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片刻，决定还是先到他原来的地方领取当月的工资，并辞去这份可怜巴巴的工作。科长和同事们听说他要辞职，定会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想到这里，他便心花怒放。特别让他高兴的是，肯定可以看到科长吃惊得如泥塑木雕的样子。
他走得很慢，以便在九点半左右到达，因为财务部门要到十点才开始办公。
他的办公室是个阴暗的大房间，到了冬天几乎整天要点着煤气灯。窗外有个小院子，对面是其他办公室。屋内有八个人在办公。在一个角落里放了张屏风，屏风后面是副科长办公的地方。
他先去领本月的一百一十八法郎二十五生丁工资。钱被装在一枚黄色的信封里，出纳员从抽屉里取出，交给了他。既然工资已经到手，他便带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情，来到他已在那里度过许多时光的宽大房间里。
一进门，副科长波泰尔先生便喊住他：
“啊，是你，杜洛瓦先生！科长已几次问到你。你应该知道，一连两天没有医生证明休假，他是不会通融的。”
杜洛瓦站在房屋中央，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大声答道：
“那又怎么样？我才不管这些规定呢。”
同事们个个惊呆了，房间内一阵骚动，仿佛待在囚笼里的波泰尔先生，也从屏风上方探头张望。
他随时都把自己关在这密不透风的地方，是由于患有风湿病，害怕穿堂风的原因，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为了能时时监视其属下的一举一动，他特别在屏风上挖了两个洞。
房间里静得可以听见苍蝇飞来飞去的声音。过了片刻，副科长才半信半疑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才不管这些规定呢。我今天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被《法兰西生活报》聘为编辑，每月五百法郎，稿酬另计。今天早上，我就在那边上班了。”
这一情况他本不想立刻全部托出，以便慢慢地体味一下他们那种窘态，不想还是没能忍住，一古脑儿把什么都说了出来。
但是不管怎样，他的话还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僵在那里。
杜洛瓦乘机说：
“我马上去向佩蒂伊先生辞职，然后回来跟大家告别。”
说着，他走出办公室去找科长。科长佩蒂伊先生一见到他，便大声吼了起来：
“啊，你来了。你应该知道，我是不……”
杜洛瓦没让他说下去：
“请你稳重一点好不好？不要这样大声喊叫……”
身体肥胖、脸红得像鸡冠似的佩蒂伊先生，被他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杜洛瓦接着说：
“这个鬼地方，我早就呆够了。今天早上，我已开始在一家报馆工作，工资也很高。我荣幸地来向您辞职。”
说罢，他扭头就走了出去。积压在心头多日的恨，今天总算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啦。
他走回大房间，和昔日的同事握手话别，但这些同事生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和他说话。因为他刚才进到科长的房间后，门一直开着，二人之间的谈话，他们听得清清楚楚。
兜里揣着工资，他回到了大街，他到了家熟悉的廉价餐馆，美美地饱餐一顿。不仅如此，他还又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故意留在他用餐的饭桌上。此后，他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些零碎物品，叫个店伙计把东西送家去，这无非是要让人知道他的大名：乔治，杜洛瓦。
说出自己的名字后，他还加了一句：
“我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
接着，他向店伙计说了说其住地的所在街道和门牌号码，并特意说道：
“给门房就行了。”
因为时间还充裕，他又到一家专制名片立等可取的铺子，让人马上给自己印了一百张名片。当然，他不会忘记，在名字的下方写上新任职务。
在将这一切都办妥之后，他才去报馆上班。
弗雷斯蒂埃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装腔作势地向他说道：
“啊，你来了，很好。我这正有几件事要你去办，你先等我一会儿，我手边的事马上就完。”
说完便埋下头，继续写一封信。
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坐在长桌子的另一头。他面色苍白，肥胖的身躯像是浮肿，光秃秃的脑袋油光可鉴。他正伏在那里写着什么，因为高度近视，鼻尖差不多贴在了纸上。
弗雷斯蒂埃这时问他：
“喂，圣波坦，你几点去采访我们说的那些人？”
“四点。”
“我们把这位新来的年轻人杜洛瓦也带去，到时候，让他学学做记者的诀窍。”
“好的。”
然后，弗雷斯蒂埃又转向杜洛瓦问道：
“有关阿尔及利亚的第二篇文章，你带来没有？今天早上与读者见面的第一篇反映很好。”
杜洛瓦被问得张口结舌，停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
“没带来……我本来认为午饭之后会有时间把它写出来……可是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带……”
