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肩负历史重任的党内外有识之士，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人民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
一、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指出这是一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措施、行为和做法，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根本性地改变被“文化大革命”扭曲的一系列癫狂而盲目的思想意识，确实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足够的智慧和理性认真对待。思想认识往往作为行动的先导，不仅具有潜在性，而且具有极强的持久破坏性。因此，要完成对“文化大革命”余毒的清理和纠正，必须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转变。
（一）伟大的思想转折
十年内乱结束后，被“文化大革命”颠倒的是非观念得到纠正，被“文化大革命”搅乱的价值观念得到清理。清醒后的中国人民开始思考国家的发展该何去何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肩负拯救深陷内乱之苦的国家和人民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的解放着手，开始探究振兴民族发展的新历程，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新的指导思想。
1.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2.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成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1978年5月，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久《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支持把讨论引向深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把是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高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与失败的高度。在倡导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同时，邓小平对实践标准进行了深化和具体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78年9月，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文化的改善上。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思想路线问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因此，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一论断，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高度，阐明了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
1978年11～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这个讲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宣言书。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断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从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第一，科学地界定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第二，科学地分析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实事求是是目的和归宿。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就在于实事求是，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
4.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
在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了一些思想动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但是，在思想领域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四人帮”的党羽，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趁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
在以上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上述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5.全面评价和总结新中国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党的历史上，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着眼于时代要求和社会实践，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遇到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指导作用，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科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历史性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在领导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 1979年 11 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客观、准确的总结，从而分清了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团结，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决议》还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总结为10条经验，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已经逐步确立。
《决议》起草和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做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体现出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决议》还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我们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伟大转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辉煌的改革开放之路在徘徊中起步
“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而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①。面对困境和压力，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坚定地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必须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开放，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1978 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序幕拉开了，全面改革的进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1.在拨乱反正中推进国民经济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不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而且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恢复了名誉，复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采取措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同工商业者区分开来，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等。这一切措施，为有效地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实现改革开放和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前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施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这一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两年的努力，国民经形势明显好转。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到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增长了1倍；城市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50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增加了38.3%。
2.对内改革的格局初步形成
自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为了总结过去 6 年的历史性胜利，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共十二大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中共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经济的龙头，给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做出和实施，使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
3.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面对西方高速发展的经济，在深感中国已经落后的同时，他深刻地认识到：“环顾全球，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中国的希望，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通过对外开放，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写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为消除我国长期封闭式发展经济的弊端，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也越来越大。根据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差距大的特点，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区域开放、梯次递进、逐步扩大。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提出广东省委希望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听取汇报后非常兴奋，提出了“办一个特区”的意见：“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5月5日，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979）50 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先在深圳、珠海创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并于靠近香港新界的地段设立经济特区。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海南岛建立经济特区，尝试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1988年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我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为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对外开放的早期格局中，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区域，除了当好改革的“排头兵”和开放中的“窗口”和“桥头堡”之外，还在增加资本积累，增强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内地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客观要求。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是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方针的第二步重大战略决策，在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烟台、上海、南通、连云港、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共 14个沿海港口城市获得了经济特区的部分优惠政策，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使中国得以迅速加入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不仅可以有效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枢纽和桥梁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外引内联，促进外贸出口的发展，而且可以发挥其科技发达和信息灵通的优势，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使中国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机会，用全球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985年2月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加速沿海开放区的重要战略部署，先是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我国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这些城市的自主权，给外商以优惠待遇，促使这些城市发展得更快一些。
至此，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开放的区域已从经济特区几个“点”发展成由许多点连成的“线”了，进而形成了极大相得益彰的“面”。对外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封闭发展的格局，破除了中国部分人的狭隘的发展视角，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新的思路，为实现我国经济同世界市场全面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三）改革开放探索的评析
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无疑是最壮丽的史诗、最华彩的篇章。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发展进步打开了闸门；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创造了前提；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则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开辟了道路，并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改革开放的目的和性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概括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邓小平曾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两句话，把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结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可以概括出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面对“文化大革命”影响下濒临崩溃的经济困境，力图通过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时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出十年内乱给我国造成的危难和困境，在治穷致富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通过改革开放，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面对资本主义后工业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竭力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顺应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摆脱落后、赶上时代，使我们党成为新的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一场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第一，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影响深远。在这场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深刻变革中，中国人民以实事求是取代了“两个凡是”，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成为人们精神状态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为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团结奋进、不懈奋斗。
