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文艺工作者创作和表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和剧目，在国内外赢得声誉。在音乐舞蹈方面：1950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各族代表的献礼。献礼后，毛泽东等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新疆文工团着名舞蹈家康巴尔汗·艾买提表演了《盘子舞》《打鼓舞》，受到好评。1952年12月，中央文化部、中国文联举办“1949-1952年全国群众歌曲”评奖，维吾尔歌曲《歌唱毛泽东》（作者：阿不里克木）获一等奖。这是新疆歌曲首次在全国获奖。维吾尔族音乐家玉山江·加米作曲的歌曲《解放了的时代》，采用的是伊犁民歌的风格，旋律流畅，激情洋溢，抒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在农村广为传唱。当时只有17岁的维吾尔族青年演员帕夏·依夏1955年在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演唱《解放了的时代》，获得银奖，向世界展现了新疆当代音乐的独有风采。
维吾尔舞蹈家阿吉·热合曼编导的独舞《种瓜舞》，在1956年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银奖，同时获银奖的还有《盘子舞》。
《边疆战士大合唱》（作词马寒冰，作曲刘炽）是1953年诞生的反映新疆现实的音乐作品，内容是颂扬驻疆人民解放军白手起家，开发边疆的大生产运动。音乐优美动听、特色鲜明，其中的《新疆好》流传全国，久唱不衰。
后来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随人民解放军进疆，曾担任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科长，他创作了《萨拉姆毛主席》《社会主义光芒照在我老汉的心坎上》《亚克西》等100多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在整个新疆乃至全国广为传唱。
1951年8月7日，维吾尔木卡姆整理工作组正式成立，并开始对乐曲录音、记谱，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
在文学方面：1952年，王玉胡的短篇小说《阿合买提和帕格牙》在《新疆日报》副刊发表后，《新观察》即予转载，它是新疆汉文小说获得全国影响的第一篇作品。随后三联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受到广泛好评。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哈森与加米拉》，更被誉为“新疆的《白毛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的经典作品之一。闻捷1950年2月随人民解放军二军进疆，初任新华社新疆分社采访部主任，后于1952年出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1955年调离新疆，1956年出版诗集《天山牧歌》，收录30多首抒情诗和一首叙事诗，这是一部描写新疆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和劳动生活的诗集，在全国诗坛引起轰动，一举成名。闻捷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新边塞诗的基础，具有开创的意义。
1954年，维吾尔作家祖农·哈迪尔发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短篇小说《锻炼》，这篇小说构思新颖，他并未直接写农业合作化，而写一个无业游民如何由懒汉转变为“新农民”。后被译成汉文，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之一的老舍在《天山文采》一文中评论说：“他的塑造人物的本领和幽默的笔调都是难能可贵的。他的《锻炼》我已读过两遍，还愿再读几遍。”赛福鼎·艾则孜的短篇小说《吐尔迪阿洪的喜悦》，描写土地改革给贫苦的维吾尔族农民带来喜悦和幸福，老舍给予“惜墨如金而能情文并茂”的赞誉。维吾尔年轻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这时期写了许多诗篇，1955年他在《心里话》中写道：“我是维吾尔族的儿子/我热爱我的民族，胜于爱我自己/然而，与维吾尔这个民族成分相比/更使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站在我们的党和阶级的队列里/就是这支无坚不摧的大军/战胜过一切顽敌/我们还要胜利地挺进，斩关夺隘/用如椽的彩笔/把民族团结的新生活描绘得更加壮丽！”
1951年8月，《新疆文艺》维吾尔文、汉文版分别创刊，本年底，《新疆文艺》汉文版因开展“三反”运动停刊。1956年汉文文学刊物《天山》正式创刊（1962年更名为《新疆文学》）。
戏剧方面：二十二兵团文工团演出多幕话剧《思想问题》，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材，在起义部队演出得到较好效果。新疆军区文工团连续推出反映工人生活的《红旗歌》、反映革命老干部生活的《同甘共苦》；六军十六师宣传队演出了刘肖无的《伊吾四十天》，讴歌伊吾保卫战指战员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南疆军区文工团创作演出了《天亮前后》。南疆文工团演出孜牙·赛买提的新作《压迫者的末日》，参加减租反霸宣传活动；阿克苏文工团演出了艾力·艾则孜的五幕话剧《血的浪涛》，歌颂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莎车县文工团演出《劳动的生活》，反映了翻身农民的新生活、新气象。1956年3月1日，自治区歌舞话剧团参加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话剧观摩演出，演出剧目为三幕喜剧《喜事》，该剧的主要创作人员有：作者祖农·哈迪尔、导演李纯信、舞美设计梅风禹。经过评选，该剧荣获导演一等奖、舞美设计二等奖、剧本创作三等奖，并有5位演员获表演二、…三等奖。
1954年10月28日，省文化局、文联共同举办了新疆首届美术展览，展出了各民族美术工作者的300多幅作品，有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有35幅作品获奖，12幅作品选送全国美展。
这期间，新疆积极开展了国内外文艺交流。1956年2月，以新疆军区文工团为主组成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赴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访问演出，首次向世界展现新疆歌舞的风姿。同年9月，以新疆歌舞团为主，由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汉等民族演员参加，组成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访苏文化代表团，赴苏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进行访问演出，共演出19场，观众达2.1万人次。
这期间，新疆非常重视对艺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1951年，西北艺术学院特为新疆设置民族艺术系，由着名舞蹈家康巴尔汗担任系主任，首批招收学员90名，学习时间3年。1954年8月，第一批7个民族的26名毕业生返回新疆，分配到新疆各级艺术表演团体。从1954年12月1日开始，省文化处连续举办3期音乐训练班，每期4个月，由音乐家万桐书、常尊九、王秉琏等执教。经过1年多的努力，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等民族的150名音乐工作者接受了专业训练，教学内容从提高识谱能力开始，重点学习了现代音乐的基本知识。更有意义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自治区文化厅有计划地逐年选送少数民族优秀艺术人才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高等学府深造。1955年，兵团京剧院从内地引进了一批全国着名京剧流派的演员，包括梅派旦角、荀派旦角、裘派花脸、马派老生、谭派老生等，使兵团京剧院成为西北地区一支京剧劲旅。
