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8岁之前，我的生命充满了阳光和鲜花。
我出生在新疆石河子的一个老军垦家庭，父母虽然只是团场的普通农工，但却很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我是三姐弟中的老幺，不仅父母疼爱，姐姐哥哥也处处关照我，我生长在一个无忧无虑的温暖环境中。
1993年，我和哥哥同时考上大学。我考上的是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自费生，每年得交2800元学费。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挺紧的，要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根本负担不了。为了保证我能读大学，哥哥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决定来年再考。
第二年，哥哥凭借优异的成绩又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但是为了保证我能顺利上完五年的大学，他又忍痛改报了收费低得多的西北农业大学。
我知道自己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读书格外地勤奋，还利用课余时间废寝忘食地搞课题研究。在上大学期间，我先后获得过全国“力源杯”BAΣIX单片设计制作奖、第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我的论文《皮瓣电阻（人体经络）测量仪》还荣获兵团“创业杯”奖。每当我捧回一个奖项，全家人就高兴得过节一样，因为我的每一份成功都凝聚了家人的倾力付出。
1998年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进入乌鲁木齐市纺织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从此过上了舒适、稳定的日子。然而，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抱负，我已不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于是我打算辞职考研，我对自己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是，我知道这又将给家里增加负担，因此在准备考研的那段日子里，我格外地节俭，常常是一天就吃两个馍馍和一个西红柿。
2000年1月，我参加了全国统考硕士研究生，我所报考的是浙江大学生物医学系。我考得不错，自我感觉肯定能上。
2000年春节的气氛还未散尽，就在我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录取通知书到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悄悄地降临了。这年3月的一天，我突然感觉浑身乏力，经常头晕目眩，而且身上还莫名其妙地浮肿起来。3月下旬，医院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我竟患上了尿毒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说我的双肾已经严重萎缩，作为医学院的毕业生，我很清楚，如果不尽快做换肾手术，将会有生命危险。
可换肾需要一笔20多万元的巨额费用，这对我们这个刚刚开始好转但却还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就是砸锅卖铁也无法承受的。而我为了专心考研，偏偏已经辞掉了工作。况且，做换肾手术还得有适合移植的肾源……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二
当我的生命遭到突如其来的威胁之际，我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恐惧和绝望，而是浓浓的血缘亲情和来自全社会的友情与关爱。
当时姐姐远在200公里之外的昌吉市工作，我患病后，她几乎把她的全部收入都用来给我买药，自己只留一点房租和基本生活费。为了给我树立信心，她坚持每个星期赶过来看我。有一次，姐姐陪我到很晚，天都已经很黑了，她还坚持连夜赶回昌吉。但是最后一班长途车已经开走了，姐姐只好站在路边拦车，直到凌晨1点多才拦到车子。车开到半路，司机问姐姐是干什么的，姐姐说了我的情况，没想到那司机竟说：“你不是我要找的那种人，你下去拦别人的车吧！”结果就把姐姐抛在了茫茫的戈壁滩上……
为了节省买血的钱，姐姐一次又一次从昌吉赶过来为我输血。一次我做完血透回到病房，发现姐姐由于疲劳过度靠着病床睡着了，我无意中发现姐姐的小腿浮肿着，脚上有几处裂口还渗着血。望着憔悴的姐姐，我忍不住哭了。按说姐姐早该结婚成家了，可她为了我的病，完全把自己的幸福抛在了脑后。
我的病情暂时靠做血透维持着，而一次血透就得好几百元，父母多年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我面临着缺医断药的危险，母亲的头发在一夜间变成了花白。姐姐开始为我四处奔波，八方求援，她跑遍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和昌吉等地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家著名饮料企业的新疆分公司为我捐助了100箱纯净水，姐姐一瓶都舍不得喝，愣是一箱箱、一瓶瓶地推销了出去，换回了我的医药费。