第二，社会发展的依托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在这场深刻变革中，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以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和理念发生实质性变化。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纠正错误，寻求正确出路的过程中，接受历史的磨砺，并在曲折中实现了以执政党思维取代了革命党思维，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总之，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中共十二大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各行各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改革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国家的快速发展，不断鼓舞中国共产党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和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深入探索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深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合理地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以指导中国不断深入发展的改革开放。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我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虽然做过有益的探索，但是，对其认识一直处于不完全清醒的状态，存在不少错误观念。尤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产生了错误的估计。这种超阶段的冒进遭到严重挫折以后，才逐渐认识到需要对社会主义划分阶段。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同时，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使用了“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指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依据，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等问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曾经谈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明确了这一基本国情是制定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阶段，即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是跨越这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之所以能够把初级阶段问题提到全局高度加以论述，究其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已经积累起一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从这些经验中，党已经认识必须正确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第二，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破除各种思想障碍，从根本上解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发点的认识。
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系统阐述，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这一理论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使我们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有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及时改革开放，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全面推进社会进步。
2.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和实施
“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中共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础，在客观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基础上，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把它写入了党章。党的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了明确表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纲。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要对这一路线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理解，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纲，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基本路线的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规定了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证，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三，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力，即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3.“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制定
振兴中华，实现民富国强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夙愿。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这一愿望都破灭了。新中国成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独立，结束了百年屈辱的历史，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重大问题缺乏一以贯之的科学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经了曲折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做了全面总结，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再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路，就是探索如何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可是“如何走”却是一个问题，对此，邓小平进行了长期的不懈探索，他深知一个科学的、能凝聚全国人民力量的战略步骤规划对于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性。从1979～1987年的八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逐步调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认识过程中，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为我们制定和完善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1979年10月，邓小平说，20世纪末期实现四个现代化，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到20世纪末期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那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状态。第一次提出用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一个概念“小康”。“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后来，邓小平又提出我国的发展战略要分“两步走”以达到小康水平的设想。到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格拉时对“三步走”战略构想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步走”战略既指明了人民生活要达到的目标水平，又描绘了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远景，是社会生产力目标和人民生活目标的统一。它不但大大提升了我们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现实性和指导性，而且在本质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同时“三步走”战略不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从根本上剔除了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和做法，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进行。
（二）中国共产党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利益结构出现深度调整，改革开放促使各领域旧的格局和体制展现出步调不一致、利益协调难的局面。为了有效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改革开放必须向纵深方向推进，对各领域的旧体制进行改革。
1.改革向政治领域推进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轫与全面探索时期。从十三大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离不开政治上层建筑的适应性变革，由此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邓小平l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目标、原则，奠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1984 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日益深化，国家政治体制已明显地与整个改革的进程不相适应，形成对改革的阻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步伐也明显加快。1986 年，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反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还讲：“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原有政治体制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弊端，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1986 年 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1986年10月，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的报告。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勾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目的、对象、原则、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等内容作了全面阐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此外，十三大还提出了我国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十三大报告规定了七个方面，加上“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部分中提到的党的改革，实际是八个方面。它们是：（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8）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十三大之后，在中央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全国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学术界、理论界探讨、研究、宣传的热点问题。
2.对外开放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设在东部沿海地区。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深刻总结和阐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方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优势，制定了由南到北、从东到西、分步骤的开放战略，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逐步扩大，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这样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随后，我国政府又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使沿海对外开放区域继续扩大。
1988年初，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的一些沿海市、县列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在广东、福建、海南建立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海南建省，将土地面积相当于台湾的海南岛列为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同时，中央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等三个三角区扩大为大三角区，并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河北省环渤海湾地区、广西北部湾地区也列为沿海开放区。新开放沿海城市和县多达 140 个，其中包括杭州、南京、沈阳三个省会城市。1988年5月，我国政府决定在智力密集的大城市中试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目的在于依托所在城市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源，积极引进急需的先进技术，比较集中地兴办“三资”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创汇能力并向内地进行技术和管理的辐射。有条件的，还要发展为国际转口贸易基地，为港口和腹地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
1990 年初，国务院又将济南、韶关、河源、梅州等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此后这个开放带继续扩大，形成了包括41个省辖市、218个市（县）在内的，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区、广西、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环渤海湾地区等7个经济区连成一片的沿海经济开放带。1990年9月之后，我国还在洋浦、深圳、珠海、广州、厦门、福州、张家港、宁波、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立了13个保税区。这些保税区与区外严格隔离，具有更高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区内实行免税制，外汇可以自由流通，实际上具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的性质，较之经济特区，对外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对外开放格局的发展，对外开放范围和领域的扩大，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由此开创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得到了极大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实现历史性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讲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思路，有了新突破，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1.中国改革开放继往开来的里程碑——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讲话。“南方谈话”，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论等，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光辉。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南方谈话”着重强调了以下要点：
第一，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第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第三，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四，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强调，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
第五，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第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一重要谈话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对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党的十四大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决策：