弗雷斯蒂埃不满地耸耸肩：
“你要是老这样不守时，最终必将砸掉自己的饭碗。瓦尔特老头还在等着你的稿子呢。我只好去对他说，明天再说吧。你要是认为可以光拿钱不做事，那可错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本来应该趁热打铁的事，你这是干了些什么！”
这时圣波坦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准备走了。”
弗雷斯蒂埃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神情严肃地做出一副训斥的样子，转过身来对杜洛瓦说道：
“是这样的，两天前，巴黎来了两个人：一位是中国将军李登发，住在大陆酒家；另一位是印度王公塔波萨希卜·拉马德拉奥，住在布对斯托尔饭店。那就是你现在要去采访的两个。”
接着，他又转向圣波坦：
“采访要点我已经对你讲过，问一下这二位将军和王公，他们对英国在远东的活动及其殖民统治持什么态度，是否希望由欧洲，特别是法国，出面干预。”
停了一会儿，他以对内部人员谈话的语气继续说道：“目前公众的舆论最关心的就是这些问题。要是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报道，则最能引进读者的兴趣。”
接着又向杜洛瓦叮嘱：
“你今天去，就是要仔细留心圣波坦如何行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外勤记者。一个记者，可以在五分钟内让人家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你应该努力学会这种本领。”
说完之后，他又一本正经地写起他的信来，明显地是要拉开他与以前的军中伙伴、今日的同事之间的距离，让杜洛瓦明白自己的地位。
一出房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对杜洛瓦说道：
“这家伙今天的话怎么这样多，居然对我们指手划脚起来，好像我们是他的忠实读者，得听他没完没了的说教。”到街上，圣波坦问道：
“要不要喝点什么？”
“好啊，今天天气很热。”
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吃了点冷饮。两人刚刚落座，圣波坦的话匣子便就打开了。他无所顾忌地把报馆里的人都数落了一遍，真是滔滔不绝，不厌其烦。
“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而犹太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也许不知道，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货色。”
接着，他以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将这些以色列人子孙如何吝啬着实描述了一番，说他们经常连十个铜子也舍不得花，买起东西来总像斤斤计较的妇道人家，死皮赖脸地讨价还价，直到一切遂其心愿；与此同时，在发放高利贷和抵押贷款时，他们则是老手了，并因手段高明而自成一家。
“这还罢了，问题是，我们这位老板还的的确确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家伙，对什么人都讲他创办的这份报纸，对所有的派别都敞开大门，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反映天主教会、自由派、共和派或奥尔良派观点的文章，一律照登不误，完全成了杂货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他的股票交易及其他各类交易生意兴隆。在这方面他的确很有办法，仅靠几家资本不到四个苏的公司，便赚了好几百万……”
就这样，圣波坦始终兴致不减，并不时把杜洛瓦称为他“亲爱的朋友”。
“这个守财奴，他说起话来，简直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模一样。下面给你讲个故事。
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房内除我之外，还有那老不死的诺贝尔和长得像堂·吉诃德的里瓦尔。报馆行政科长蒙特兰这时忽然走进来，腋下夹着当今巴黎流行的羊皮公文包。瓦尔特仰起脸来问：
“有事吗？”
蒙特兰如实相告：
“我刚刚把我们欠纸厂的一万六千法郎给还了。”
老板腾地一下站起来，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
“我把欠佩里瓦先生的那笔钱还给他了。”
“简直是乱弹琴！”
“怎么啦？”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脸上露出一丝令人不解的微笑。这在他是经常有的。每当他要说出什么恶毒伤人的话时，那厚实的腮帮上总要掠过一丝这样的微笑。果然他以嘲讽而又自信的口吻说道：
“怎么啦！……因为本来我们可以少还他四五千法郎。”
蒙特兰大惑不解，说：
“经理先生，这一笔账目并没有差错，不但我复核过，而且你也已签字确认……”
老板这时已恢复他那道貌岸然的常态：
“你的天真实在天下少有，我的蒙特兰先生。你怎么就没想到，如果我们欠得他愈多，结账的时候就愈能叫人家作出让步？”
说到此处，圣波坦以非常老练的神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
