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汉族形成概况，掌握各民族的特色风俗概况和旅游特点。
【主要内容】
汉族概况
形成、发展、壮大
各民族的风俗概况和特点
饮食、婚俗、节日
第一节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汉族人口为115940万人，占总人口的91.59%。汉族是以古代的华夏族为核心，长时期内同周邻的许多民族混血而成，其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后逐渐发展到长江、珠江流域，东北平原和边疆各地。汉族因汉朝得名，语言属汉藏语系，汉语族。
汉族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明清时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汉族人民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统治，新中国建立后汉族与各兄弟民族一道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实现现代化和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给国内各民族以深刻的影响，推动各兄弟民族的发展，同时又吸收他们的优秀传统，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在近百年来的激烈革命斗争中，汉族人民是我国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力军，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发挥着主体民族的重要作用。
一、汉族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形成于秦汉时期，另一种认为形成于明清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本教程赞同第一种观点，即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当时的汉族为古代民族，已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诸方面的特征。
（一）先秦及秦朝时期
据古文献记载，夏、商以前，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部落，其中以活动在今陕西一带的黄帝和炎帝部落最强大，公元前27世纪，其他部落均为黄帝部落所统一，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中原周邻的广阔地区居住着戎、夷、蛮、狄等许许多多的大小部落，一直延续到周代。“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史料反映，这些部落到春秋之际，大都先后为华夏族同化，成为汉族先民。从先秦的历史、文学等着作来看，华夏族的共同语言已在形成之中，还存在着各种方言。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天的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山西南部，共同地域虽不很稳定，但已具雏形。为了保农业的收获，已有治水、灌溉等水利管理措施，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的经济联系。在社会生活中，夏有共同的神话传说，殷时信鬼，周代崇尚礼，还有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都反映在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已在慢慢形成。春秋战国时代是汉民族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萌芽的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雄，结束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王朝。为了彻底废除分封制，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6郡，郡之下设县，征服百越后增设4郡，全国40郡，划定了秦朝疆域：东到海，西达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抵河套、阴山、辽东，幅员包括长城以内广大地区，初步奠定了汉民族的共同地域。秦王朝疆域内还有其他民族居住，但由于有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无法分开，所以不影响汉民族共同地域的存在。
秦王朝建立以后修建从首都咸阳到全国郡县的驰道，使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在湘水、漓水之间开凿了长达60里的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的水上交通，对开发经济落后的岭南地区起了积极作用。人工开凿水道的目的，尽管纯粹是为解决征伐南越的秦军所需粮食、辎重的战争目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了消除诸侯割据的条件，秦始皇下令拆毁六国时代残留下来的城郭，这又加强了各地之间的往来，同时还将六国的富豪和强宗迁于咸阳、巴蜀和南阳等地，这样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客观上又加速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和同化的作用。加上度量衡和币制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了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出现。
从语言、文字来看，秦灭六国后，竭力改变战国时代留下来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制定了笔画比较简单划一的字体——秦篆，作为书写文字，之后又开始使用一种笔画更简单的隶书。秦对文字的统一，对促进各地汉民族方言向共同语言的转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在风俗习惯方面，秦统一后开始了从异到同的变化。
总的来看，秦王朝的建立，为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二）汉朝时期
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结束，汉高祖刘邦即帝位，西汉王朝建立。刘邦以秦为鉴，采取一系列有效政策，使人民休养生息，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以逐渐恢复和迅速发展。随着铁器生产工具和牛耕的普遍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西汉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展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到汉武帝时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加之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胜利，西汉帝国声威大震。
西汉王朝经过汉武帝半个世纪的努力经营，疆域有很大的扩展，初步奠定了我国现有疆域的基础。汉武帝开疆辟土，与他对匈奴、南越、西域、闽粤、西南夷等地区的军事和外交的胜利分不开，汉王朝疆域的扩大，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交往的频繁，使汉民族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迅速联系成为一个经济整体，这时期黄河流域各地区的农业、工商业、畜牧业、蚕桑业已出现区域性分工，并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都会，这些商业中心，除京城长安外，还有洛阳、邯郸、临淄、宛丘等，这些城市大都有驿道相通，各地商贾络绎往来其间，有“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的誉称。如长安，共12道城门，均有3个宽阔的门道，每个门道都可以并行4辆马车。城内除宫殿外，还有居民住宅和商业活动区，街道纵横，共有8街9陌。商业区则分为东西9市，6市在道东，3市在道西，市内既有店铺，也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反映出长安当时是一个商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工商业区。由于商业兴旺发达，城外还设有市场，如昆明池南的柳市，安门之南的会市等。西汉中期以后，还出现了通向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和通往海外的港口番禺（广州）。解放后在广州、贵县、长沙等地的汉墓中，经常发现的琉璃、玉坠、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就是对外贸易活跃景象的见证。从北方出土的东汉时期的铁制生产工具远比西汉时多来看，东汉王朝建立后，农业、手工业都比西汉有所提高，商业仍然发达。由此看来，汉王朝是一个已把彼此隔断的部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汉民族形成和发展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