第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和战略部署。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十四大对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决定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6%调整为增长8%～9%。十四大还对加快经济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必须努力实现的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
第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十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十四大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重要的贡献。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中共十四大后，经过全党的探索和努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设计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和发展，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
1994 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立足改革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在各项工作中认真加以贯彻。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指出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总揽全局的，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并取得很大的进展和突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由此开创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党的十四大后，全国人民思想解放，加快发展的热情高涨。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整个国民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
（二）共产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发展战略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邓小平逝世后，中国能否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即中国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举世关注。
1997年9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此基础上，大会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把握的五个方面要点：第一，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第二，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三，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做全面部署；第四，确立跨世纪发展宏图；第五，明确回答了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续前进这个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了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共十五大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应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一系列严峻考验中稳步推进。面对风险和考验，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正确把握，果断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到2000年，我国“九五”计划胜利完成。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五到十年，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十五”计划纲要，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
（三）共产党领导新时期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使命
“小康社会”是由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其内涵和意义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全面加强小康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勇于探索和大胆实践，努力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
1.中国21世纪发展的新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诞生，是由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所面临的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所决定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时代提出的许多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实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
1989年6月24日，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江泽民同志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思考。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这是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一步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总结我们党70 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这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内涵进行了初步阐述。2000年5月，江泽民同志考察了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党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此后，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主题，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民族、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伟大创造，是对党和江泽民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的本质概括，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集体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党和全国上下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也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会高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2.中国21世纪发展的新曙光——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小康社会本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渴求与梦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已经向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步伐。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为21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是在赋予它以新鲜理念和时代色彩基础上所构建出来的一个更加宏伟更加完善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令人欢欣鼓舞、催人奋进的宏伟目标，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最初20年的阶段性目标，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放一起，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之一。在政治方面，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确立，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民的目标。奋斗目标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凝聚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我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将有力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四、中国共产党引领我国走向21世纪的新辉煌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30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其二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积累和矛盾凸显的并发期。对这一时期的两个显著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归纳和概括出两大社会发展取向和前景：其一是执政党和政府头脑如果清醒，政策制定和实施妥当，就可以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二是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如果失误，不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会激化各类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果要争取第一种光明前景，规避第二种黯淡前景，就必须有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策划来指引下一步的建设和发展。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新世纪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光辉的战略思想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跨入新世纪以后，在中国经济经历近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要求，中国的发展需要进入从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到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的理性思考之中。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在党的发展思想和人类社会发展观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3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抗击“非典”总结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到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并一致通过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同时，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十七大召开以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提出了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同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工作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五大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共中央大力推进体制改革，着力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全面发展的推进工作。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必将有力地推动实践的发展。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能把握发展机遇，解决各种矛盾，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光荣的历史使命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作为社会建设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六个更加”的标志性要求，明确地包含了“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作为社会建设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我们在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一思想，在此前的十六大报告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已有体现，其中有两处比较明显：一是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社会比 2000 年有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二是报告第二部分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建设作了精辟的阐述。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四条原则性的界定：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这既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和基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探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将对当代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作出新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鲜明的精神旗帜
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无论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是对于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迷失方向。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一价值体系由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社会发展运动规律，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安民固邦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启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更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我们党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样化形势下，团结和带领人民开拓前进树立起鲜明的精神旗帜。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不断努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成就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继往开来开创新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
走过60年的风云岁月，在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励精图治，一次次将曲折、挑战和困难湮没在社会进步的浪涛之中，在历史的磨砺中，将成功的喜悦和成就镌刻在民族复兴的日志里，向世人绘制了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穿越岁月和风雨的洗礼，历史的脚步见证了峥嵘的岁月和光辉的业绩，现实的发展指明了辉煌的未来和民族的走向。历史和现实共同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因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胜利。
第二编 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 160 多年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民从饱受欺凌、贫穷落后，到奋起抗争、艰辛探索，找到一条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这一历史性巨变，使人们由衷地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60 年前，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面对伟大的新中国的诞生，多少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人们为新中国而欢呼，为必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而祝福！60 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辛的起步，也经历了成功和曲折，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辉煌年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人间奇迹，用铁一样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