（二）1957-1965年，新疆文学艺术曲折发展时期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使不少作家、诗人、艺术家受到错误处理，如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铁依甫江，1957年任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秘书长，1958年受到错误处理，被下放劳动，直到1962年才获得平反任专业作家；西部歌王王洛宾在1959年被以“反革命罪”关进监狱，一关就是16年。知识分子头上高悬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严重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
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1959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级党委发出紧急指示：《放出最新最美的文艺卫星》，提出一年内完成电影剧本180部，各类文艺作品1.5万篇，要放100个卫星，群艺创作要达到3000万-3500万件等。“浮夸风”“吹牛风”甚嚣尘上。1959年，中央又提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接着是1960-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虽然制定“文艺八条”，但只是昙花一现。
1963年、1964年又有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指责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这种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下，作家、艺术家们如何能进行独立思考的创作？所以，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内容空洞，题材单一，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严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并不多。
当然，这一时期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一些成绩。1957年1月1日，新疆第一座现代化的剧场——人民剧场竣工，并举行落成典礼。1957年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1958年创办新疆艺术学校（中专），培养艺术人才，康巴尔汗任校长（1987年升格为新疆艺术学院）。1959年自治区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成立了戏剧、音乐、美术、舞蹈4个协会，1960年和1961年又成立了摄影和电影协会。1959年，乌鲁木齐电影制片厂成立；自治区图书馆落成启用；自治区展览馆建成。由阿吉·热合曼编导的舞蹈《葡萄架下》《摘葡萄》在1959年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金奖。1960年，《新疆兄弟民族小说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老舍撰文称赞“这样一本小说选的出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前例的。”《十二木卡姆乐谱》两卷本，于1960年11月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出版。
这期间不放弃独立思考和艺术追求，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也大有人在。例如，铁依甫江就创作了抨击“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的政治讽刺诗《“基本”的控诉》《报告迷之死》等，邓普的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吴连增的表现普通人真实感情的短篇小说《司机的妻子》，还有深受全国观众欢迎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等。但是这些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判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
（三）“文化大革命”对新疆文学艺术的摧残
文艺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新疆大批所谓“文艺黑线”，1966年6月15日，《新疆日报》发表经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的署名“文先锋”的文章，公布了作协新疆分会副秘书长、新疆文学副主编王谷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这篇文章中，把《新疆文学》打成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把《远方星火》（作者刘肖无）、《晚秋春花》、《热衣木坎儿匠》（作者王玉胡）、《迎春曲》（王谷林修改定稿）、《司机的妻子》、《关于塑造普通人的几点质疑》、《玛纳斯》、《阿凡提的故事》、《十二木卡姆》、《火焰山的怒吼》等打成“毒草”。甚至连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也遭到诬陷。文章虽然没有公开点刘肖无的名，但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接着自治区文联的“革命造反派”就大揪文联“三家村”“四家店”，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刘肖无在劫难逃，被诬陷在自治区推行“文艺黑线”，组成“反党黑帮”。自治区文联“反党黑帮”的成员有：作协新疆分会副主席、《新疆文学》主编王玉胡，王谷林，作协新疆分会副秘书长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艾里耶夫。8月8日，《新疆日报》发表了署名“文先锋”的文章《大家起来同刘肖无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作坚决斗争》，并公布了自治区党委把刘肖无定为“三反分子”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刘肖无等人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作家、艺术家以及业余作者被打成“吹鼓手”“黑作家”“黑爪牙”；许多作品被打成“黑诗”“黑文”“黑画”“黑舞”“黑剧”，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全区文艺界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
广大干部和群众虽然十分不满，大多数人是敢怒不敢言，但也有敢言的，1975年发生在新疆的“穆万秋事件”就是一个例证。穆万秋是阿克苏军分区后勤部军需科副科长，由于他对当时文艺界的萧条景象有意见，在5月间给文化部长于会咏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4个问题：（1）文艺革命取得的成绩；（2）电影艺术中存在的问题；（3）样板戏存在的问题；（4）一点希望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