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稳定与经常项目之间的关系。1985-1997年间我国的价格水平与经常项目差额呈现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38002，属于低度负相关，也就是说，价格水平高的年份，经常项目出现逆差或顺差额较少，如1988、1989和1993年，价格水平是历年来最高的三年，经常项目也就出现了三年的逆差（1994年尽管价格水平达到历年最高水平，但因为当年汇制改革及人民币汇率的大幅下降，经常项目出现较大顺差属例外情况）；而价格水平低的年份，经常项目则出现顺差或顺差额扩大，如1990、1991、1997年，价格水平是历年来最低的年份，特别是1997年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因而经常项目也表现为巨大的顺差。
价格稳定与资本项目之间的关系。1985-1997年间我国的价格水平与资本项目差额呈现略微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65070，属于低度正相关。与经济增长和资本项目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一致，除1992年外，随着经济增长加快，价格水平不断攀升，资本项目顺差额迅速扩大，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价格水平走低，资本项目顺差额不断缩少，当然资本项目顺差也是价格水平攀升的原因之一。
b.1998－2005年段
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间的关系。1998-200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国际收支总额、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之间都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882080、0.795245和0.772955，达到或接近于高度正相关，即经济增长率高的年份，国际收支顺差额较大，经济增长率低的年份，国际收支顺差额缩小。在大多少年度中，随着我国经济增加速度的加快，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越来越明显，但2001年和2004年却表现异常，2001年的GDP增长率为7.5％，低于2000年的8.0％，但资本项目的顺差额却高达347.75亿美元，远大于2000年的19.22亿美元的资本项目顺差，这与美国经济不景气和流动性过剩有关：2001年，为了刺激受9·11事件和NASDAQ泡沫破灭影响的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1％低利率政策，也正是在2001年，中国资本项目开始从逆差变成顺差并持续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是从2001年开始的，2004年达到高峰，虽然2004年与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9.5％，但赌人民币升值的大量热钱的流入使得2004年的资本项目顺差额大大超过1000亿美元。
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1998-2005年间，我国的价格水平与国际收支总额、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之间都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94176，0.537755，0.900876，属于中度或高度正相关，即价格水平较高的年份，国际收支双顺差额较大，价格水平较低或通货紧缩的年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额较小甚至出现逆差，尤其是价格水平与资本项目差额间的正相关程度更加突出。
（3）结论与启示
在1985－1997年段，我国基本上属于“供给约束型”发展中国家。此阶段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初级阶段，国内市场供给紧缺、需求旺盛，经济增长主要靠旺盛的内需推动，而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也就是说，相对于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的反作用而言，内部均衡状况对外部均衡状况的决定作用程度更强一些（即使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一般也符合这种规律）。正如实证分析结果所示，1985-1997年段，我国的内外均衡关系大体上符合“供给约束型”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即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常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常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经济增长与资本项目之间存在正相关，即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资本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价格水平与经常项目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即价格水平较低，经常项目会出现顺差，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逆差；与一般规律不同的是，价格水平与资本项目之间却表现为正相关性，这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化建设才刚刚起步，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以及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所致。
在1998－2005年段，我国更接近于“需求约束型”和“外向程度较高”的发中国家。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后我国宏观经济趋于下滑，生产能力过剩，而需求严重不足，同时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使我国的外向程度进一步加深。于是，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寄希望于外需，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此时呼声更高，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此阶段我国的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的反作用程度相对更强。也正如实证分析结果所示，1998-2005年段，我国的内外均衡关系基本上符合“需求约束型”和“外向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价格水平与国际收支之间存在明显的高度正相关，即国际收支双顺差，经济增长加快，价格水平上升；国际收支逆差，经济增长放缓，价格水平降低。当然这一状况与我国的金融市场化建设和汇率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不无关系。
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到“需求约束型”经济，从内部均衡对外部均衡的决定性作用占据主要矛盾，到外部均衡对内部均衡的反作用增强，客观上至少是短期内要求外贸出口应有更大幅度的增加，实现贸易顺差，让凯恩斯乘数效应发挥作用。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对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的过度依赖，引发并扩大了社会和经济的严重的内外失衡，这种状况完全有悖于新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此我们在当前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需要对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进行回顾与反思，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定位和构建。
4.2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绩效实证分析——对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反思
根据西方国际金融学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协调内外均衡矛盾的两条渠道：一是宏观政策的协调，二是合意的贸易战略的选择。而我国的这两条渠道可以说都不十分畅通：第一，我国比较注重短期需求调整政策的运用，但在具体运用需求调整政策时，也存在自身缺陷。首先，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只能注重支出增减型政策的运用，而无法通过支出转换型政策即通过汇率的变化与之相配合来到达更好的协调效果；其次，在支出增减政策的运用中，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无法达到完美的配合。由于资本项目没有放开，我国资本流动对利率变化的弹性就很小，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倡导的在实现内外部均衡过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理论，所以我国的外部均衡还不能像蒙代尔所说的主要依赖货币政策去实现，只能依靠适当的财政政策、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比较严格的控制资本流动等政策手段来实现。第二，我国长期供给政策的力度和作用十分有限，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大要害。如果一个国家的供给方面长期存在生产效率低、成本高、产品质量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重视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的运用，单凭需求调整政策，根本无法实行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第三，我国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与当前的国际环境、国内状况以及宏观政策调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外贸发展战略是一国或地区在开放经济下政策调控的前提基础或指导方向，在不同的外贸发展战略框架下，政府会选择不同的政策搭配，由此也会产生不同的协调效果，所以，选择合意的外贸发展战略对于协调内外均衡矛盾是非常重要的。
长期以来，我国比较侧重于宏观政策尤其是短期需求调整政策的运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少，但对于协调内外均衡的另外一条渠道，即合意的外贸发展战略的选择重视还不够。本章节试图在内外均衡框架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强力推进的出口导向战略进行重新思考，企望能对于我国新型外贸发展战略体系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启示。
本章节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回顾出口导向型战略在我国强力推进的原因和过程；其次，实证分析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三，在肯定出口导向战略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加强调指出出口导向战略的负面作用——引发并扩大了社会和经济的内外失衡。
4.2.1我国“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的强力推进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中，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基本上是一种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战略，用国际上关于外贸发展战略分类的标准来看，是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战略”。我们并不是根据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来安排生产和进出口，而是把自力更生强调到了极点，把由国家实行统制的对外贸易放在一种辅助的从属地位。为此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渠道单一、范围窄小、速度缓慢、商品种类和规模都很小，进出口贸易额每年仅几十亿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过150亿美元左右，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没有超过10％，进出口产业（产品）结构变化也十分迟缓。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贸易体制的改革而不断地调整、变革，其总的趋势是从极端的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当然这一系列的转变离不开我国特殊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以及西方比较优势学说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的诱导，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我国当时所面临外部环境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制度变迁和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从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再到同年4月的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及1979年11月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这些都意味着西方市场的大门终于向中国大开了，而这些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正是我国出口导向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冷战的对峙局面，也使“中国牌”有了谋求更多利益的价值和机遇，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货运中心、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香港，成为我国外向经济的强有力的发动机，意识形态冲突的淡化为出口促进战略的推行创造了积极的内部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