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资源环境日益恶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人均资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包括铁矿砂、氧化铝在内的40多种大宗矿产基本上都处于紧缺状态。铁矿砂、氧化铝进口依赖度高达45%，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约占国内消费总量的40%，石油资源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和不稳定要因。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把一些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实际上，这些转移出来的产业往往是资源和能耗较多、污染较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而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和外商投资的产业大都是这些发达国家自己不生产的产品和国内禁止发展的产业（这也是我国对外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和外资引进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这种低层次、粗放型的出口产业快速发展，虽然使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眼前的利益，但却导致环境资源状况日益恶化，加剧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
③ 国民福利的巨大流失
出口导向战略让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又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诸如美国国债等外国资产；与此同时，中国又鼓励引入FDI（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本质上FDI给中国造成的负资本权益就通过中国持有美国国库券的债权增加而抵消，也就是说，流入中国的FDI是由中国储蓄通过迂回的方式提供融资的，外资企业代替中资企业利用了中国储蓄并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这等于我们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储蓄缺口，用我们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在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余永定2006）。而中国对美国进行补贴的同时，国内的社会保障等体系却未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保、医疗、养老体系基本处于缺失状态。
④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28年来，在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都在扩大， 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发展水平较低。统计显示：1978－2005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2.5%提高到64.3%，上升了11.8个百分点，而中西部等其他地区GDP所占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向东部倾斜的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八五”时期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57.5%，中部、西部地区则分别只有27.6%、14.9%；“九五”时期，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上升到58.4%，而中部、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到27.7%、13.9%。2000-2005年西部大开发六年GDP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0.6％，其中“十五”期间西部GDP年均增长1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0％和6.8％，但与东部地区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2004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达到69.6％，而西部地区仅占16.9％，远低于东部地区；2005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64.0％，西部地区为18.3％，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东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仍有很大差距。2004年全国人均GDP为10561元，东部地区为19351元，西部地区仅为7728元，西部地区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9.3％；2005年全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13493元、23042元、9536元，西部地区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1.4％，虽然东西部差距略有缩小，但人均生产总值的差距依然存在。30区域经济二元性趋势的加剧，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外贸出口的鼓励和出口导向模式的推进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⑤ 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在出口导向战略的主导下，国内的资源被大量投入到与出口加工相关的产业上面，在资源尤其是资金是有限的情况下，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和部门的投资，从而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比较高，而服务业的比重相应较低，特别是医疗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农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通过这种不均衡的投资，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出口加工业生产体系，但对于增加国内需求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而且在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剧烈变化之后，其调整难度很大，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从而加大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风险。另外，外资的大量进入也使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更加严重，据统计，对外开放以后我国引进的外资有将近70%投在了制造业方面。虽然我国在对外资引进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和各种优惠措施加以引导，但由于不正确的政绩导向，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引进外资的冲动，因而投资方向比较混乱，常常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相背离，妨碍我国经济体系完整、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构筑协调的产业体系、经济体系形成巨大冲击。
⑥ 短期出现结构性局部“过热”，长期“通缩”压力更大
出口导向战略下出现的非均衡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了外部失衡，外汇储备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外部失衡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内部失衡，外部经济对内部经济的冲击，其传导的机制是：在出口导向战略的主导下，依赖低劳动成本和资源消耗的大量出口，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同时造成了本币升值的压力，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要保持出口的旺盛，则要求稳定本币不升值，这样一来，央行入市干预，动用大量的高能货币去收购外币，造成货币供应大量增加，尽管我国宏观调控部门不断采取对冲等操作手段冲销货币供应过多的压力，但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货币扩张收不住，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 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形成由投资需求所引起的结构性的局部“过热”。
但从中长期看，出口导向战略下，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通缩压力。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过度依靠外需必然会导致国内需求积弱不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虽然在短期内会形成局部性经济过热，但这种局部性的“通胀”能否从根本上改变“通缩”的局面看来并不乐观。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仍然处于低工资——低消费——低技术低效率——低回报模式当中，想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缺乏更有效手段的情况下，必然会陷入高投资——高增长——低回报——更高投资——更高增长的模式当中，结果导致上游局部产品的供不应求，下游产品的生产过剩、库存增加，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会出现一些财富效应，消费会继续下降，从而是投资需求更弱，整个经济体可能要面临更大的通缩的危险。31
4.3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对我国传统外贸发展战略的含义
上一章我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到“需求约束型”经济，从内部均衡对外部均衡的决定性作用占据主要矛盾，到外部均衡对内部均衡的反作用增强，客观上至少是短期内要求外贸出口应有更大幅度的增加，实现贸易顺差，让凯恩斯乘数效应发挥作用，但事实上正如本章分析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出口的增加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和有限的，仅仅为经济增长提高了“燃料”而不是“引擎”。扩大出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单纯地扩大外贸顺差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而且过度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结果是社会和经济的严重内外失衡：从外部经济运行来看，经济发展的外向度过高，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外汇储备的持有成本提高；从内部经济运行来看，“比较优势陷阱”风险加大，资源环境日益恶化，国民福利大量流失，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期出现结构性局部“过热”，长期“通缩”压力不减等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过分或简单地依靠外需而忽视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为此，消除内外均衡矛盾，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除了靠宏观经济政策去协调之外，消除顺差情结、转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是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转变出口导向战略，首先要转变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想，明确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其次，转变依靠外需的出口导向战略，转向以内需为主来拉动经济，这也是当前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但扩大内需并不等于回到封闭经济，扩大内需与扩大出口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我国的国内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外产品，同时也需要我们更多地出口自己的产品，扩大内需之举由此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当宏观经济从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意味着再靠简单的劳动力投入来发展经济就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含量，不断开发新产品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高质量和差异性需求，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所在。这就对外贸发展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不能再以数量型扩张为目标，不能再简单地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推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应以质量型增长为目标，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断转变比较优势，推动技术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在适度增加出口规模、改善出口结构的同时，还要相应地增加有效进口，扩大对高新技术、战略资源及先进的生产设备的进口规模，真正做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内外部两套资源，从而使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