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与第7章将讨论两个学派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探讨在产生宏观经济波动时，非货币力量通过非货币途径所起的作用。根据过去所有的记载，如果这两个学派中有任何一个人相信“无论是货币扰动还是通过货币途径传递的实际扰动都不必对经济活动中的任何重要波动负责”，我都将感到十分惊奇。人们不需要相信所有失业率的扰动都无论如何是货币的，正如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几乎做到的那样，只需承认某些失业率的扰动是货币的。人们也不必“归属于”或致力于这些学派中的任何一个学派，就仿佛这个学派是真理的唯一来源似的。
我认为，近年来促进非货币研究的动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因为非货币经济避免了货币理论中的谜题，所以人们有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去使用近年发展出的新方法、新概念，以探索在非货币经济中所能产生的扰动程度；另一方面，在分析随机过程中取得的进展也极大地鼓舞了趋向于古典主义（classically）的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历程的影响下，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在解释过去的衰退与繁荣时，基础的货币解释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充分或难以置信的，这一点尤其能够促进其他学派的发展。
在本章我所要讨论的理论，被其创始者称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并且有时“这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犹如所有好的非货币理论所表现的一样。能够区别这些模型的特征是其古典主义风格。古典主义方法并不是新兴古典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该思想中“新兴”的部分是指将局部的或是非全局的信息植入一个含有理性期望的一般宏微观（micro-macro）模型中。“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无须包含以上全部特征。它们是典型的（至少从一个正式的观点来看）古典模型，只含有一个参与人的经济体，像《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中通常所描述的那样，该模型没有新兴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通常所遇到的那种问题，它不必去推断经济中未被观测到的部分数据。
植根于这一新型模型的理论也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的，原因在于：就像马歇尔（Marshall）与其他学者在古典方面的最新研究那样，这些模型融入了选择理论（choice-theoretic）中对于劳动力供给与消费决策的设定（也包含劳动力市场出清的设定，劳动力市场出清的设定也许是所有古典模型的基本设定）。为了进一步进行区分，这些模型中的大多数可以被称为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的。这里增加的“新一代”（neo）表明模型中含有在新古典理论后期模型中出现的随机成分。
几乎所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旗下的模型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霍尔（Hall）在1980年的研究，巴罗（Barro）在1981年的研究，芬·基德兰德（Finn Kydland）与爱德华·普利斯科特（Edward Presscot）在1982年的研究，约翰·隆（John Long）与查尔斯·普罗瑟（Charles Plosser）在1983年的研究，罗伯特·金（Robert King）与塞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1986年以来的研究，直到格林伍德（Greenwood）、赫尔克孜（Hercowitz）与霍夫曼（Huffman）1988年的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我正在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主要贡献（像往常一样，我所引用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文献是所谓的前身，它们唯一的缺陷是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这里有一点困难，除非致力于划分宏观经济学的学者确定自己能够汇集所有的主要观点，否则我对推动该研究的想法无须与任何专家相一致。然而，我将延续自己对这一新研究的暂时性观点，并继续给出我自己试探性的评价。
因为在理论中，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并且所有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我在预期的意义上使用“均衡”这个术语），所以此类研究的“策略”是：根据新古典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移动与（新古典劳动力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均衡点沿着供给曲线的运动，来解释就业的波动。
贯穿于这一类模型的基本线索是：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这里的假定与希克斯（Hicks）1946年的著作《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中后半部分阐述的相同1。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是当期实际工资的增函数，也是未来工资。更精确地说，是未来工资的期望值的减函数；它还被假定为期望的实际利率的增函数，这意味着该“价格”的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超过了与之符号相反的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无论如何，我相信这里提到的每一个模型都取决于当期实际工资效应（current real-wage effect）与当期实际利率效应（current real-interest effect）中的一个或全部。
对于我来说，主要对以下三个结论感兴趣。
