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根据《半月谈》杂志报道，中央国有企业负责人披露了2010年央企实现利润总额的分配情况：2010年实现总利润为11315亿元，其中上缴所得税2825亿元；归少数股东的利润为2869亿元；企业法定留存约25%，即2800多亿元（本人计算），主要用于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等留存收益，用在企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扩大生产经营等；最后剩下的25%才是母公司可以支配的利润，大约为2800亿元。
按照以上逻辑推算，剩下的2800亿元应该就是国有股东（政府是所有者的代理人）依法取得的收益。按照该负责人披露，这些钱主要用于四个方面：一是扩大再生产（与前述留存收益有重复），二是弥补国有资本金投入不足，三是解决企业历史负担，四是用于科技创新的投入。一言以蔽之，这些钱用在了企业改革发展上。
真是“不看《半月谈》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央企是这样“分红”的。
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假设：甲、乙、丙三个股东投资建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股东甲投入50万元，占50%股份；股东乙投入30万元，占30%的股份；股东丙投入20万元，占20%的股份。年终决算：该企业缴完各种税收后的利润为10万元，按照同股同权之原则，股东甲、乙、丙应分利润分别为5万元，3万元和2万元。而此时股东乙和丙分走利润5万元，股东甲则把应分的五万元再投入到企业中。
如此循环下去，股东甲为什么还要办企业呢？还有什么动力办好该企业呢？当然，这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一个假设。而央企的分配模式却给我们提供了实例。如果在该企业中，股东乙和丙只分红，不投入，而股东甲却把利润再投入到企业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等。试问，有这样傻的股东吗？当然，如果投入后使企业股份有所变动是另一回事，但文章没有说明。
通过以上简明扼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央企利润的分配中，少数股东分得的2869亿元无疑是真金白银，因为这些利润完全可以落实到自然人身上。而这些自然人不仅对本人持有的部分有剩余索取权，到手后可以直接消费，而且对利润的使用方式和用途是有话语权的。至于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实际就是代理人）取得的国有资本收益的使用则是一笔糊涂账。如果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等行为，首先是对国有股东的不公，违背了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其次是造成了国家办国有企业的目的含糊不清。其结果是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得到了名（做大做强）和利（普遍高薪），而“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代表的所有者（实际股东）却得不到任何好处。
正是如此的国企改革和“分红”之现状，才让民众对“国进民退”的质疑与声讨不绝于耳。对于国家政策到底是支持“国进民退”，还是支持“国退民进”，作为一种民间议论，我认为都无可厚非和指责，也许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就同一个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在所难免。但我们一些官员的解释则难以做到以理服人。
在2010年政协会议期间，一位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提问的“国进民退”现象时说：“2009年工业增加值：私企增长18.7%，国企只增长6.9%；总资产：私企增长20.1%，国企只增长0.8%；从业人数：私企增长5.3%，国企只增长0.8%；主业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下降了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国企下降4.5%”。由此该发言人认为这些“可靠的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之说。
以上旁征博引言之确凿，但无论国资委，还是央企，除了拿日进斗金的“盈利能力”来说事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有说服力的东西。但这种回答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连什么叫“国进民退”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如此搞下去，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如何能准确定位呢？但其回答却雄辩地证明：不仅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而且民营企业解决就业的人数比国有企业还多，对国家的贡献比国有企业大。因此，现在是国家尽快厘清“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与思路的时候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至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因监管不力所导致的腐败等问题，媒体已经报道太多，但这属于国企改革衍生出来的具体问题。以我的研究和观察，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关于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问题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厘清公益性国有企业、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分类，不能把三类企业混为一谈，论证其所谓的进退问题。公益性国有企业和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有相同或相近之处，而与竞争性国有企业有较大差别。甚至可以说，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于竞争性领域。从长计议，一定要明确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更好地研究进退问题。
