个人”以及“西湖区‘两个文明’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与这些荣誉相比，我自己想想还是有愧的。（口述人/范世玮，男，50岁，区残联副主席，浙江杭州人。采访时间：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