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代史上，日本曾经作为世界强国之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其外交也曾经对国际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在日本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曾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同中国和俄国发生战争，彼此之间相互处于敌对状态，并且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军事优势先后占领和吞并了中国的台湾和朝鲜半岛以及众多的太平洋岛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又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打破华盛顿秩序以至挑战美国，同美国也处于对立乃至战争的状态。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随即，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并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改造，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外交。直至1951年9月签订《旧金山和约》之后，日本才重新获得独立并展开了自己的外交。纵观战后日本外交的发展轨迹，大致经历了对美追随外交、全方位自主外交和政治大国化外交等几个阶段，但是不论在哪一个阶段，战后的日本外交都已经大大不同于战前的日本外交。具体而言，经过美国的改造，日本外交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日本同一些重要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同美国和亚洲国家关系的变化以及对待国际社会态度的变化。
一、冷战时期的日本对美外交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就开始将美国作为自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并且在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将美国视为主要的敌对国家，日美关系也从敌对进而走向战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美关系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战前的敌对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其外交政策一改战前敌视美国的立场，确立了亲美外交，甚至长期以来一直将日美关系视为其外交的基轴。1957年9月，日本外务省在其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中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中所谓“同自由主义各国相协调”其实主要就是同美国相协调。因此，对美外交就构成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内容。在长达40多年的全球冷战状态下，美国对日本而言，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非常重要。日本从起初的被迫追随到经济成长起来后的谋求自主性及主动配合美国，其命运都与美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日本表现出了一个所谓“好的失败者”（good-loser），而美国也表现出了一个所谓“好的胜利者”（good-winner）。尽管双方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经济领域不断出现摩擦，但由于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共同的军事威胁，日本一直同美国保持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即始终将对美外交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一）日美基轴外交的确立
1945年11月，为了对未来的媾和问题进行预备性研究，作为外务大臣的吉田茂在日本外务省设立了一个“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该会于1946年2月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认为：“鉴于今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地位，我们必须与其结成密切关系。”即第一次提出了战后亲美外交的设想。其后，随着1947年美苏冷战的爆发和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以及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试图尽快让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恢复其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然而，冷战的对立却导致了战胜国之间的分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面对如此的国际形势，日本国内围绕所谓“单独媾和”与“全面媾和”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形成了严重对立。所谓“单独媾和”，即当时的日本自由党政府面对冷战的实际状况，决定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侧，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尽快同美国等西方阵营的国家之间单独签订和约，实现独立。而所谓“全面媾和”则是由当时作为在野党的社会党、共产党等政治势力所主张的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和苏联在内的所有参战国之间签订合约，并且实行中立的政策，反对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日本的重整军备，以避免日本被卷入冷战以及两大阵营之间有可能爆发的热战之中。
然而，历史的实际情况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日本政府对实际状况的考虑，日本最终选择了“单独媾和”。
1951年9月4日至8日，在美国的主持下召开了共有52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和会，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中国没有被邀请与会，印度和缅甸拒绝出席，在最后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上，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拒绝签字，但是这一切并没能阻止《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生效。日本正是根据《旧金山和约》而获得独立，重新恢复了其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与此同时，日本同美国之间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承认美国在日本享有驻军的权利，将自己的安全完全托付给了美国，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美国全球反共战略的一部分。从此，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正式确立，日美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解脱的关系，日本也正式确立了其亲美的外交方针，战后日本外交即以日美关系为基轴而展开。对此，确立这一外交方针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曾有过一段发自内心的表白：“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而且今后也不会改变，因为这不仅仅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起起伏伏乃至最终引导国家走向战争的教训促使日本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够保证日本的安全和谋求发展。也正是因为日本的对美外交是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的，所以虽然确立这一外交政策的吉田茂在1954年12月即离开了首相的位置，但是亲美外交方针却作为被称为“吉田主义”的日本内外方针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具体内容稍有不同罢了。
当然，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的日美关系并非一种平等的关系。根据条约美军仍然可以驻扎在日本，虽然有保卫日本的任务，但是美军基地的设置与美军的活动范围却几乎不受限制，日本还必须为其提供各种便利，而且驻日美军还具有干预日本国内动乱的权力，同时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等等，这些条款实际上很大程度影响了日本的独立和尊严。
（二）日美基轴外交的展开
