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经济纵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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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升级的(1)

国外研究综述

龚三乐

【摘要】本文是对近期国外有关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升级的研究进行的总结、梳理和概述。总体而言,对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升级的既有分析,可归结为企业升级与领导企业、企业升级的战略选择、企业升级与学习、企业升级与价值链治理模式、企业升级与集群以及企业升级与政策等主题。文章最后简要归纳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这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趋势所在。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企业升级

升级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理论的中心概念。近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在GVC分析中对升级的讨论日趋活跃。下面,我们对近期国外研究中涉及企业升级的研究进行一番综合、整理和归纳,主要归结为企业升级与领导企业、企业升级的战略选择、企业升级与学习、企业升级与价值链治理模式、企业升级与集群以及企业升级与政策等几个主题。

一、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升级含义的界定

对于GVC内企业的升级(Firm Upgrading,Firm-level Upgrading,Enterprise Upgrading),Porter最早在有关集群与价值链的文献中将之描述为一个制造更好产品、生产更有效率或者转入技术含量更高活动从而获得更高回报的过程(Porter,1990)。这涉及GVC每个环节和GVC整体活动的性质和组织的变化(Kaplinsky,Morris,2001)。从而,嵌入企业的升级包括改善生产能力、发展生产以外的新能力(设计和营销技巧)、多样化目标客户和市场以及发展推出新产品和模仿领头革新者能力等方面的活动(North,Smallborne,2000)。不过,上述升级的含义限于企业在所嵌入的GVC链条中的提升活动,实际上,嵌入GVC的企业的升级能够实现对现有链条的跨越。基于这一点,Avetlana将升级解释为改善过程效率、引入新产品或改善现有产品、改变价值生产活动区域范围和转换为新的价值链的行为(Avetlan-a,2005)。另外一些学者侧重于从企业在价值链中学习的角度来界定升级。Madalena Fonseca认为GVC组成企业能够改善它们的运行、获得新的技术和技能并与市场建立新的联系,从而使之变得更富竞争力和进入高的附加值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实现了升级(Madalena Fons-eca,2005)。YungKai Yang提出的升级是指本地企业嵌入生产网络、向国际化公司学习从而得以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或GVC中位置的行为(Yungkai yang,2006)。总体而言,上述升级含义的提法中,Avetlana对升级含义的界定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领导企业与升级

领导企业在嵌入企业的升级中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作用,是影响嵌入企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领导企业对嵌入企业升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Gereffi 提出一个相当乐观的观点,认为链条领导者能自觉地促进小的本地企业的过程、产品和功能升级,不过这是针对亚洲的纺织和服装业而言的(Gereffi,1999)。Yang在对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学习行为的研究中认为,旗舰企业能够施加巨大的压力给本地供应商特别是在小的发展中国家中的本地供应商,使他们积极进行升级,同时,国际生产网络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知识携带者,能够通过技术转移为小供应商进入国际市场和升级提供技术支持(Yungkai yang,2006)。UNCTAD也指出(UNCT-AD,2006),TNC-SME(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业务联系是提升本国企业,促进技术、知识和技能转移,改善运营和管理,推动获得资金和市场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强有力的联系能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推动生产力增长,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实现市场多样化。不过,与此同时,领导企业对嵌入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Fonseca认为,跨国公司会紧紧抓住与最高附加值生产活动相连的中心竞争力而只把非中心功能、一般服务和生产环节转让,甚至,它们会试图去阻止链内企业的功能升级,封锁关于网络的知识和技能,这在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Madalena Fonseca,2005)。

GVC领导企业包括生产者与采购者两种。生产者领导企业对嵌入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而采购者领导企业对升级的影响则相对复杂,GVC研究中对此分析较多。Schmitz和Knorringa研究了采购者领导企业和作为卖者的嵌入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研究哪种情况下、哪种类型的价值链使领导企业更可能去发挥作用,去促进发展中国家生产商不同形式的竞争力的升级(Hubert Schmitz,Peter konrringa,2002)。第一,对于初始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生产商而言,购买者的支持对新生产商是十分关键的,但这种支持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减少。第二,对于质量驱动与价格驱动的价值链而言,产品质量越重要、产品的需求越多,采购商就越有兴趣去促进生产商的升级。第三,对于直接采购和通过中间商的非直接采购而言,直接采购使企业的提升更困难,通过中间商采购而存在的松散联系则存在更大的空间使生产商升级到设计和营销活动。Humphrey对采购者领导企业的升级促进作用进行了总结:第一,采购者驱动的升级可能导致较多的产品和工艺流程升级;第二,依靠合同控制生产商的采购者,将反对能使生产商得到获得更多客户机会的升级;第三,领导企业可以支持供应商获得被它们认为是非核心能力的能力;第四,供应商对生产商能力的投资可能是暂时的,投资一般发生在对新供给的需求或者市场需求产生新的生产能力时,一旦这些能力在供应基地扩散时,也就没有必要再让采购者投资了(John Humphrey,2004)。

