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以北京四合院最为典型，它符合我国古代家庭的形制需要和宗教、董府内宅伦理需求，最为突出的装饰艺术就是木雕、砖雕和石雕。木雕多在构架、门窗顶棚等部位，石雕在墙垛、门洞、门框、阶沿、明沟和柱基等部位，砖雕多在主入口处、门罩等部位。民居的雕刻看起来是艺术装饰，但它的深层蕴藏着功利和教育目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建筑图案的文化内涵，首先是讨吉利祥和，如鹿鹤同春、紫气东来、岁寒三友等，其次才讲究好看，讲求审美感觉。
明代以后的建筑，刻砖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在门楣、影壁上，山水、花鸟、人物故事屡见不鲜。砖雕有平雕、浮雕、透雕三种形式。董府建筑砖雕，主要是浮雕，且多属高浮雕。华丽的门楼是门第的标志，门楼上的大型砖雕和精美的图案，成为门第的重点装饰。
石雕，是董府建筑雕刻工艺的另一种形式。石门墩的大小、样式和雕刻图案，都显示着主人的地位和身份。
董府建筑整体装饰风格趋于平和素淡，但在朴素中又彰显出它“典丽”的特点。《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装饰”词条称，“明清严谨典丽”，董府建筑装饰艺术就体现着这种风格和特点，地域特色明显。
董府四合院建筑格局具有文化象征。董府的外围，原本有两层城墙，高大的城郭围着内城，内城围着四合院。外围的一层已不存在了，现在看到的是内城城堡，“宫院式”的四合院就在内城里。如果将董府的四合院与北京四合院相比，其建筑格局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从房屋的主次到“三宫六院”的结构安排、大门的方位等，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要求。
从民俗文化的意义上说，董府建筑及其艺术，是一个蕴藏着丰富民俗文化艺术的博物馆。这里的装饰图案——砖雕、石雕和木雕，精美绝伦，使游人如同走进年代久远的艺术殿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传统寓意，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些民俗文化符号，处处象征着主人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三、董府雕刻艺术的文化内涵
幸福是什么？《尚书》中有“五福”之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古人的眼里是这样认定人的“幸福”的。因此，人们把对自己“有福”的希望寄托在不同的文化载体里，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建筑文化艺术中的各类雕刻艺术，就是人们这种心灵的直接体现。董府建筑装饰艺术的这种表现形式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展现，成为董府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筑文化的意义上看董府的砖雕、石雕和木雕，它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体现。董府建筑，无论从整体布局上，还是建筑风格上都特别讲究，细微处的砖雕、大面积的木雕，与整个建筑和谐融合在一起。砖雕、木雕的雕刻内容，反映的是传统文化最精粹的部分，如龙凤、麒麟、龟等祥瑞神兽；牛、羊、马等家畜；竹、菊、梅等植物，都充满着和谐吉祥的寓意。
其次，是宗教文化的体现。道教文化，是董府建筑雕刻的突出内容之一。在后院主楼的墙群下，有两幅砖雕就集中展示了道教文化的内容。第一幅：在一张古典长条桌上，横放着一幅雕刻在画卷上的“太极图”，画卷的四角有类似于四只蝙蝠的抽象图案。桌子上有笔架和笔等，桌子的另一面有一张古典造型的椅子，桌子的另一头是雕有图案花纹的鼓形小圆凳。第二幅：在一个古典小圆桌上置有类似于花篮的造型，上面是一幅“太极图”，周围是花叶，两边是舞动着的飘带，雕刻特别细腻，构图非常平静。道教文化，是一种山林归隐文化，其在董府建筑物上得以非常直观地展示，应该说是暗含着主人的心态。经历了一生征战，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主人的心态已经很冷静。
体现宗教文化的砖雕，雕刻技法较特殊，在砖雕构图上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以古典家具为依托，在传统的基础上反映传统文化；二是雕刻技术的运用，在高浮雕的基础上作精雕细琢，无论构图还是雕刻工艺，都显得很清秀，在风格上接近于南方雕刻。难怪建筑专家说是南方工艺。
再次，多子多福的企盼。董府建筑的装饰艺术品里，从大门楼到院内的装饰图案，蝙蝠造型不少。这不但彰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是主人企福的象征。石榴、葫芦、葡萄等随处可见，这些题材是多子的象征，也是北京老四合院里常见的植物。
百年前修建的董府，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艺术精品。一处老宅子，就是一段历史文化的浓缩；一座相对完整的传统建筑物，就是当地建筑文化艺术的再现，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丰富和完善中国雕刻艺术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
第七节地名文化
地名是人们对特定方位、范围、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所给予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代号，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各地特定文化背景与自然人文景观的象征。