日本恢复独立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其外交政策几乎完全围绕日美关系而展开，即使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交关系中，也深受日美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对美一边倒”，全面依附和追随美国，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即封锁和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视这些同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立场。
1947年东西方冷战爆发之后，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就是扶植亚洲国家的反共政权，与其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包围和遏制苏联与中国。为此，美国在1951年9月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紧接着又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美澳新条约》，1953年3月同韩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等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2月又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这些条约，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了一条北起阿留申群岛并向南连接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所谓“弧形防线”，而日本就处于这条防线的大约中心位置，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就设在日本。
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对美国在亚洲地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给予了积极配合，虽然由于宪法上的制约日本难以直接参加美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日本除去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公开支持美国的行动外，还充分发挥了美国的后勤供应基地的作用，接受了美国大量的军事订货，为美军的飞机提供机场等，积极支持美国进行这两场战争。战后首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墨菲就曾经一语道破天机：“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把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个大供应基地，没有这一招，朝鲜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为了实现加入联合国的外交目标，不得不顶着美国外交的压力，实现了自己外交上的部分突破，即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是，在当时的东西方冷战对峙形势下，日本外交仍然不可能完全摆脱美国，建交之后的日苏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善，日本仍然追随美国，将苏联视为敌对国家。
尤其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日本更是积极追随美国的反华遏制政策，长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是在美国压力之下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等各种国际场合追随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致使中日两国长期处于没有官方外交关系的状态，并且在双方的“民间外交”中也多次出现摩擦。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日美相互关系中，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以及美国为了对抗苏联与中国而对日本的政治和外交需要，日本也在不断地争取更为平等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发生多次驻日美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各种纠纷，激起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同盟和美军基地的民族主义运动。1958年9月，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在访问美国期间即利用这一国内形势向美国提出修改条约的问题，得到美国同意，双方遂开始谈判修改条约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960年1月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以取代1951年9月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两个条约的不同名称也可以大致看出其中的变化，即除去仍然强调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之外，新条约还增加了双方进行合作的内容，比如增加了美军使用驻日军事设施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双方事前协商制度，删去了美军有权干预日本国内动乱的条款，强调加强双方的一般性合作和促进经济合作，此外还规定了条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等。20世纪60年代末，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出现新变化，日本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经过近20年埋头发展经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则由于越南战争和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以及对世界各个地区事务的插手和干预，使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日美之间的经济差距急剧缩小，两国开始出现贸易摩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失时机地利用国内反对美军利用冲绳基地进行越南战争的反美反战情绪，以及利用经济问题谋求政治利益，向美国提出了归还小笠原群岛和冲绳岛的要求。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和应付越南战争以及希望日本在经济上做出让步，也需要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于是同意讨论这些问题。1968年4月5日，日美两国签署协定，美国将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两国还围绕归还冲绳问题开始谈判。1971年6月17日，日美两国又签署了冲绳回归协定，决定自1972年5月15日起美国将冲绳交还日本。
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日本重要盟国的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以及在世界各地承担了太多的所谓义务而使其在与苏联的军事竞争中失去了其战后长期保持着的绝对优势地位，在经济上也由于日本和联邦德国及欧共体的崛起而使得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调整其东亚战略和经济政策，即改变对华政策，从亚洲收缩，逐步退出越南战争，以及重振美国经济。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8月15日，尼克松又宣布美国将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即放弃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并对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以及实行美元与包括日元在内的西方主要货币的浮动汇率制。这两件事情对日本的震动极大，被日本人称为两次“尼克松冲击”，即对日本的外交和经济都造成了冲击。在外交上，长期以来日本追随美国反对中国，然而美国却对日本采取了所谓“越顶外交”的做法，率先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导致日本的外交陷入了被动。在经济上，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不但提高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进而影响了日本的对美出口，而且征收附加税的做法也增加了日本对美出口商品的成本，导致日本对美出口严重受损，使战后以来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日本经济陷入了困境。而且，在此时的日美关系中已经开始出现经济摩擦，即1969年两国首先围绕日本纺织品对美出口问题产生摩擦后，又先后在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等多种商品领域出现摩擦，甚至在后来20多年的时间里日美经济摩擦成了两国关系中经常化和政治化的一项议题。
