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时不难发现，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乃至后工业化之前，工业化实实在在的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制造业生产比重与就业比重的上升基本上是同步的，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生产比重的上升则表现出阶段性差别：在人均GNP达到500美元（1964年美元）以前，生产比重的上升较快，而当人均GNP超过500美元之后，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加快。从产业结构转变对城镇化进程的作用看，城镇化上升率主要与就业结构变动相联系，而且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如果说工业化带动了非农化，非农化带动了城镇化，那么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趋势是明显的。
从经济角度看，城镇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E.E.Lampard）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第三卷中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历史”的文章，指出，近百年来，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镇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美国地理学家贝里（1965）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释城镇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他的工作也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日本学者长尾谦吉（2002）在发表的《大都市圈经济和产业集积》中详细地论述了产业结构变化和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关系。以纽约为例，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制造工业对于城市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1840～1860年，纽约的工业投资增长了550%，1855～1860年，工业产值增长了60%，并成为美国最大的加工制造工业中心，即使在1940～1980年期间，制造工业的从业人口在25%左右，说明了制造工业对纽约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工业园区战略，建立现代工业园区和高科技产业研究园区提升制造工业水平。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纽约的生产性服务业地位的不断上升，制造工业的比例开始下降，第三产业的重要地位开始凸显。同时，市内不同区域的产业的地域分工日益明显。
回顾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一，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化对城镇化产生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镇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而就业结构的变化也越来越不同于产出结构的变化，并起着更大的作用。其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的演进速度，取决于就业结构的转变。其三，随着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作用和地位更为凸显，使得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反映的世界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有关国家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资料，选取23个国家，按照城镇化水平由低到高的顺序，列出的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从总的趋势来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相伴而行，城镇化水平与第一产业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与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全球性的、息息相关的大市场正在形成。伴随着这一进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国际分工、合作日益加强，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并且这种更高层次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尤其集中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城市之间的竞争。
正因为如此，世界城镇化趋势表现为不仅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显著增加，而且大城市的规模也急剧扩大。在1800年，世界上人口达到100万的城市只有一个，1920年，世界上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24个，到1980年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增长到198个，差不多每20年就翻一番。到1990年，人口达到200万的城市就达到94个。到2003年，世界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8%，这一比例可望在2007年超过50%，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出现城市居民多于乡村居民的状况，其中发展中国家集中了世界城市人口的60%。而且发展中国家有一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发达国家城市发展模式与发展速度也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城市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使人口、资本、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城市和大城市周围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城市高收入阶层从中心区外迁。随之工业、服务业也出现郊区化倾向，城市由长期的向心集聚向相对分散的郊区化发展，大城市边缘新城镇大量涌现，形成城市群或者城市连绵带。
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正成为影响全球社会经济的重要标志。尽管世界城镇化过程已经存在6000年，但在最近的40年，其发展的速度、影响的规模及其动力机制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从世界城镇化研究来看，1980年以来主要注重信息化和全球化对世界城镇化进程影响的研究（Castells，1994）。世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与两个主要全球过程交叉相关（Chase-Dunn，1989），第一个过程是经济全球化（Daniels，1991），第二个过程是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快速增长（Batten，1995）。相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顾朝林，2003）。
二、国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地域布局上采用了“大三线”与“小三线”的建设模式，以及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工农间的巨大的剪刀差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忽视了产业结构有序演变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人为地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致使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受阻。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有序演变的城镇化响应及其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引起了学术界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李铁立、李诚固（2003年）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镇化存在互动机制。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引起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变化，使区域城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模式；另一方面，城镇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支撑、拉动、载体等作用。区域产业结构有序演变的城镇化响应包括资源要素的部门转移和空间转移，使城镇化在产业结构演变的时间、空间序列上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和地域特征。城镇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的反馈作用机制包括支撑、拉动和载体作用，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与城镇化过程在时空上得到统一。张祥建、黄建富（2003）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为实证进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产业机理分析的产业机理研究，提出了产业关联效应、产业转移效应（产业梯度转移和企业微观转移效应）、产业聚集效应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理。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推动城镇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理清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从而为加速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从现有检索到的文献综述资料反映，许多学者曾致力于中国城镇化发展机制方面的研究。如1995～1997年，在美国鲁斯（Luce）基金会资助下，由美国4所大学和国内近10所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参加，对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中南、福建沿海、湖北、新疆等地区的农村城镇化进行研究，提出自下而上城镇化动力机制。学者孙中和（2002）在总结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工业化推进、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仇保兴在《集群结构与我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一文中，采用逆向思维—从分析影响中小城市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和城市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入手，利用复杂系统的自组织原理阐述城市内部的企业集群和城市外部的城市集群的发展演进规律，从而证明不同规模的城市（镇）往往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集群结构，具有明显的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耗散系统”，阐明了集群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动力。
主要倡导者推动城镇化的动力
丁兴标、朱佩明论述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三者的关系，认为实现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顺序是：先工业化、再城镇化、后现代化，工业化一定会导致城镇化的推进，但工业化并不一定需要农村工业化的实现，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城镇化进程，最终会拖现代化的后腿。
产业集群出现的历史在我国可以说比较久远，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但产业集群的真正发展还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随着广东省的对外开放，深圳、珠海、中山、顺德、南海、东莞等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本地在海外、港、澳的众多亲朋回乡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逐渐形成了如中山市古镇的灯饰集群、东莞市虎门镇的服装业集群等的一些专业品镇。
在浙江的温州，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农民能人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转办家庭工业，利用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突破获得成功，引发同镇农民的效仿，逐步形成了如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标牌集群、号称“东方纽扣之都”的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集群及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集群等国内闻名遐迩的产业集群。在浙江的其他地方，如诸暨市山下湖镇的珍珠集群、诸暨大唐镇的袜业集群、湖州市织里镇的童装集群、杭州的女装集群等也随之迅速崛起。在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份，产业集群在近10年来的发展势头也是异乎寻常，“区域块状经济”（在浙江，产业集群一度为当地称呼块状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就浙江而言，“区域块状经济”是由市场选择、当地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在一定地域空间集聚而形成具有比较优势、能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及其组织形式，其实质即为产业集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地产业和专业性商品市场互为依托、联动发展的一镇一品、一县一业的“区域块状经济”；有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如有利的区位、特殊的人缘关系、传统的能工巧匠），从家庭到工业、合伙企业或乡村集体企业起步，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小企业集群和专业化产业区（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
如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服装产业名噪一时；绍兴倚借“旧出华舍百丈绸”的传统经济，轻纺商贸城发展富甲一方；义乌弘扬“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小商品贸易云集天下……柳市低压电器、海宁皮革服装、永康五金制品、嗓州领带、诸暨大唐袜业等闻名全国。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的调查资料表明，在浙江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广泛分布在工业中的175个大小行业：所涉及的工业企业23.7万家，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从区块产业规模看，平均规模达到11.5亿元。1/3以上的县市区达到50%以上，其中占50%～70%的有17个县市区，占70%～90%的有12个，占90%以上的有2个。如萧山块状经济总量550.7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91.5%，苍南这一比重高达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