又一个除夕来临，而我的全家只能在病房里过年，而且年夜饭只有7个干馍，更为严重的是，这时我们全家只剩下23元现金了。一筹莫展之际，病房里忽然来了十几个纺织女工，她们送来了300元捐款。全家人终于暂时松了一口气。
不久，我的患病消息在媒体报道，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我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当地的政府机关、部队、企业团体纷纷为我开展募捐活动，无数的好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一位香港商人得知我是医学专业的高材生，如今却被病魔折磨着，当即为我汇来了5万元港币。我的浙大研究生指导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后，不仅打电话来鼓励我安心治病，还千里迢迢为我寄来了2000元钱。
依靠这一笔笔饱蘸着爱心的捐款，我得以每周做两次血透，并奇迹般地活过了一年。到了2001年5月，我的身体状况又开始恶化，身体严重浮肿，排尿已相当困难，医生再次提醒我的家人，再不做换肾手术，我的生命将难保。
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我的换肾手术医疗费用已经基本有了着落，但是，可供手术的肾源在哪里呢？
三
我亟需换肾的消息再一次被媒体披露后，不时有人给我父母打来电话，说要卖肾给我。但肾脏买卖是非法的行为，况且我的换肾医疗费还是依靠社会捐助才勉强解决的，哪里还有钱再去买肾？
眼看着死神一步一步向我逼近，全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姐姐经过深思熟虑，向母亲提出了要捐一个肾脏给我的想法。母亲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她说：“我一个儿子已经不行了，再不能让我失去一个女儿啊！”姐姐安慰母亲说：“去掉一个肾脏对一个人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影响。”其实姐姐这只是在安慰母亲，当她作出替我捐肾的决定时，医生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她，作为一个尚未结婚的青年女性，去掉一个肾脏后，她将很难再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可是为了拯救我的生命，姐姐义无反顾地决定作出牺牲。
姐姐捐肾给我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通过医学测试，她的肾脏与我的组织配型不吻合，不适合移植。此时，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姐姐虽然没能捐肾给我，但她的举动感动了所有知道我们情况的人，《新疆日报》以《生命之约》为题，报道了我们的姐弟深情。而正是这篇报道，使我的生命又一次有了新的转机。
2001年8月的一天，我的家人意外地接到了一名律师打来的电话，称有人要为我无偿捐肾。原来，一位远在吉木萨尔的姓丁的死刑犯在读了那篇《生命之约》的报道后，被我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泪流满面地对他的律师说：“这位姐姐实在太伟大了，如果我能代替她为她的弟弟献肾，能让方明恢复健康为社会做有用的事，也算是我的一点贡献。这样，死后我的灵魂也许能得到一些安慰。”据说才只有22岁的小丁原本在部队时是个不错的侦察兵，复员之际爱上了驻地附近的一位姑娘，后因恋爱不成，由爱生恨，一念之差竟将姑娘送上了不归路，也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机，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接受。她说：“如果他有这么高的觉悟，就不该犯罪，不该让他的母亲心上插刀一样的难受。再说他虽然犯了罪，可他的肉体是他妈妈生的，我狠不下这个心来。”其实母亲何尝不想救我？但是她以一个母亲的心情设身处地想到了小丁父母的感受，善良的母亲不忍心让另一位母亲承受自己一样的痛苦。
可是小丁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的刑期定在9月，为了不让自己最后的心愿落空，他在狱中专门给司法部门郑重写下亲笔遗言，表示了捐肾的愿望。当小丁的律师再次把他的意愿转达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感动之余，终于不再反对。然而，小丁的心愿是否能实现，我的生命之火是否能再次燃烧起来，还得看他和我的器官组织配型是否吻合，而这种成功的概率只有几万分之一。
在紧张的等待中，医疗部门的检验结果终于出来了，让所有关心我的人感到万分惊喜的是，小丁和我不仅属于同一种血型，而且组织配型也十分的吻合！