面对如此的变化，日本不得不开始考虑在外交上更加独立并进行“自助努力”的问题。于是，日本在仍然强调日美基轴外交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的“全方位自主外交”，即试图在对美关系中谋求更加自主和独立的地位以及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外交空间，在一些事关自己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甚至与美国拉开了一定距离。最能显示日本对美外交有所变化的全方位自主外交的具体政策，主要就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对中东政策的变化。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刺激与压力之下，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日本国内的广泛质疑，并因此导致了佐藤内阁的下台。1972年7月，取代佐藤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迅速做出政治决断，仅仅在组阁两个多月后就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日本政府也曾征得了美国的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许，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日本的对美独立性。对美国来说，虽然没有理由再继续反对日本同中国改善关系，但是美国之所以同中国改善关系仅仅是为了取得同苏联对抗和竞争时的更大主动权，而并不意味着想要承认中国和抛弃台湾，这一点很清楚地反映在了中美1972年2月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因此美国并不希望看到日本同中国发展比美国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是，日本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做，而是比美国走得更远，不但同中国改善了关系，而且先于美国同中国建立起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很快同中国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一系列协定，使中日两国关系不仅具有了宏观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而且还具有了微观层面上更为实际的相互利益。对此，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广泛的外交领域里不再是依赖美国的太平洋地区性国家了……日本已在一个日益扩大的范围内开始自由地行动了。”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为了反对以色列，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非友好国家实行石油限额供应或者禁运，长期以来一直追随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支持以色列政策的日本自然也被列人限额供应的国家之列，这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所需石油80%依靠中东供应的日本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在这种关系到本国经济生存利益的非常情况下，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中东政策，开始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甚至采取了同美国相反的政策，即改变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迅速派出政府特使遍访中东的阿拉伯各产油国，公开支持阿拉伯国家并向其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在联合国大会上也一改以往的政策，投票支持阿拉伯国家，并谴责以色列，要求其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济超过苏联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继续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战后以来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日本政府提出了政治大国化的外交，即开始有意识地改变长期以来对国际政治采取回避的消极做法，主动谋求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推行这一政治大国化外交的过程中，日本仍然将对美关系放在了其外交最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尽管在整个80年代日美经济摩擦依旧，但是日本却主动与美国协调，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主动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以所谓“西方一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全球与地区性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的解决，通过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分享权力，试图借助美国之力实现自己政治大国的目标。例如，在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引起的新的美苏对抗中，日本政府完全配合美国的外交行动，立即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和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并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向巴基斯坦等阿富汗周边国家提供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所谓政治性和战略性的经济援助，认为这是“为确保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而构筑国际秩序所付出的代价”。此外，在1983年7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积极支持美国关于欧洲裁军的提案，在亚太地区之外的安全问题上也积极配合美国。
因此，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全方位自主外交中对更大外交空间的追求，还是在80年代政治大国化外交中对更高国际政治地位的追求，日本外交虽然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对美独立性，而且在经济贸易关系上也同美国长期处于相互摩擦的状态，但是在政治上和安全上日本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同美国继续保持了紧密的同盟关系，对美外交依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
二、冷战后的日本对美外交
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共同的军事威胁这一构成日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正在消失或减弱，但是双方在经济上的摩擦却依然在深化。因此，在冷战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日美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舆论都普遍认为日美关系面临挑战，日美同盟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然而，从后来的实际状况来看，日美两国又为其同盟关系寻找到了新的基础，两国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从冷战后日本的对美外交来看，日本也仍然将日美关系视做自己外交的基轴，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发挥全球性和地区性政治作用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一）全球伙伴关系的建立
冷战的结束，给日美关系也带来了冲击，过去构成日美间同盟关系最重要基础的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恐惧，由于美苏关系的缓和甚至苏联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日美双方的同盟关系面临挑战。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日美间持续的经济摩擦与日本资本大量涌入美国以及对美国资本的兼并，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国民对日本的指责，而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嫌美”和“离美”的倾向。据90年代初美国国内进行的舆论调查，有70%的美国国民认为日本的经济威胁已经取代苏联的军事威胁成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还有很多美国人指责日本进行不公平贸易，只享受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给其带来的好处，却不为此付出代价，不开放自己的市场。而日本继80年代末出现以“日本可以说‘不’”
为代表的对美强硬论后，面对美国国内日益频繁的指责，也开始出现对美国的反感与要求脱离美国的观点。他们认为，日美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美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所致，而并非日本方面的原因，而且美国社会由于毒品泛滥、治安恶化、教育水准降低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以及难以有效解决，正在失去对日本社会所具有的发展楷模的示范作用，因此日本应该脱离美国，寻找日本独特的自我发展道路。例如，曾经担任过自民党国际局长的鸠山邦夫就曾表示：“今后我们要成为政治大国，因此必须脱离美国。”
