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革命军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一开始派出曾在上海政法大学就读、北伐战争时做过旌德县县长的谭梓生担任县长。但是，县政府的其他人员都是原来的，只是在旧县公署的衙门前挂起了新牌子，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陈浩将部队全部集中在县城，不去做群众工作。他们不通过打土豪解决给养，而是向商会派款，随意损害商人，甚至损害一般群众的利益。
宛希先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这里的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办法。毛泽东在回信中说：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他指示立即撤销县长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府。毛泽东还说，靠商会派款也是不对的，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等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以及军队各连党代表开会，宣读毛泽东的来信，重新讨论茶陵政权问题。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便由各方推出代表，组成县工农兵政府。经过协商，各个组织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又经过选举，由谭震林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是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当时任县总工会主席。
11月28日，召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谭震林在大会上讲话，公布了由3名工、农、兵代表签署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布告》，号召全县人民恢复农会、工会，举行暴动，打倒土豪劣绅。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
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组织了宣传队，士兵分头下乡，县委几个人也下乡去做宣传发动工作，组织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县城周围各个乡都建立了革命组织。茶陵各地迅速掀起了建立红色政权的热潮。
到11月下旬，正当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分兵开展群众工作的时候，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经过激战后，工农革命军退出茶陵县城，撤往茶陵湖口。团长陈浩产生动摇，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打算将部队带往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此时，毛泽东脚疾稍有好转，获知湘军反扑茶陵后，也率部奔赴湖口。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人的活动。当晚，毛泽东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扣押陈浩等人。
12月29日，毛泽东将部队全部带回宁冈砻市。在砻市河滩的沙坪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徐庶、韩昌剑、黄子吉4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
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攻打茶陵县城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自己革命不行，还要发动起群众一道闹革命。我们每一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会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接着，毛泽东向部队提出了“三大任务”，即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其影响巨大而深远。
在讲到怎样打仗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毛泽东概括起来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2.遂川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攻打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扩大政治影响，也为了解决部队冬衣问题，毛泽东和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张子清率第一营和三营的一个连，从砻市出发，经茅坪、茨坪、下庄、黄坳，进攻遂川。在大坑，击溃遂川恶霸肖家璧的靖卫团。次日，兵临遂川城下。遂川驻军仅一个工兵连和民团武装，他们闻知肖家璧惨败大坑后，也望风而逃，弃城而去。工农革命军轻取遂川城。
毛泽东在县城天主教堂召开原遂川县委负责人和党员大会，帮助重建遂川的党组织，并要求县委着手筹建县工农兵政府。随后，工农革命军除一部分留驻外，其余分兵3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
10日，毛泽东来到草林。三营九连党代表罗荣桓汇报了草林被土豪劣绅破坏、残害的情况，毛泽东当即指示：“拔掉这个钉子！”部队于是行动，没收土豪劣绅的商铺，查封了烟馆、妓院，保护中小商人，恢复草林圩场，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1月中旬，毛泽东在县城五华书院主持召开遂川、万安两县的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部署了工作，并首次提出“敌去我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二字诀”。到这年5月初，毛泽东在总结五斗江战斗的经验时，又正式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经过半个多月的充分准备，1月24日，亦即大年初二，在县城李家坪召开万人大会。会议主席台两侧，悬挂着一副经毛泽东挑选、修改的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看今朝，我斩杀土劣，怕就怕，刀上加刀。”大会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推选王次淳为工农兵政府主席，宣读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此前，毛泽东指示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等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一个施政大纲。大纲起草后，毛泽东认真、细致地进行了修改。大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4个方面，有23条。毛泽东修改时，都是用群众语言写的，通俗易懂。例如，原稿中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毛泽东改成讨老婆不要钱；反对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等等。这个临时政纲，是当时边界各县政权主张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后来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蓝本。
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指着王次淳对大家说，这位就是你们的县长，叫王次淳，西庄人。前几天还在挑大粪，现在要当县长了。但是，革命单靠一个县长不行，还要大家团结奋斗。一根稻草，一拉就断，把稻草拧成一股绳，就不容易断了。
大会从上午十点一直开到下午两点。气氛异常热烈，百姓欢欣鼓舞。
25日，毛泽东在李家坪召开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这是有针对性的。当时，部队攻克遂川县城后，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并分兵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毛泽东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遂提出了“六项注意”，即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六项注意”，合上早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提出的三项纪律，构成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8年4月3日，工农革命军抵达湖南桂东沙田时，毛泽东根据数月来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对表述进行调整后，首次完整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红四军进军赣南时候，将其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宁冈工农兵政府的成立万安起义以及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大为震惊。1928年2月上旬，正当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际，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兵力攻占宁冈东部的新城，即宁冈的县城，从而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进剿”。
毛泽东闻讯，立即指示宁冈、永新等地暴动队、赤卫队日夜袭击、骚扰敌人，使敌军疲惫不堪。同时，他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撤离遂川，于2月4日悄悄返回茅坪，与刚从袁文才、王佐部改编而来的第二团会合，集中兵力迎敌。
2月17日，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围三阙一，开门打狗”的战术，决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天下午，前委又在茅坪的阎仙殿召开战斗动员大会。当夜，部队分两路从茅坪奔袭新城，大陇、茅坪等地的群众武装也随同前往，按预定计划埋伏在新城外，分兵控制住东、南、北三门。战斗首先在南门打响，接着火烧东门。经过数小时激战，1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
这次战斗，俘敌300多人，缴枪几百支，击毙敌营长王国祯，活捉县长张开阳，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新城大捷后，工农革命军迅速回师茅坪。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甚至乱杀俘虏的现象。
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对战士进行教育，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政策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赣军第九师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工农革命军的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之后，国民党军的李文彬也曾效仿这一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
攻克县城后，前委即着手筹建宁冈工农兵政府。毛泽东提议，新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设在砻市，首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由活捉张开阳的贫苦农民、古城大江边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此建议得到大家赞同。
2月21日，在宁冈砻市沙洲召开工农革命军和宁冈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推选文根宗任主席。同时，扩大中共宁冈支部为宁冈县委，龙超清为县委书记；成立宁冈县赤卫大队，石敬庭为大队长。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将文根宗请到主席台前，介绍说，这就是文根宗同志。就是他，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张开阳，立了头一功。从今天起，他就要担任宁冈县的工农兵政府主席、新县长，大家要拥戴他、支持他，把宁冈的工作做得更好！
大会最后公审并处决了原县长张开阳。会后，宁冈县各区、乡工农兵政府纷纷成立。
从1927年10月迄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恢复和重建了边界各县的党组织；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相次建立各县工农兵政府；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也逐步建立起来；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等等。这些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见规模，湘赣边界的“红色割据”之势初显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