对于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必须明确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经营模式。至于是否允许向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开放，一定要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和工作部署。不能笼统地提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向外资和民营企业开放。现在对这两类企业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没有认真地做好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试点，也就谈不上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更有序地进入。另一方面，在理论问题尚未厘清的情况下，过早地引入了外资企业的进入，而且造成了国有资产向外资企业的大量流出和利益输送，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与此同时，部分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财大气粗的中央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纵横驰骋，大举进入，利用其资金、资源、土地和政府背景等优势，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暂时的盈利假象为以后的退出埋下了重重隐患，也造成了只要“国进民退”就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错误判断。而真正的“国退民进”并没有真正开始，只不过我们的政策过早地向“外资”和外企投其所好，而对民资和民企一直在排斥而已。这种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怪；在今日延绵不绝，改起来很难。但这却是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关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为什么经济学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问题争论不休？我认为，除去分类管理的思路不清外，就是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国有企业要在资源垄断、国家安全、军队国防领域和保障人民生活必需的水、电、气供应，环境保护，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益性行业深耕细作，在这些行业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实际上这类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意义上的企业，也可以说是准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和很多企业，该类企业需要财政拨款补助。即使民营企业进入，也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的约束，如准入标准、承包指标、业绩指标或由国有企业持有黄金股，具有一票否决制权等相关管理措施和手段。总之，该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第一位的，而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既然如此，在这类企业实行所谓的管理层高薪分配制度等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后遗症很严重。
其次，对于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企业的改革，不仅社会责任是第一位的，而且要求企业具有弘扬正气，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理念和引导法治精神的观念。甚至要给持有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创造优先发表的机会和条件，促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对于一些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较差的作品应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
第三，关于目前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的问题要慎重对待。主要包括改革后的企业性质、出资人、业务范围、事业单位职工身份转换等问题。其中，事业单位职工的身份转换是核心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原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尚未理顺，又要把现有的一部分事业单位转为企业。这种“渐进改革”的思路和模式没错，但人员还是彻底解决为好。即由财政出钱一次“赎买”，不留后遗症。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改革举措在改革开放初期因缺乏财力不好解决，现在则不然。
3.关于国有企业的出资人问题
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国有企业发展趋势来看，“大国资”统一监管都是必然趋势。这里讲的“大国资”，主要是针对出资人。
首先，从国家和全民的角度考虑，国有企业应该只有一个出资人。即不管是公益、自然垄断，还是竞争性国有企业；不管是生产经营企业，还是商业贸易流通企业；不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其他服务企业，还是银行、证券类企业；不管是文化传媒、网络媒体企业，还是教育和医疗卫生企业。只要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出资人都只能是一家，即各级“国资委”。
其次，在重视资金、土地、矿产资源等有形资产的基础上，还必须重视国有企业的无形资产。如电视频道、广播频道、报刊杂志刊号和出版、传媒业的市场准入，甚至限制其他主体进入的行政保护等手段，都属于国有企业的无形资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任何企图分散出资人的想法和思路都是错误的。
再次，要正确处理好出资人和监管的关系。不应把解决“产权”问题与“安全管理”划等号，如山西省在解决煤矿生产乱象时，错误地认为国有企业取代民营企业就可以解决矿难问题，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荒诞之举。众所周知，矿难频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规形同虚设，有法不依，失职违规，监管不力和官商勾结造成了政府失灵。但总结经验教训时，却把板子打在了市场的屁股上。短短一两年，山西煤炭的产供销又被行政全程管制，一夜回到20年前。这种所谓的政府创新之举其实后患无穷。