然而，日美两国间这种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争吵，其着眼点基本上都放在了双方的经济关系上，而且这种情绪基本上只是存在于两国的民间。在决定日本外交政策的当政者眼中，日美关系却远不是仅仅局限在一种双边经济关系上，而是在双边经济关系之外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合作领域。对于想要在冷战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发挥政治作用的日本而言，似乎更是如此。例如，曾经担任外务省事务次官和驻美大使的著名外交官栗山尚一就认为，日美关系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安保关系，而共同对付全球规模的课题也是日美关系的支柱之一。
应该说，确实是如此，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一些全球规模的问题上，日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似乎要多一些。冷战结束之后，一些全球性问题开始凸现，如全球环境保护和经济开发问题、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持和平问题、控制各种传染性疾病和国际恐怖活动蔓延等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即使作为战后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也难以只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给经济实力雄厚却深感缺乏相应政治权力的日本带来了机会。也就是说，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相互的需要，即美国要维持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需要日本这样经济实力雄厚的盟国予以协助，而日本也想通过与美国合作共同参与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日本在对美关系中开始更多地强调超越双边关系的全球性合作，试图与美国建立起一种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与美国共同参与管理冷战后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尽管已经经历了十几届政府的更迭，甚至经历了多次政局的巨大变动和政党的更替，但是不论哪一届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都把对美外交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并积极谋求建立同美国的全球性伙伴关系。
日本外务省1990年的《外交蓝皮书》在谈到日美关系时称：“合起来约占世界GNP40%的日美两国，不仅仅有责任对付两国间的问题，而且有责任共同对付与处理全球规模的问题。这种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在日美两国正得到广泛认识并正在努力强化这一意识”，“与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是我国为世界作贡献的前提，因此必须继续强化这一关系”。同年10月12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也表示：“在面向构筑国际新秩序展开外交时，日美间的合作关系必不可少。此次（指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后不久海部首相在访问美国时同美国总统布什所举行的会谈。——作者注）与布什总统的会谈，相互确认了两国在诸如伊拉克和科威特问题等广泛的同世界和平与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具有共同责任以及加强协调的必要性。今后也要进一步强化这一日美全球伙伴关系。”1991年1月25日，外相中山太郎在日本国会所作的外交演说中同样表示：“日美两国本着合作的精神切实解决两国间存在着的各种各样问题非常重要，而在国际新秩序的构筑、世界经济的运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全球环境保护等各种超越国界范围的问题上强化两国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全球伙伴关系更为重要。”
在1993年日美间开始进行结构协议谈判时，日本即提议为了建立更为积极的日美关系而有必要在协议中写人共同对付全球性问题的内容。起初，美国由于担心会因此而冲淡双方在市场问题上的谈判内容而采取消极态度，但是后来在日本的坚持下美国改变态度将这一内容写进了协议中。1993年4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访问美国时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双方强调要在政治与安全保障、经济贸易和全球性问题等三个领域内加强伙伴关系。同年7月10日，日美双方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关于建立新伙伴关系框架的联合声明》，表明“两国政府将共同应付共同面临的环境及其他具有全球规模意义的经济问题的挑战，并通过这一合作建立起双方建设性的全球伙伴关系”。
1993年7月，日本政坛发生剧烈变化，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被赶下了台，由八个党派取代自民党组成了新的联合政府，其中也包括过去长期作为在野党反对自民党政策的社会党。但是在对美关系上，非自民党政权却基本上继承了自民党的政策，同样将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最重要的课题，并同样强调日美在双边关系之外的合作。例如，曾任非自民党政权首相的细川护熙、羽田孜和村山富市就曾分别表示：“继续维持日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保障及其他全球规模问题等各个领域的紧密关系，建立更为稳定的日美伙伴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维持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日美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仍然是我国外交的基轴。这一点不但丝毫未变，反而甚至可以说日美基轴外交为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变得更为重要了。”“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如在日美首脑会谈中与克林顿总统重新确认的那样，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也是我国外交的基轴。不言而喻，对于维持亚洲在内的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美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1996年1月自民党重新回归政权后，直至2009年9月自民党再次下台，又历经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七届政府。在此期间，这些自民党政权虽然在对美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以及首相个人的对美亲近感方面不尽相同，但是都同样坚持了日美同盟关系，将对美外交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例如，日本2008年的《外交蓝皮书》中仍然声称：“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关键，日美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基本价值与利益基础之上的以安全保障为主并包括政治、经济等广泛领域进行协调的关系。”
2009年9月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曾经想要在对美关系上追求更大的独立性，尤其在冲绳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多次摩擦，但是这些摩擦同样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新政府仍然认为对美关系是日本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例如，2010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就认为：“日美两国是具有共同普适性价值观及战略性利益的同盟国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经历了战后60年的发展，不仅给日本及整个远东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繁荣，而且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基本框架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日美同盟作为日本以及该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1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认为：“日美两国是具有共同普适性价值观及战略性利益的同盟国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同时也是保障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共同财产。