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果我们的假设是为了论证已经有一次萧条或在未来某时将会有一次萧条是由负边际效率冲击所引起的，那么跨期替代模型不仅能解释降低实际利率如何能够对闲暇的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效应，而且出于相同原因，跨期替代模型也能够预测降低实际利率对消费需求的正向影响效应：预计储蓄供给与工作努力会一同下降。这一观测结果首先由巴罗与金（Barro and King，1984）提出，他们清晰地追随着卢卡斯与拉宾的足迹：因为实际利率的降低使得储蓄变得不再那么富有吸引力，并且由于储蓄是工作的动机之一，所以工作的激励也随之降低。事实上，我们似乎并没有在典型衰退中发现储蓄倾向的这种下降。的确，凯恩斯主义曾经宣称：衰退通常是人们更加节俭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格林伍德、赫尔克孜与霍夫曼的贡献将实际利率冲击假设从这些批评声中解救了出来。他们的论证取决于实际利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资本使用的速度快慢起作用，而并不是通过劳动力供给。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石，有人质疑这种途径是否过于单薄。我相信，人们的普遍共识是：资本服务的产出弹性大约仅为1/4，而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弹性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际利率下降导致资本服务下降4%，虽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但仅仅会导致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价格下降1%。这种变化过于微小，以至于似乎不能解释持续时间久且变化幅度大的衰退（记住在任何情况下，观点1都依然成立：从统计上讲，在历史记录的大多数或所有主要的繁荣与衰退中，实际利率似乎都不会像假设中设定的那样运动）。
（3）似乎古典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支持者也不能回避如何解释实际劳动力需求价格的一个适度变动如何引起一个大幅度、也许不成比例、每次至少持续数周或数月之久的就业变动，这里的劳动力需求价格是指雇主愿意对一单位特定的劳动服务所支付的实际工资。在新古典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观点中，闲暇的跨期替代弹性是非常高的，通常大于1，所以很小的冲击就能够导致工作时间的较大变动；但是，工作的负效用（disutility）加速了衰退的到来，并且闲暇的效用抵消了人们做事情的努力，以至于劳动力供给对实际工资的长期弹性远小于其短期弹性。霍尔（Hall，1988）对该观点做了一个出色的总结，并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证据。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大多数情况甚至全部情况下，即使是最深的衰退（伴随着街头犯罪、未成年人违法以及其他社会的压力指标的出现），减少的就业量也被正确地视为是主要的或完全的自愿的，减少的就业量也的确是对实际劳动力需求价格下降的最好反映。计量经济学分析无法驳倒数据的新古典主义解释，这就很可能使得在区分古典模型与非古典模型时出现困难。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一些学者们已经开始研究实际工资的保险模型，这个事实暗示着，与跨期替代模型相比，他们在实际工资中也能察觉到更强的刚性。不幸的是，这些模型也有一个缺点：它们把被解雇的员工描述成幸运儿，并且非常不同的是，在新一代新古典的精神中，模型是从劳动合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提取出来的。
（4）批评者嘲笑这个观点—就业的波动可以用劳动力边际实物生产力的同步波动来解释（当然，这是从计划表的意义上来说的）。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有时存在负向的技术进步？一个不完全的解答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原因，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可能会经历一个绝对的下降（不仅仅是相对趋势上的下降）：如果人们突然能够预见租金未来有下降趋势，并且资本不能自由地从资本品生产部门转移至消费品部门，那么我推测在新古典单个参与人的经济中会随之出现实际利率下降，并因此导致消费跳跃式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比之前更为缓慢的消费增长）。如果总就业量保持不变，资本品部门的就业会下降，所以资本品产出的实际价格也随之下降；但是，这种雇用劳动力的重新分配意味着两个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的实际价值都会出现下降，并且对于我们的新古典经济来说，在保持总就业量不变的前提下，不可能通过在一个顽固的计划中将劳动力从一个部 门移动到另一个部门就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而同时还要耗尽额外的消费品产出，直到资本存量下降到足够低，以至于允许重获的投资更接近正常水平为止。综上所述，与这个参考环境（reference scenario）相比，在两部门中都会出现总就业量下降与劳动力投入减少。
（5）在全要素生产力存在上升趋势的事实下，从劳动力实际需求价格绝对下降的假设中也会引申出更加微妙的问题。因此，尽管（在某种标准化的就业水平下）劳动力需求价格下降了比如说4个百分点，但它将在几年之内恢复到原先水平。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解释下列现象：如果在随后的年份中，实际需求价格已经超过了其衰退前水平，而在一个八年的周期内就业量还下降了6个百分点或更多？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罗彻斯特（Rochester）的观点，这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希望。他们将总量函数假定为F（K，AL）的形式，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A是随时间积累的技术进步指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技术水平。如果A出现一个不能预见的突然上升，人们就会对他们的新生产力感觉不佳，并会相应地更加努力去工作（并且会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储蓄）；当A突然下降时，反之亦然。该模型的一个良好特征在于：它无须假设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永久的。