4.关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分类监管问题。如果说“国资委”是“管人、管事、管经营”，那么在“大国资”统一出资的前提下，政府的行政监管主要是行业的分类监督。如除现有的证监会、银监会外，还应根据国有企业在行业的分布情况和行业性质成立文监会等相应的政府监管组织。
5.关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问题
前述四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如何做正确的事，而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则是如何正确做事。如果对这两方面改革思路不清，存在糊涂认识，很容易陷入所谓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表象之争，或者说就“伪问题”争论不休，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五、民营企业改革的问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实际上危机并不严重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与政策的调控。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胜于凯恩斯理论的“创新”式宏观调控占据上风。许多经济政策如商品房“限购”、产品“限价”和行政“约谈”等权力干预行为大行其道，成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一道靓丽风景。
为此，一部分经济学家大声呼吁政府应从宏观政策和行政干预转向改革开放。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未穷尽，关键是僵化的体制使我们陷入了两难困境。只有坚持改革开放，重回改革开放之路，开放垄断和被管制的行业，开放市场，才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才会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对此说法，我非常赞同。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一词在目前中国的语境里已不再具有实际的推动意义和普遍的指导意义。许多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逻辑的政策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实施的；许多不公平的政策是打着与国际接轨幌子公开操作的。而在总结经验时往往把其归为“改革开放”的成绩。
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要重弹“改革开放”的老调，而是要从现实出发，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确实实解决宏观经济管理中管制过多的问题。重点要在“放开”上做文章。中国的民营企业，既没有国企先天的垄断地位，也没有外资的资本和政策优势，所以，对民营企业来说，放开比开放更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牵住改革的牛鼻子，重新焕发经济活力。试看以下现象：
2008年以来，政府发票子太多，市场上流动性泛滥。负利率日趋严重。而央行调控却慎用“加息”，多用“提准”，目的是不给银行贷款较多的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增加负担。由此可见，权力对“利率”的管制近于苛刻。收紧流动性对垄断国企几无影响，但进一步挤压了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空间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利率放开公平竞争则近乎天方夜谭。
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但据民政部披露即将实行的登记新政中，工商经济类行业协会登记准入却排除在外。目前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大量中、小工商企业的生存压力大，竞争环境堪忧，而专门为工商经济类服务的行业协会的登记却要受到不应有的限制。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出台与“改革开放”无关，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愿意彻底放开，做到各种社会组织管理一视同仁。如果不这样做，“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不就是空谈吗？
还有对行业协会办专业刊物实行的所谓的“批准制”，也与当前推进的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极不协调。一方面要求行业协会自强、自立和自我发展；一方面对行业协会办刊绝无放开之意。这种既不明确审批标准和条件，又不放开登记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管制“寻租”，给权力滥用留下了相当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就业困难，消费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上学难、入托难、看病难、养老难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我认为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下大力气研究解决具体的“放开”政策，不能因为不公平的“管制”而限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可见，民营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政策问题，是政策如何做到一视同仁的问题。
首先，“放开”比开放更重要。在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中，对外企和外资的进入在很多领域已经开放，对民营企业却未放开。如对民营企业在银行业的准入方面限制颇多，以致造成了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和地下金融泛滥的混乱局面；民营企业在垄断行业的试点很少等。
其次，对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未能一视同仁。近两年的税收政策有所改观是一大进步。但在很多竞争性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条件仍然多如牛毛。
在政策放开的前提下，民营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问题才是自身的改革问题。民营企业的出资人和“产权约束”机制不言自明，甚至研究和探讨亦有些多余。但有以下问题是长期需要研究的。