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经历了战后60年的发展，给日本及远东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此外，日美两国不仅仅在两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且正在应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致力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21世纪的日美同盟正在以安全保障、经济、文化与人才交流这三个领域为支柱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总之，在冷战后构成日美关系基础的日美同盟关系面临重新选择时，日本主动提出通过与美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建立与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并得到了美国的确认，从而为双方关系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所以，尽管冷战结束后在日美双边关系中又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如1994年2月日美全面经济协议谈判破裂，1995年2月围绕汽车零部件问题双方发生激烈争执，1995年9月发生冲绳美军基地士兵强暴日本少女事件引发日本国民强烈的反美情绪，2009年9月民主党土台后围绕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引起的双方龃龉等等，但是这些摩擦基本上都通过双方的相互妥协而得到了解决或者缓解，这些问题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日美关系，日美两国仍然保持了一种密切的同盟关系。
（二）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
应该说，战后的日美关系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日美安保体制之上的，即冷战时期双方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共同利益构成了日美关系的核心。在1951年9月8日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一天，日美两国还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将日美两国的地位及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形成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从此，日本从一个美国的敌对国与战败国变成了美国的同盟国与被保护国，其命运也随着战后美国的政策变化而变化。虽然1960年1月《日美安全条约》被新的《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所取代，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非但并未被触动，反而得到了强化，只不过日本在这一体制内争得了比过去更为平等的地位。1970年在新日美安保条约十年有效期满后双方均同意“自动延长”，日美安保体制得以继续维持了下来。
当初建立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遏制苏联和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随着战后苏联不断地谋求向外扩张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这一体制也不断地得到了强化，即对苏联的共同担忧促成了日美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冲淡与缓和日美之间在经济等领域的矛盾与摩擦。此外，这一体制是以日美两国的军事合作为基础的，但其中美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的安全，而日本仅为美军的行动提供协助。随着冷战后苏联军事威胁的消失，日美两国已不存在明确的共同的敌人，又因日本想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使日美关系也更趋平等。因此，对于日本和美国两国来说，都需要重新审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或者说需要为这一体制的继续存在寻找到新的理由。
面对冷战结束后新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以及恰在此时先后爆发的朝鲜核危机与台湾海峡危机，日美两国终于为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寻找到了新的理由。1996年4月16日至1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进行了会谈。这次日美首脑会谈不同于以往那种双方都将经济问题放在首位，而是将日美安全问题作为会谈的主要内容，即讨论如何强化日美安保体制。4月17日，双方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从法律上完成了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新确认。这一宣言以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美同盟关系为目标，重申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性，即强调冷战后日美两国在亚太安全及其他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宣言认为，虽然冷战后发生世界规模的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近年来亚太地区政治及安全对话也在展开，正在成为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繁荣与活力的地区，但是同时这一地区也存在不稳定性与不透明性，如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的存在、领土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必须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应保持日本相应的防卫能力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双方进一步增加信任，进行国防政策的协调及情报、装备、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共同进行包括反弹道导弹技术在内的武器开发研究。此外，宣言还强调在对华、对俄、朝鲜半岛、促进东盟地区论坛安全保障对话、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中东和平、前南危机的解决、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人道援助、军备控制与裁军等几乎所有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应付未来的挑战。
通过《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的签订，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得到了加强，日美不再仅仅将其作为对付某一国或某几个国家的军事联盟手段，而是将其作为冷战后为对付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安全保障及其他问题而进行合作的手段。在这里，共同的“责任”已经取代共同的恐惧而成为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在这一体制中，不但日美关系得到了加强，而且日本也成为美国更为平等的伙伴，因此日本更加积极主动地协助和配合美国。例如，为具体落实宣言的原则和内容，1997年9月日美两国达成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取代1978年制定的旧指针，其合作范围也从过去限于受到苏联武力攻击而改变为对所谓日本周边事态的主动干预；1999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为配合美军行动的三个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案》、《日美物资和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1999年8月，日美两国签署了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协议的换文及备忘录，日本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激烈反对而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这一计划；2001年10月，为了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日本国会通过了《对付恐怖特别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2003年5月，为了配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所谓“有事相关法案”，并据此在2004年2月向仍在战争中的伊拉克派出了自卫队；2005年2月，日美两国开始启动由两国外交和国防首脑参加的所谓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就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协商与合作。这一切都表明，日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同盟关系在进一步加强。