地名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它既是当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表征，也是一种具有本源意义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它记录着诸如民族兴替、文化变迁、经济生产、政治斗争、军事活动等纷繁的历史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地名是存在于现阶段的显示人地关系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源，是文化的传承，同时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迭，并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如宁朔县，既是表示安宁的朔方之地，也记载着这里厚重的历史，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一个区域的地名表面上看是五花八门、名目繁杂的，但地名的形成和沿革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国古代在地名命名与更名时已经形成一些原则，诸如相对稳定原则，反映地域特点原则，反映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原则，为人们乐于接受原则，同级同名排斥原则，便于听说记忆与健康原则，回避帝王名讳原则，等等。现代地名命名与更名在基本继承上述原则的同时，还强调了科学化原则，规范化原则，既符合时代方针政策原则，又符合主地名与派生地名相统一原则等。在这样一些约定俗成的与既定的命名原则之下，可以将青铜峡的地名划分出较为清晰可辨的地名类型，这些地名的文化景观特征也得以凸现出来。
青铜峡的军屯色彩地名昭示边疆开发史，由堡、寨、营、卫、所等的名称延续下来的不少，屯堡多以当时驻防军官得名，如邵刚、叶升、瞿靖、蒋鼎（解放前作蒋鼎，今作蒋顶）、林皋、陈俊等。境内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对垒交锋之地，中原王朝在此采用的是移民戍边、军屯军牧方式的开发，即筑起城堡、营寨乃至关隘，在守备一方土地的同时，还在周边开辟农田或牧场。因历史久远，在乡镇、行政村一级地名中还可见一斑，如地三、地十、二旗、补号、三塘墩等；明清时期的军屯军垦遗迹如今还可以从玉泉营、广武营、大坝营、甘城子营等的地名中折射出那段历史并显示兵营的方位。
青铜峡地区的自然要素类地名不少，又多见“滩、渠”字样，而以人工建筑物为名的人文要素类地名相对较多，其中犹以“坝、桥、闸”字样多见。究其原因，青铜峡地区人口集中分布于平原地带，地形平缓，渠是青铜峡地区农业经济生产的命脉，干支斗农四级渠道组成密如织网的排灌体系，渠道上所架的桥、修的坝、建的闸等，无不成为显着的地理标志，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名之源。湖滩湿地广布是自然绿洲的景观，灌溉渠道密集则为人工绿洲的风貌，“塞上江南”是青铜峡田园风景的写照，其地名与地物体现出的是人们对这片绿洲的开发史。
除自然要素类地名外，人文要素类地名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军事、政治等各项活动影响下产生的地名，有源于生产资料土地的；有源于灌渠名称的；有源于古代军事建制——堡、寨、营、卫与所等的；有以各种人工建筑物命名的地名，即称作某庄、某桥、某寨、某营、某庙、某园等的地名。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出现大量新地名。多有姓氏地名以及按行政区划单位的命名惯例得名并沿袭下来的地名等。
一、与黄河有关的地名
青铜峡、峡口、漕河滩、西滩、东滩、上滩、中滩、下滩、双滩、万粮滩、营门滩、新城滩、陈袁滩、柳条滩、陈滩、袁滩、唐滩、杨滩、刘滩、黄滩、王老滩、蒋滩、法马滩、蒲滩、峡门滩、双营滩、城门滩、张恩滩、沙坝湾、罗家河等。
二、与十大干渠有关的地名
大坝、小坝、五道渠、沙渠、汉渠、闫渠、郝渠、赵渠、高渠、曹湾、沙湾、陆湾、永涵、中沟、大沟、张岗、正闸、双闸、沈闸、巴闸、龙门、林皋桥、营桥、上桥、下桥、高桥、新桥、余桥、毛桥、雷桥、蒯桥、尚桥、韦桥、谭桥、任桥等。
三、自然要素——按地理位置、村寨命名
二旗、地三、地十、林东、蒋西、玉泉、玉南、蒋东、蒋南、玉西、玉东、三塘墩、旋风槽、滑石沟、三棵树、草台子、马站、时坊、张庄、哈村、席庙、盛庄、中庄、南庄、园艺、园林、补号、沙湖、刘庙、沙庙、广武、甘城子等。
四、人文要素——吉祥地名
宁朔、立新、沃沙、甘泉、友谊、友好、光明、东方红、星火、银光、银辉、渔粮、光辉、朝阳、新民、东升、利民、甘泉、红星、先锋、富裕、永丰、新林、新田、跃进、陈俊、瞿靖、叶升、邵刚、蒋顶等。
从上述地名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青铜峡地名中的汉族文化特征是根深蒂固的，但从地名源头上发掘，则具有多民族文化特征。
青铜峡地名是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形成、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是无形而有意的“活化石”，构成了青铜峡独具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景观。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的。青铜峡的文化与其地质、地貌以及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相关。青铜峡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青铜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