（1）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
（2）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问题；
（3）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和向股份制企业转化的问题。如著名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原本属于私人企业，通过几代人的传承，原来的最初所有人及其后代已经模糊，“私人企业”的概念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这是一个民营企业“乌鸡变凤凰”的长期嬗变过程。而中国现有的民营企业只是刚刚孵出的小鸡，正处于一个产权确立的初期和需要呵护的过程之中，距离“凤凰涅槃”时刻还很遥远，奢谈“浴火重生”更是为时过早。
综上所述，“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并以各种手段和形式出现，但问题本身没有结论。犹如目前热议的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和硬着陆之争一样。有人说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有人说中国经济软着陆不可能。而这种本无标准的“软硬”之争都属于表面现象，实际上也是一个“伪问题”。
我们要做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
专栏11：放开比开放更重要
在2012年的世界500强中，上榜的69家大陆公司，64家是国企，只有沙钢、华为、吉利等5家民企。民营企业相比2011年虽有增加，但是总体而言，仍然是央企“一统天下”，占据着绝对优势。在随后出笼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企亦仍然成为主角。
在中国，不仅是民企弱、国企强，而且有趣的是，最富有的企业，竟然大都集中在北京。在上榜的60多家企业中，竟然有40多家的总部在北京。北京不仅是政治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财富集中在北京，表明中国离市场经济仍然很远，权力对资源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市场还没有成为完全主体。这是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必须进一步进行改革的原因。
而在发达国家，则是民营企业唱主角。中国经济不强，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民营经济未能彻底壮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占全国企业法人的90%以上，民营经济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5%以上，民间投资已经占全国投资的60%以上，民营经济所创造的税收已经占全国税收的60%以上。而只有5家企业入选财富500强，比例明显偏低。同时，在中国企业500强中，300多家国企的财富总量，竟然相当于全国财富的三分之二。国有企业财富的集中程度，令人震撼。国有企业的过于膨胀，对于广大民营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
细数垄断国企巨头对于民营企业的危害，更是表现在多个方面。
近年来出现的“国进民退”的争议，某种意义上显示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身份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凭借国有身份，就可以兼并收购比它效率高的民营企业，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这种情况，在钢铁行业就曾出现过，甚至位居民营企业龙头的沙钢都得小心翼翼。从资源的利用与占有上看，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缺少资金，无法贷款，一边是获得国家资金扶持的央企，钱多无处花，纷纷进入地产行业，成为各地的地王。在政策方面，反垄断法虽然出台，但既不触及行政垄断也就不触及垄断国有企业巨头，反而只要是民营企业稍微做大一点，就可能被“修理”。
所以，中国未来更重要的，不是争得更多的世界500强，而是在国家内部，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
不少学者呼吁，应该给民营企业松绑。而我一直坚持认为，放开比开放更为重要。“放开”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打破垄断，准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以及开放民间金融，给予民营企业更多支持，在竞争领域，约束国企的扩张等。
在很多领域，竞争力的缺乏，恰恰是因为不够开放。当下，中国在世界上最富有竞争力的产业，莫过于家电企业，美的、海尔、TCI、格兰仕等均进入全球家电企业前十名。而家电行业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在于行业开放早，经过90年代的激烈竞争，整个行业在竞争中逐步壮大，涌现出一批企业巨头。
在钢铁领域，当年的宝钢风光无限的时候，米塔尔还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在中国钢铁行业致力于壮大国企，抑制民企的时候，米塔尔正在全国攻城略地。9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期，正是米塔尔成长为世界性巨头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中国非常有潜力的日照钢铁，却被比它效率更低的国企给兼并了。
放开之利，管制之弊，由此可见。
当下中国的产业经济重新滑向管制经济，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曾经开放的领域，重新关闭。国企和民企同台竞争半开放行业变为国企独大。在完全竞争领域，以前以民营企业为竞争主体的格局发生改变，很多国企纷纷涌入，开始与民争利。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基本上有节制地部分退出了竞争性领域，至少在很多行业，都能够看到民营企业的影子。经过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奇特的“半开放行业”，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台出现。虽然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领域难以造成实质性的竞争，但是，至少还可以有生存空间。
半开放行业最典型的，是在航空领域。当年，奥凯、东星等民营航空公司强势崛起，甚至一度让人产生了未来航空“分众”的幻觉。众所周知，分众传媒虽是民营，但是在移动媒体行业，由于各个国营移动传媒公司的互相不买账，反致使分众传媒可以做大。当年的东星，也被寄予了成为民营航空巨无霸的厚望。