如果人们期望A沿某些路径上升，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也就是一个生产力暂停（productivity pause），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生产力暂停会推迟技术进步积累A的整个的未来预期路径，现在我们将考察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模型将如何反应。在坏运气的期间，A的未来路径看起来总是一样的，所以就业水平没有理由相对其初始水平（“生产力暂停”开始时的就业水平）上下波动。但是，在这一暂停期间，有先见之明的人通常会进行更多的储蓄（相对于他们平常的储蓄而言），并因此会积累比之前所希望的更多的财富（关于A）。在生产力暂停期间，财富K超越A的趋势将会使人们工作更少（储蓄更少），并且相比于暂停的初始阶段，就业量也会更少（储蓄更少）。因而，在生产力暂停期间，就业量出现绝对减少，而不是相对增大（正如罗彻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存在一个这样的效用函数：当A如预期中的一样以不变的增长率增长，就业将会保持不变）。
当问及我的经济学前辈—那些65～85岁的经济学家，是什么使他们选择了经济学作为终其一生的事业时，大多数人会回答道：大萧条曾让他们大吃一惊，当他们还是少年、大学生或青年经济学者的时候，大萧条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而与我同龄的一代人，也就是被称为“中间的一代”（between generation）并没有被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吸引，但是我们确实希望能够理解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剧变与经济问题：世界大战、恶性通货膨胀、法西斯主义、失业、经济欠发达。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对社会学与哲学感到着迷，但是又发现经济学似乎是研究社会本身及其问题的更好途径。
所以，遇到新古典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某种震撼（因为一些先驱者或多或少与我是同一代人，就更是如此了）。如同人们研究亚原子粒子时的精神一样，人们在相同的精神下研究就业的波动。对于对统计学感兴趣，而对经济学或哲学无感觉的人来说，该研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确实是一个应用理论（早已存在的理论），它由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完成，而不是关于市场、厂商、契约等的社会关系的新理论。结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用经典询问（enquiry）语言来描述的，并没有使用术语“失业”。研究事业显然是想要排除掉人们对波动感兴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探索非自愿失业的波动机制。由于没有参考实际生活情节与描述它们的特定词语（例如萧条与衰退），与实质利益之间的分离似乎被强化了；仅有方差与协方差而已。
然而，古典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当然不是与经济理论家的兴趣无关。在他们的事业背后，我估计，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动机：说明经济能够贯穿在“世界是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的这个公理之中。所以不止我们中最优秀的那些人致力于不畏逆境（odds-defying）的实验，旁观的学者也十分着迷；并且我必须承认，困扰我自己的问题是，还有多长时间人们才能广泛地判定帕累托最优不再适用。
关键术语
Key Words
classically古典主义
micro-macro宏微观
Robinson Crusoe鲁宾逊漂流记
choice-theoretic选择理论
substitution effect替代效应
income effect收入效应
current real-wage effect当期实际工资效应
current real-interest effect当期实际利率效应
consumer-goods industry消费品行业
capital stock资本存量
wealth effect财富效应
capital levy资本税
the second world depression第二次世界大萧条
rationalization理性化
disutility负效用
reference scenario参考环境
productivity pause生产力暂停
between generation中间的一代
hyperinflation恶性通货膨胀
sociology社会学
philosophy哲学
subatomic particle亚原子粒子
enquiry询价
Pareto-optimal帕累托最优
注释
Notes
1.人们也可能提到由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y，1928）所提出的关于无限生命周期的单个参与人的工作与储蓄的数学理论。
2.我还想要提到，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冼·胡恩（Hian Hoon）提出的一国和两国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也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