（三）冷战后日美基轴外交对日本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美国确立同盟关系至今，不论日本外交如何变化，始终都与对美外交有关，日美关系构成了日本外交的基轴。即使在冷战以后日本有意识地想要作为一个大国而发挥国际作用与影响力，日美基轴外交对日本而言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冷战结束之后的日美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日本仍然需要美国，甚至可以说在冷战后日本更加需要美国，离开美国则难以实现自己试图做政治大国和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日本在冷战时期只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复兴和安全保障而需要美国的市场与军事保护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今天，日本为了实现自己做政治大国和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战略目标，就更需要与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协调与合作。即使日本为了显示自己外交的自主独立性，也不可能通过追求同美国政策的差异和同美国立场的距离来实现，而只可能通过在与美国不断协调与合作的过程中来实现。
毫无疑问，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在2007年源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遭遇新一轮萧条，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模式也正在面临挑战，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至少仍然是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仍然会发挥巨大作用，因为美国社会仍然具备作为一个强大国家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创新能力和纠错能力。对于仍然面临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要想在经济上全面超过美国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之后日美双方的经济差距再次拉大就证明了这一点。何况，经济力并不是显示一个国家实力的全部要素，要将经济力转化为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力与影响力也需要时间和条件。因此，对于想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日本来说，不可能通过与美国对立或取代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只能在同美国的协调与合作中来达到这一目标。历史的教训仍然在影响着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同美国对立与同美国结盟带给日本截然不同命运的这段历史日本人不会完全忘记。并且，战后的日美同盟关系也已经使日本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与美国形成了一种难以分割的关系。
在政治上，日美两国有着基本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美国作为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政治与社会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主要提出者，在冷战后更是试图将其推广至全世界。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以及为了增加对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当然也在积极推广这一模式与理念，但是日本作为战后在政治上经美国改造的国家，在这一方面显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只能在这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政治攻势中同美国一道去发挥政治作用。与中国、俄罗斯、欧盟等政治大国或国家集团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政治作用相比，日本显然还不足以称为政治大国，而冷战后已较为平等的日美同盟关系会有助于日本提高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在日本孜孜以求的作为进入政治大国行列重要标志的“入常”问题上，要得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美国的支持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的国际政治问题上，日本也需要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可能更多地参与并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经济上，日美之间曾经充满了摩擦与矛盾，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两国在贸易、投资、市场开放等经济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同时，其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却在不断加深。在目前日美经济状况都面临危机以及两国经济差距其实又已经在拉大的情况下，尤其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作为一个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脆弱的日本经济来说，对美国的依赖性可能会更大。日本想要振兴自己的经济，除去需要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展密切的经济关系外，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因此日美两国的经济联系也会更为密切。例如，在2011年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作为美国更加重视亚太地区的战略之一是，积极促进所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尽管日本国内仍然存在着反对加入该协定的声音，但是日本政府仍宣布了加入这一计划的谈判。
在安全上，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虽然冷战后日美两国已不存在明确的军事威胁，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也在稳步增强，但日本认为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如日本2009年的《防卫白皮书》就认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出现了像中国与印度等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从经济上来看这个地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地区内的各个囯家也正在试图充实和强化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地区也存在着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化状态，即使在冷战后也仍然存在着国家之间的一些对立，在安全观念和对威胁的认识方面仍然存在各种不同，至今仍然看不到像欧洲那样冷战结束之后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领土问题、统一问题等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日本仍然需要美国的战略保护和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此外，随着日本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所关心的安全问题已不仅仅局限在本国安全的范围，在构筑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以及参与全球性裁军与武器管理等方面，日本也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与美国的协调与合作。
当然，随着日本更多地介入国际社会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日美之间在某些领域的摩擦与竞争也不可避免，两国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保持完全一致，有时甚至会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剧烈摩擦，尤其在涉及双方重大利益或国民感情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但是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协调与合作。美国对日本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家，对美外交也正如日本政府一再强调的那样仍然构成了日本外交的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