在石油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强势的民营企业，如龚家龙的长联，当年曾经盛极一时。在钢铁行业，日照钢铁悄然成长为河北钢铁第一巨头。而在南方的连云港，沙钢则崛起为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翘楚，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与国有巨头比较，亦在前十之列。
但是，最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在以前退出的领域，又逐步加强了控制，曾经开放的空间，日益封闭。在通信领域，小灵通固然是合约到期，但是，行业竞争由4家恢复到3家，则是不争的事实。在航空领域，东星航空先是被国航收购不成，后来兰世立又在争议中被捕入狱，东星就此停航。在钢铁领域，效率远低于日钢的山钢，反兼并了日钢，河北众多的民营钢铁，稍俱规模的几乎被荡平。而在石油产业，随着龚家龙的入狱，其当年倡导的与中石油和中石化抗衡的“第三势力”再也无人敢提，挑战垄断企业的结果，让人顾虑重重。民营石油企业曾多次联名上书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要求允许民营石油企业在原油进口、上游勘探与开采等领域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这些领域，都被“三桶油”控制着，一直没有开放的迹象。2012年以来，由于油价高涨，而石油企业又不能直接去国外拿货，上千家石油企业由此倒闭。
在此情况下，民营企业能够进入的空间，越来越狭窄。钢铁、石油、航空等行业，民营企业被迫退出。而在煤炭行业，当年煤炭价格最低的时候，浙江商人应邀去山西投资。等煤炭升值之后，煤炭行业被大规模兼并重组，处于身份劣势的民营企业，首当其冲。
在新36条中，铁路一度成为民营企业可以进入的新行业。2007年，大陆第一条民资参建的铁路——浙江衢常铁路正式通车。但是，在全国100多家合资铁路公司中，国有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民营资本所占比重非常小，基本是陪太子读书。
在以前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竞争性行业，垄断巨头也伸手过来。近年来众多央企突破其主业，全面进军众多行业。如在商品房领域，就有许多央企成为各地的地王。而在风电行业，国家组织的几次招标中，民营企业全部败北，最后全部是国有企业中标。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曾经说过，目前中国的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的比重不超过20%。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在进入领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严重不对等。
未来，要扩展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不仅需要开放更多行业，而且更需要对于一些竞争性行业，限制国有企业进入。如在地产行业，央企搞地产的合理性就被广泛质疑。在未来，应该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非战略性、安全性领域，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彻底退出，将机会留给完全竞争的民营企业。
放开的要义，不仅在于行业的放开，亦在于地位的对等，商业环境的公平。在第八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与央视主持人对话。当时，央视主持人要求他起来说话，他不起来，还风趣地说，你是央视的，代表的是国有企业，穿高跟鞋。我穿平底鞋，代表的是民营企业，这样说话不公平，所以要坐着。民营企业，应该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
但是，现实中，国有企业穿高跟鞋、民营企业穿平底鞋的不公平竞争，几乎随处可见。最典型的表现，除了在竞争中存在不公平外，更有在起点和出身上的巨大差别。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难以获得来自政府和银行的支持。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达到50%以上，但是，民营经济获得的贷款，占比却不到5%，大量的银行贷款流进了国有企业。
在2008年至今的经济危机中，很多行业的国有企业亏损，而民营企业则相对运营良好。但是，最后政府和银行出手相帮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只能自生自灭，甚至被挤压。如在航空领域，国航在2009年巨亏，而同时的奥凯、东星，只是微亏或稍有赢利。但是，当年国航却被注入巨资，东星则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无法获得政府和银行支持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但是，地下金融在中国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很容易出问题。由于金融的垄断，地下金融模式，挑战了国有银行的威权，往往容易受到打压。吴英案发之后，有关方面不顾各个方面的呼吁，坚持判死刑，非要将其置于死地，就是怕各地有样学样，打破国有银行的控制。
在地下金融模式被堵死之后，“尤努斯模式”曾经一度被寄予厚望。在浙江，也诞生了一家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的银行，即浙江台州的泰隆商业银行。这家银行可以说是在浙江应时而生。在泰隆商业银行成立的28年中，其95%以上的贷款，都是用于中小企业融资，8万家客户，遍布浙江各地的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泰隆商业银行扮演了及时雨的角色，滋润了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成长。
但是，由于政策所限，泰隆商业银行只能进行审慎的扩张，目前，仅在杭州、金华、丽水、上海等长三角部分区域开设有分支机构，暂时还未能走向全国。同时，在目前中国的金融管制之下，也难以有更多的民营银行存在。泰隆诞生在浙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浙江相对而言，对于经济管制比较宽容，如果泰隆在其他省市，能否出生、成长，都未可知。
相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国有企业则出手阔绰，几乎从不缺钱。中石化上千万的天价灯，曾引起了举国哗然。而100多家央企中，竟然有78家从事地产，在很多地产企业资金短缺的时候，央企却频频成为地王，甚至在2010年的3月15日，央企中信和远洋竟然分别成为单项和总价的双料地王。很多央企喊苦叫穷，国家大量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都落入其腰包。在此情况下，挟巨资与民营企业竞争，穿高跟鞋与穿平底鞋的在起跑线上就不公平。
而高跟鞋与平底鞋的状况不改变，“新36条”，将会依然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