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导演对电影的热爱都源于小时候对电影的痴迷，你小时候对电影的感觉是什么？
六十年代电影少，所有电影都看过几遍或十几遍。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夏天，在空场上两根栽在地里的木电线杆子拉住一块银幕，天黑以后，没有搭上胶片的放映机投出一束强光，以对准画面在银幕上的位置。这时，在一片喧闹中，你可以看到在光束中有一些飞上落下的小物体，在银幕上，则会出现许多鞋、帽子和手做出的动物剪影。
小孩子们不一定专注于电影，我们只是觉得很好玩。
冬天就进礼堂看电影了。礼堂里是带靠背的长条木椅，小孩都爱坐前几排，一个大人的位置有时可以坐三四个小孩。没有一丁点儿现代电影院的视听效果，但我们很高兴。
小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可能仅仅是“好玩”，看不太懂什么故事、什么意义。那些童年时代的影像记忆最后留在脑海里的可能就是一个画面，一句对白，或者一首歌曲了。如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观看电影的？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在我的童年电影记忆里是一堆画面、一堆对白、还有一些歌曲。
我来解释一下为何如此，我小时生活在一个军队大院，除了定期放电影之外，由于有一个大礼堂（相当于剧院和电影院），所以同一个电影经常会放很多场，因为有好多外单位的人来包场。当时是“文革”后期，一个样板戏就会放很多天，而且每天要放两三场。那时候，大礼堂就是我们的游乐场，遇到有些有趣的情节或者台词，上边放电影，观众席上许多人就跟着学。像《杜鹃山》、《磐石湾》等样板戏我们都能全场背下来。看烦了，孩子们就在礼堂里玩捉迷藏，惹得大人们很烦，经常被管礼堂的战士给轰出去。有一次我玩累了，就在最后一排睡着了，直到半夜才醒来。礼堂里十分黑暗，但我还是摸到电灯开关，再打开大门跑了出来。毕竟，我对那里面太熟了。再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大礼堂内就会放一些老电影或“内部电影”，此时我们正是十几岁的少年，总会想尽各种办法，比如画假票、跳厕所窗户、集体冲击正门等等。总之，我们想尽各种方法要进去。
还有，我住的大院，正好处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中间，所以，这两处的电影我们也会经常去看的。
到这里，你一定明白了，我的头脑中为何是一堆一堆的画面和对白了吧。
请谈一谈你小时候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
《列宁在十月》。
你曾作为画家和观念艺术家，能否谈谈之前的一些创作情况。
我从四、五岁就喜欢画画，纯中国式的，临摹、写生那种，小学到中学一直在学习绘画。八十年代后现代艺术冲击中国，现代艺术中的颠覆性和解构意味很快就吸引了我，在九一年初到巴黎后，我自然就选择了用“行为”来表达“观念”。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种理想主义情结很容易转化为对现实的反抗，反抗政治现实同时也反抗艺术现实，我选择用“解构”和“并置”的方式反抗。这是一种带嘲讽性质的，指向东方同时也指向西方。不过在反抗的同时，我也在寻求一种中国人、西方人以及东、西方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方式。我在巴黎、纽约的那些年主要是在思考、观看和做行为艺术，前卫艺术所具有的挑衅性很吸引我，有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和平美好的时期，正好我在那个时候出国，尤其在国内经历过“文革”的动荡，一下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发现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矛盾性、冲撞感用语言很难描述。当时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绘画达不到，行为和装置更适合表达。
绘画和电影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结构、节奏、光影、色彩、情绪——许多方面都相通，只是电影的声音是可听的，还有就是更强调故事性。
现在回到国内，有没有感到一点不适应？或者说有没有感到你这一趟出国，这一去一回，国内就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
我从一开始就来去自由，每年都回国，所以没有太不适应。只是觉得北京拆和建的速度都很快。现在回头看，国内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我倒希望电影行业也能跟上变化。
变化确实非常大，北京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电影行业其实变化也是巨大的，从银幕数量上来说，每天都有1.5块银幕出现。只不过都是商业电影的阵地，和独立电影无关。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艺术电影、独立电影院线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电影生态，或者说是艺术生态的一部分。所以北京还要努力。
后来你为何想到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电影很神奇，从中学开始，我就认定画画和拍电影这两件事。我生性散淡，对钱的欲望小。所以到巴黎后，我就有很多闲暇的时间，于是我就去看电影，我很享受坐在黑暗中看和思考的感觉。以前的绘画、观念艺术偏重形式和思考，电影则偏故事化一些，看时很轻松。
这一段时光一定很美好，单纯的作为观众来看电影。在巴黎的闲暇期间，有没有开始想要做一部自己的电影？
做了，不过是短片。我当然有做一部长片的梦想，但未能实现，只留下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天窗》吗？后来被拍摄成影片了吗？
没有。这是一个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我于1991年底开始创作。1994年，一家巴黎的小制片公司决定拍这部片子，我于是回国找可以协拍的中国公司，但是没成功。