（1）一个作用于资本边际效率（尤其是影响资本品服务的单位租金的当前值或未来预期值的）的正向冲击，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都会驱使实际利率上升，并随之激励资本管理者以资本折旧加快为代价，来加速机器运转、获得更多的当期租金。作为结果，资本品服务（机器的每分钟转数）会大量增加，并随之提高劳动力项目的边际生产力。该边际生产力的提高驱使劳动力供给量增大（参见保罗·陶博曼与莫里斯·威尔金森在1970年的研究）。
格林伍德、赫尔克孜与霍夫曼（Greenwood，Hercowitz and Huffman，1988）严谨地提出了一种变形，在该变形中，边际效率冲击会减少生产新资本品所花费的成本。这种变形的好处是，它可以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大幅收入效应。这种效应，就其自身而言，也有利于降低劳动力供给，并且由于消费也因这种效应而增加，所以收入效应的结果（单独）反映在投资的挤出上，模型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含义是旨在解释繁荣与衰退，这是典型的投资导向型的。
（2）一个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暂时性正向冲击，其作用方式无论是通过未来租金预期的突然上涨，还是由于公共支出或私人花费在消费品行业（consumer-goods industry）产出上的支出增加而导致对资本品产出的挤出，都能使实际利率在短期与长期中暂时上升。在实证的意义上，对实际利率的扰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所以劳动力供给也因此增加。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观点，是通过巴罗（Barro，1981）关于政府购买效应的文章。但是，复兴希克斯主义（Hicksian）对于实际利率的重视，则应该追溯到1969年卢卡斯-拉宾（Lucas-Rapping）的研究。该研究使用了一个两时期模型—家庭在第一个时期提供劳动力并进行储蓄，旨在说明该模型能够产生人们所希望得到的实际利率效应与实际工资效应。讽刺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像期望中的那样，因为提出“如果由通货膨胀产生的货币扰动未被预期到，那么它就能够提高预期的实际利率”的观点而引人注目；但是，对于将这一效应归因于各种实际扰动的模型而言，这篇文章确实开创了先河。
（3）能够提高劳动力实际需求价格的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暂时性正向生产力冲击，也对劳动力供给具有替代效应：如果冲击的持续的时间足够短，那么替代效应就会超过符号相反的收入效应。单独而言，这种效应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大幅上升，并且就业量也会因此而短暂上升。正如古老的经济学忠告所言：“莫失良机，趁热打铁”。
理论的上述含义不仅是基德兰德与普利斯科特、隆（Long）与普罗瑟（Plosser）的研究主题，并且这种含义也是古典理论中的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检验所关注的地方。
我们要继续考虑其他种类的冲击，并要试图确定这种古典理论所得结论的含义。例如，我们很清楚的是，一个对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的负面冲击，就像来自地震或战争的冲击，能够产生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无论是在一个封闭经济，或是在一个大多数资本由国内拥有的经济中，该财富效应还能够降低对闲暇和消费品的需求，由此导致就业扩张2。我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与常规不同的文 章中指出，一个开放市场中的购买，如果采取资本税（capital levy）的形式[正如梅茨勒（Metzler）在几年前论证的那样]，不仅会导致储蓄的供应量增加（正如梅茨勒指出的），还能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增加（当然，古典的、单个参与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蕴含的李嘉图等价理论排除了这个“如果”）。但是，我们仍有许多命题需要考虑。
即使它们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例子，在应用中还没用起到促进作用，我仍然认为这些模型组成了宏观经济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进展，并且如果人们最终认为这些模型中的一部分，至少在理解某些历史事件与宏观时间序列的统计性质上具有很重要的实证意义，我也不会觉得惊奇（在我的词典中，如果一个因素解释了某件事情的15%以上，那就可以认为它是解释该事件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认为这些模型已经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异议，并且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异议已经得到回应，但并不是所有回应都是令人满意的。
（1）将经济繁荣与高水平的期望实际利率相联系，以及将经济衰退与低实际利率相联系，似乎是违反了从极端观测值中获得的证据。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并不具备低实际（区别于名义利率）利率的特征（作为一个负“边际效率”冲击的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的前半叶，战时的繁荣也并未伴随着高实际利率；这一观点与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个研究（Penati，1984）背道而驰。最近，在20世纪80年代，除美国之外，在欧洲与大多数国家中出现的严重衰退并未伴随低实际利率的现象；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萧条（the second world depression）”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实际利率。
如果在实际利率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猜想这种正相关关系应来源于在月度或季度数据中最为清晰可见的高频率关系。鉴于上文描述的历史记录，我很难相信在每五年或每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中都会显现出这样一种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