2001年9月13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吉木萨尔县召开宣判大会，小丁的生命在一声枪响后画上了句号。那一刻，远在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病床上的我仿佛有了感应，一阵彻骨的凉意之后，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下午5时，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小丁的肾脏带着微微的体温被成功移植进了我的体内，我的生命火炬终于被重新点燃。
四
病痛的折磨并未击垮我，可是每当看到为我操碎了心的父母和姐姐哥哥，一阵阵的愧疚就会折磨得我寝食难安。我问自己：人活到18岁就应该独立生活，可我28岁了，却还在拖累家庭，难道我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吗？我在上大学时就曾搞过几项发明，现在我虽然病倒了，但脑子还是清醒的，何不搞些与市场接轨的专利，并通过专利拍卖来取得治疗费呢？
从2000年9月起，我就在病榻上开始了专利发明研究。说起来也奇怪，平时躺在病床上浑身感觉难受，情绪也很低落。可是一搞起发明来，我的精神就会变得很好，病痛和沮丧的心情不知不觉间就会烟消云散，整个人仿佛充满了活力。
然而，按照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要搞发明也并不容易。为了搞实用型发明，必须首先了解市场需求，而且还得用专门的软件绘图，因此就需要上网。医院附近就有一个网吧，可是每小时的上网费得3元，于是我就舍近求远到石河子东郊的石大农学院去，因为那里的网吧每小时只要1.5元。
我每次都是做完血透后才去网吧的，因为做完血透后身体状况会好一些。有一次，我在网上不知不觉地查阅了4个小时，下网后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打的吧？我花不起这个钱，只有咬着牙往公共汽车站走。从农学院到车站其实只有1公里路，可我整整走了两小时，每走几步就得在路边坐一会儿。当时路过的学生挺多，本来我可以求他们帮忙扶我一段的，可最终我都没有张口，因为我清楚，即使今天求别人渡过了难关，那明天呢？我总不能永远在求助声中渡过余生吧？我必须依靠自己！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搞出了“烤蛋机”和“烤玉米机”的设计图纸，接下来就得制作实物了。听说请木工做一副炉盘的木模就得300元，我决定自学木工活。每天医生查完房，我就开始用木锉一下一下地锉模具，寂静的病房里只听见我制造的“噪音”在回荡。病友们都很体谅我，支持我，可是，医院是需要安静的地方，这样下去也不行。全天陪护我的母亲就在医院附近一户一户地挨家打听，最后总算找到了一间只要100元租金的房子。这样，母亲总算有了一个可以睡安稳觉的地方，而我也有了一块可以放手工作的小天地了。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我先后发明了“烤蛋机”和“烤玉米机”，并被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证书。和煮出来的玉米不同的是，我的烤玉米机是将玉米连苞叶一起烤制的，因此苞叶的汁液都融入到了玉米粒中，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特别香甜。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项专利并没能通过拍卖为我换来更多的医药费用。换肾成功后，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在乌鲁木齐市的一家自由市场里摆了个摊位，开始试着卖烤玉米。起先我还担心没人来买，可后来顾客都排起了长队，生意还蛮不错的，我们的经济状况由此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2002年9月15日，在我换肾成功的一年后，休学两年的我终于得以回到梦寐以求的浙江大学。为了圆这段求学梦，我的烤玉米生意只能暂告一段落。母亲为了照看我，从新疆千里迢迢陪着我来到了杭州，我们母子俩在玉古路上租了一间简陋的民房，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却充满了快乐。
虽然我的换肾非常成功，但为了减少来自异体的排斥反应，仍需长期服用价格不菲的药物，烤玉米的收入没了，父母每月的退休金加在一起，还不够给我买药。考虑再三，我决定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发明。我的计划是，在杭州的闹市区找一个小店面，搞一个烤玉米销售示范点，等来品尝的人多了，有人订货了，我就大批量生产设备，为自己筹集药费。5月底，我已经从新疆把一台烤玉米机运来了杭州，目前正在做一些完善，并加紧申办卫生许可证等必要的执照。我相信，烤玉米机是我回报社会的起点，我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当然，市场是无情的，有成功的可能，也就会有失败的可能。即使我的烤玉米机最终未能经受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令我欣慰的是，即使在某一天我倒下了，我的专利发明还能留下来，服务于这个充满温情的社会。
（口述人/方明，男，29岁，换肾者，新疆石河子人。采访时间：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