我还记得1995年春夏之际，我曾经和王小波通过电话，原因是我看过他和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事实上也正是这本书催生了《天窗》这个剧本。但是，遗憾的是，约好见面的那一天，王小波却因为某些原因谢绝了约定的会面。
我很快就回了纽约，1997年我再次回国时，朋友告诉我说王小波去世了。此前一年，也正是这位朋友向我推荐并借给了我《黄金时代》这本小说。
据说你想把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搬上银幕，最后因电影局未通过而搁浅。李银河说电影局不批准，这都是次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伟大的小说是不可改编的。她的意思是王小波的小说如果抽离其叙事形式，还能留下什么？请你谈谈你对王小波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不是我想把《黄金时代》搬上银幕，我何德何能啊？我只是有幸来改编这个剧本。李银河说得有道理，我改编的《黄金时代》几乎都没有动，旁白都是原话，我只是在小说的基础上加了一小点变化，让回忆者王二始终骑车在现在时的北京的街上转，其间穿插着他的闪回。我用了很多时间看他的所有的作品，越看越觉得无法改。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电影，特别好看的电影。我所做的就是把文字视觉化，而且小说里面大部分的场景都已经描绘出来了。
目前王小波的小说还没被改编过电影。
确实比较难改，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打算试一试。
《黄金时代》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回味无穷。如果用很低的成本，比如用数字电影的成本来拍摄一部王小波的电影还是有可能的。希望将来能看到你拍摄的王小波的电影。
你这样说让我感到很荣幸！希望这能成为现实。
《武松打我》的英文片名是：Lost in Wusong。你是否想借此片名来说明什么？
Lost有迷失之意。门德松的确迷失在武松里了。在我们的文化中，武松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阳刚和完美道德的典范。但是，如果把武松放在当今的价值体系和法律体系中，那他就变成了一个暴力犯罪的典范了。
门德松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分不清古代和现代，分不清理想和现实。他迷失在一种逝去的文化理想里，他是社会剧变中的落伍者，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看到许多类似的人物。他也是我个人对青年时代的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总结。
《武松打我》的主演余皑磊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员，我也看过他的其他电影作品。请你谈一谈你们之间是如何合作的？
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他主演的一部电影《夏日暖洋洋》，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合作的很好，他是一个有才华和有深度的演员。
另外那个饰演武松的演员呢？
我在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走廊里看到一张集体照，他的长相和大体型让我找到了“摇地貔貅临坐上”的感觉。我当时问一个在表演系当老师的朋友：你们系里还有比他壮的吗？回答当然是：没有。我推开他们班教室的门，正好第一个看到他。
他叫马京，是个很有职业道德的好演员。
你是如何协调你的演员来表演的？
因人而异。余皑磊不用说什么，他融入了人物，他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他对机位和光的敏感让我惊喜。马京当时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但是由于他出身于演员世家，父亲是北影厂的老演员，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我要的感觉，我对他也比较满意。
拍摄过程当中令你难忘的是什么事情？
我的剧组很和谐。
一个和谐的剧组是不是让大家在一起都很开心地工作？
正是如此。
我出国前在剧组里有过许多不愉快的、甚至是噩梦般的经历。但是在巴黎期间参加了电影《情人》的拍摄，剧组里的气氛和谐，人际关系相当平等。这些让我感觉到很大的差异，后来还有几次类似的经历，让我知道了电影完全可以在平等和愉快的气氛中拍摄。于是，在我自己拍片时就身体力行，从我做起。
影片的剪辑张一凡是著名的剪辑师，他的剪辑风格和你的影片表达的思想有没有起到一个共振的作用？
当然，但不只这些。我还记得和一凡首次见面时，他说：他很想为独立电影做些事，他说到做到了。张一凡和他的公司无私地帮助我完成了这部电影的后期视频工作。我深深地感谢他！他们免费为我做了许多工作。一旦《武松打我》能够发行，我一定要回报他和他的公司。
《武松打我》里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嘲讽，也有一针见血的对白，在我看来，影片既具备“好看”的商业价值潜质，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你希望自己能拍出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来？
我希望拍出既有商业性，又能表达自己观点的电影。我认为科恩兄弟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你认为科恩兄弟拍的是独立电影吧，它又用了很多明星，当然他们是有选择的使用。他们在黑色电影的框架之中，揉进个人特征明显的哲学、美学和黑色幽默，这样影片既好看，作者本人又能在愉快中创作。
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强调自己的影片是独立电影，过于强调独立会很容易陷入一种“不独立”的状况之下。在中国，你的电影独立于现行体制之外，就很容易掉进西方电影节的“标准”之中，这样还不能称之为独立。科恩兄弟的大部分电影在精神和经济上都相当独立，但并不标榜独立。