三、嵌入企业升级与企业升级战略选择

根据Grunsven和Smakman对东亚服装商品链的研究,价值链嵌入企业在面临威胁其价值链地位的外部环境变化时的反应无非有三种:撤退、维持或积极进取,企业作出积极进取反应时所选取的战略,是对企业升级战略的较好总结(Leo van Grunsven,Floor Smakman,2001)。还有一些学者,对各种条件下嵌入企业的升级战略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Dieter Ernst总结和对比了亚洲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信息产业企业的升级战略(Dieter Ernst,2003)。韩国电子企业的升级主要着眼于开发自主品牌消费产品(产品升级)和通用高精度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升级)。中国台湾企业的战略是作为“快速跟随者”进入一个特定产品市场的增长阶段,再通过OEM和ODM合同为全球品牌领导者提供产品,最终实现加工过程的专业化水准和效率的提高。对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言,这两个国家主要依赖于全球生产网络旗舰企业的直接投资来带动升级。Dieter Ernst还具体分析了中国作为国际电子生产网络中的“后入者中的后入者”(Late-latecomer)的升级战略。

Nadvi和Halder比较分析了德国Tuttlingen企业集群和巴基斯坦Sialkot企业集群内企业,在面对成本竞争、质量标准提高和新产品发明等变化时采取的不同的升级策略和升级模式(Khalid nadvi,Gerhard Halder,2002)。对于残酷的成本竞争,Tuttlingen集群企业主要使用的是节约劳动设备(过程升级)、从成熟产品生产转向新的技术的更先进产品生产(产品升级)、专注于从廉价OEM供应商采购并从事销售和服务活动(功能升级)等方面的升级手段,Sialkot集群则主要采用改善生产组织(过程升级)和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升级)的升级措施,同时它依然侧重于对低工资和下降的边际利润战略的采用。对于质量标准的提高,Tuttlingen集群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采用了ISO标准并加强其产品的品牌含量,Sialkot集群则主要是使用过程升级的应对措施。对于第三个挑战,Tuttlingen集群中企业的产品升级较普遍,主要由集群中的大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计和新产品发明,中小企业从事相对较简单的新产品的生产活动,而Sialkot集群企业则由于缺乏新能力去制造新产品或不能找到终端消费者,已经不能去应对这种挑战(Khalid nadvi,Gerhard Halder,2002)。

四、嵌入企业升级与学习

嵌入GVC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机会,学习是推动企业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Stamm认为,国际化价值链就像知识“传输带”一样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学习,包括针对伙伴的有目的的促升、正式伙伴关系中的非计划性溢出以及示范性影响等几种促进方式(Andreas Stamm,2004)。针对伙伴有目的的促升是嵌入企业在GVC中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通过领导企业的技术转移实施的。Ernst和Kim认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旗舰企业必须去转移技术和管理知识给本地企业,以使之升级并满足旗舰企业的技术标准(Ernst,Kim,2001)。从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嵌入GVC的区域集群中的企业通过合作性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可以培养出三种竞争力:技术竞争力、出口市场竞争力和合作竞争力,这是促进企业升级的有力工具(Esemu Timothy,2005)。

GVC中企业学习的顺利进行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对于在嵌入GVC的集群中的企业而言,学习的有效性依赖于与成员企业间的联系、依赖于与领导企业之间的联系也依赖于集群创新系统的稳定运转——究其实质,是依赖于GVC以及集群内知识流动的有效性。由于知识的流动不是单向、线性而是以多向、回路反馈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的知识流动要求从事这些知识交流、转换的个体应具备三种特质:开放性、信用以及社会影响(针对其他企业以及外部活动主体)(Esemu Timothy,2005)。Yang的研究表明,中国内地企业通过与台湾生产网络的联系获得技术转移的前景是令人沮丧的,只对其升级产生了有限的促进作用(YungKai Yang,2006)。这是因为这些生产网络是封闭性的生产网络,其内部治理系统提高了本地企业嵌入的资金、质量门槛,本地企业不能嵌入其中与之建立联系,从而不具备形成“区域学习”(localized learning)的可能性。

五、嵌入企业升级与价值链治理模式

目前对此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类型与嵌入企业升级前景之间的关系上面。

Humphrey和Schmitz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商的分析提出:第一,嵌入半层级价值链为快速的过程和产品升级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阻止功能升级;第二,在市场型价值链中,过程和产品升级倾向于较慢(源于不能得到全球购买者的培育),不过功能升级的道路是更加宽广的;第三,网络型链条提供了理想的升级条件但是发展中国家很少成功,因为存在较高等级的能力要求(John Humphrey,Hubert Schmitz,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