“怎么样？你说这家伙像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人？”
虽然从来没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但杜洛瓦还是信誓旦旦地答道：
“一点也不错。”
接着，圣波坦又谈起了其他几个人，说瓦尔特夫人是个愚蠢的家伙；诺贝尔·德·瓦伦由于年迈，已经不中用了；而里瓦尔则是个来自费尔瓦克的破落子弟。话题最后转到弗雷斯蒂埃。
“至于这一位，他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娶了现在这个太太。别的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杜洛瓦问：
“他妻子的为人究竟怎么样？”
圣波坦搓了搓手：
“怎么说呢？这个女人鬼得很，脑子比谁都精明。她本来是老色鬼德·沃德雷克伯爵的情妇，由伯爵提供嫁妆，把她嫁给了弗雷斯蒂埃……”
杜洛瓦全身一阵战栗，像是忽然被人浇了盆冷水，他真想走过去给这多嘴多舌的家伙狠狠一记耳光，痛骂他一顿，但最终还是克制住，只是打断他的话，问道：
“您就是圣波坦吗？”
对方爽快地回答：
“不是，我叫托马斯。圣波坦是报馆的人给我起的外号。”杜洛瓦把账付了，说：
“我看天色不早了，我们还需去采访两位大人物呢。”圣波坦哈哈大笑：
“您难道真的认为，我会去问那中国人和印度人对英国的所作所为有何看法？在他们的看法中，您未免也太老实了。有哪些符合《法兰西生活报》读者们的口味，难道我不比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等等，经我采访过的，也不下五六百人。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是千篇一律，毫无二致。我只要照抄最近一次采访文稿，改动一下被访者的长相、姓名、头衔、年龄及其随从的有关情况，就可肯定在这件事上不会有任何差错，否则《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很快就会毫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不过，有关情况，找布列斯托尔饭店和大陆酒家的看门人打听一下，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一面抽着雪茄，一面慢慢地走去。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在报馆稳拿五法郎的车马费。亲爱的，一个人如果讲求实际，就应这样去做。”
杜洛瓦问道：
“这么说来，当个外勤记者是油水很大的喽？”
圣波坦故作神秘地回答：
“是的，不过同写社会新闻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那里面有变相的广告收入。”
于是他们离开咖啡馆，沿着大街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圣波坦忽然向杜洛瓦说道：
“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有事，尽管去办。这件事，我一个人足可应付。”
杜洛瓦同他握握手，便离开了他。
一想到他晚上要写的那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心中就烦躁不已，只好现在就开始构思。于是一边走，一边把各种各样的见解、看法、结论和轶闻都汇集起来。不知不觉中，他已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那里没几个人散步。这些天天气太热，巴黎几乎已成为一座空城。
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附近，他找了家小酒馆填饱肚子，然后沿着环城大街，慢慢地徒步走回寓所。一进门，就赶紧坐在桌边，赶写那篇文章。
可是他目光一落到面前摊开的白纸上，刚才想好的那些东西，就都像是长了翅膀似的，转眼间便从他的脑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搜肠刮肚，试图把它们重新找回，即使是一鳞半爪，也要先写下来。然而这些东西像是在同他捉迷藏，他刚要抓住，立刻又溜掉了；要不然就蜂涌而至，使他应接不暇，使他不知从何入手，也就无法理出头绪，分别加以妆点。
经过如此一个多小时的苦斗，他倒是把那五张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不过全都是些有头无尾的孤立语句。面对这尴尬的局面，他不由得自我安慰道：
“看来我对这一行还不完全了解，必须再去请教一番。”
这样一来，他又想去同弗雷斯蒂埃夫人一起呆上一上午，两个人长时间地促膝而谈，气氛那样地柔和、亲切、热诚。一想到这里，他心中便激荡着一股热望，久久不能平静。于是赶紧上床就寝，他仿佛是已着手工作，一蹴而就了。
第二天，他比平时起得要晚，因为他不想让这会面的快乐来得太过匆忙，而先在那里领略了一番。
当他来到弗雷斯蒂埃家的时候，十点已经过了。他按响了门铃。
来开门的仆人对他说：
“先生正在工作。”
杜洛瓦没料到弗雷斯蒂埃现在会在家里，但他不想就此离开，说道：
“请告诉他我来了，我有急事。”
过了一会，他被带到曾和弗雷斯蒂埃夫人度过了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的书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