汉民族的共同语言，经汉代四百余年得到进一步发展。从反映汉代广大人民社会生活的乐府诗看，当时各地的方言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共同语言的范围开始扩大。汉武帝是始创乐府的人，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搜集民间歌谣，当时搜集的地区相当广泛，有：吴、楚、汝、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雒阳、河南等地区。这些地区民歌夹杂着不少方言，但记录口语的书面语基本一致，所以民歌能相通、共赏。《史记》是汉代最优秀的散文史学着作，其刻画人物性格的对话很生动，与作者司马迁采用了植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语言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在汉代确已形成，绝不应以其中还混杂着一些方言或土语成分进行否定，方言的存在，正是许多民族混血、同化壮大的汉民族语言的特点之一，所谓方言，只不过是共同语言的地方变体而已，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是和共同语言一致的。方言的差别只有随着社会经济联系的不断发展和扩大，才会逐渐缩小乃至消失。再从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来看，秦代的隶书到汉代已普遍使用，解放后在东汉都城洛阳发现了数百座刑徒墓，共出土墓砖800余块，上面所刻死亡刑徒的姓名、郡县狱名、刑名、死亡日期等，全部都是用隶书书写。这些刑徒绝大部分是东汉统治者征调来从事劳役的农民，他们来自王朝的9个州、39个郡国、167个县的狱所，隶书对他们的记录说明已经通行全国，表现了汉民族语言的一致性。
汉武帝独尊儒术，作为汉民族共同心理的“祖宗崇拜与孝道”，西汉以来得到巩固和发展，主要反映在东汉时期族葬俗的普遍化。从解放后在陕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发现的东汉家族墓葬可以看出，这些墓地往往绵延数百年，经历几个朝代，墓中死者，常常是好几代人。这种族葬墓由于按宗法关系来安排墓穴，既包括一般平民，也包括大小贵族，宗教观念异常明显。此外，从汉代房屋、衣饰等方面也体现出汉民族心理一致的特点。解放后从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四川等地的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制住宅模型，其形式基本上是由门房、门楼、仓房、正房、厨房、厕所和猪圈等部分组成的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在某些地区一直延续到今天。此外，一些比较简单的三合式的房屋模型也相当划一。在衣饰方面，各地发现的反映各个阶层人物的陶俑，大都衣着一致，如四川等地东汉墓出土的农夫俑就是如此。以上说明，自秦汉起，汉民族已基本上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四个要素，成为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
（三）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是汉民族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显着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由于封建王朝先后实行了均田制和屯田制等积极措施，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加快了农业的发展。利用士兵或招募农民在边疆地区屯田的结果，将中原地区汉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牛犁耕作技术传给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推动了他们的社会发展。当时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了作坊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其中尤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最大。解放后，在隋唐时代的墓葬中发现的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就有瓷器、铜器、金银器、丝织品等。这些手工业制品，不但造型精美，而且富于民族特色。从某些产品如铜镜、纸、笔、砚等还可以窥见，当时的手工业产品已出现专门化和地方化。交通运输方面，由于以长安为中心而通往全国的驿道的修筑和贯通南北的运河的开凿，都大大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使唐代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长安成为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解放后对长安城遗址的探测和发掘中可以看到，唐代的长安城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布局严谨，其概貌为：城内分东西二市，每市均有许多街坊。在工业区内，有许许多多的店肆、行、货栈、酒馆、茶肆、车坊、脚店等，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景象。长安不仅国内闻名，在国际上也有名，印度、日本、朝鲜、波斯、阿拉伯、罗马等国的商人、僧侣、使者、留学生和学者都接踵而来，从而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除长安外，各个州治和大多数县治都设有商品交换的市，并规定有严格的市令：凡市，以日午击鼓而会，以日入前七刻击钲而散。全国性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或海外贸易城市，还有成都、广州、泉州、扬州等。
（四）宋、元、明清时期
到了宋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又比唐代有了很大发展，汉民族的共同经济联系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北宋时期的农业，由于弯犁、铁耙、铁铧等生产工具和龙骨翻车、高转筒车等灌溉和引水工具的广泛使用，耕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占城稻的普遍种植，都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南宋时，出现了明显的农产品的专门化和地方化，形成了谷物、甘蔗、茶叶、木棉、麻、葛、蚕桑等中心产地。如江南的占城稻；四川、广东、福建、浙江的茶叶和甘蔗；广东、福建的木棉；四川和江南东路的葛；四川、广东、浙江的蚕桑等等，都是当地驰名的农产品。这些产品在市场上交换，一定程度地削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手工业方面，宋代的冶铁、制瓷、造纸、丝织、造船等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某些产品的产地中外闻名，例，江西的景德镇、浙江的龙泉、福建的泉州、广东的石湾等，皆是当时享有盛名的陶瓷产区；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则是有名的造纸中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商业的发达。往来于上述各大城市的富商大贾异常活跃，产生了称为三帮的南商、北商和蜀商等大商人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