我个人理解，不管是独立电影还是其他什么独立的艺术，标榜、标签都是一种力量薄弱的表现，一种被排斥在边缘的、不被认可的地位。但有时，一个标签也能让不了解的人迅速熟知。目前中国电影界，大约有三类影片：商业电影（比如《赤壁》、《非诚勿扰》、《疯狂的石头》）、艺术电影（比如：《三峡好人》、《梅兰芳》、《达达》）、独立电影（比如本书涉及的所有导演作品）。
网络时代、草根时代、吆喝（炒作）时代。这些的下面，都是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愿望。现在的情况是，女孩都自称美女，男孩都自称帅哥，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自感力量薄弱。总这样说，大家就信了，起码是将信将疑。
起初你是把这个电影当作“地下电影”来拍的，但是影片后来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为何你一开始没有打算送审呢？
有一天突然发现钱到了，演员也有了，季节也不等人，怎么办？这是我等了多年的机会，它很有可能稍纵即逝。
在分析了报批立项所需的时间和一些由于等待将产生的不利情况之后，我和制片人、投资人决定马上拍摄。
《武松打我》送电影局之后他们要求你做过什么修改没有？
没有做什么修改，只是要求去掉两个“他妈的”台词。
这样的修改应该算是非常的“人道”了。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你要让一个粗人愤怒时不说“他妈的”也不简单啊！
《武松打我》是你自己和朋友掏了二百多万完成的，是从表达、创作自由的角度来考虑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之前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我不是非得自己掏腰包拍电影。后来，我的好友，也是本片的制片人邵立军先出了几十万拉起了头，我就决定自己来干了。正好我也打算把这个事情给告一个段落。人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个人的经历、经验、思考也是在变化之中的。如果再不拍这个电影，我的兴趣就会转移到别的方面了。《武松打我》是我对青年生活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可以画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所以就自己把这部影片做出来了。
中国很多的独立电影都是导演自筹资金来完成的，但他们自己的资金往往很有限，所以就选择尽可能的低成本方式（如DV、群众演员、纪录风格等）来进行。《武松打我》是用胶片拍的，你为何不考虑用更低的成本来拍？
我很幸运，当时正好有那么多钱可以用，按照我一贯的生活态度，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做《武松打我》的时候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拍完了没钱做后期就等等，筹到钱再接着做。
很多独立电影导演都是这样走一步算一步，所幸的是，大部分作品都完成了。《武松打我》这个影片最艰难的过程在哪里呢？
现在看，发行的过程是最艰难的。如今的结局是，片子仍无法发行，我只好卖房子还账了。
一部影片要想获得国内的公映和发行，最佳时间是在影片完成的一两年内，《武松打我》是2005年完成的，似乎很难重新获得这种渠道。下次拍摄新的电影的时候，你是否会在一开始就考虑和计划到影片的公映和发行呢？
是，我现在做计划都是从发行这个环节开始向回推。
《武松打我》影片的各种工业质量（演员、摄影、录音、剪辑）都非常棒，我想这也是低成本影片无法达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电影还是不应该剥夺其工业属性。
这仍然是低成本电影，只是看上去成本更高些。我请过一些发行公司的专家看过影片，他们觉得像四百多万做出来的效果。我同意你说的，如果有条件，一定要尊重电影的工业和商业属性。
美国制作一部电影的平均成本在三千万美元左右，如果你有三千万人民币，你会想做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会考虑请一些明星来出演吗？
三千万人民币，听上去不错。无论三十万、三百万还是三千万，我都会做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另外，如果有足够的预算，我一定找明星来出演。
还是回到常识来想问题，我们都想可持续发展，我们都清楚电影的商业属性。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就会一目了然了。
你有没有在为此做一些准备？比如编写剧本？
有。
你认为一个电影明星在影片里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启用明星起码会在影片的宣传上占有优势吧？
明星在宣传和发行方面有绝对优势。
早在八十年代你就参加过十几部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工作，请你谈谈这二十年来你对中国电影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简单说点吧。小时候能看到的就是几部电影，翻来覆去地放，很多孩子都可以耳熟能详。“文革”后才有机会看了一些老电影。但对我冲击比较大的还是第五代导演的作品。看了这些电影，我也有些跃跃欲试，就参与了一些电影、电视剧的制作。1991年出国后，在巴黎的电影院里看到了《蓝风筝》、《活着》、《霸王别姬》这些第五代导演的巅峰之作。这几部作品也代表了中国电影某一个阶段的最高峰。但之后我就不太喜欢第五代导演的影片，第六代导演也很少有真正能打动我的作品。
我对电影的认识更多来自于在国外电影院的观影经验，而不是来自电影学院的。我发现我总是喜欢既能在艺术院线放映又能在商业院线发行的电影，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做这一类影片的决心。
20年来的中国电影对于我，开始是受到一些影响，到后来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过近几年，我觉得中国电影和我开始有关系了。咦！怎么听上去有些暧昧！？
《武松打我》表面上是一个较写实的故事，包括演员的表演也不是那么夸张。
“表面”一词用得好！《武松打我》实际上有寓言性，我一直喜欢有寓言性的作品，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电影。我认为寓言性和黑色幽默有一种内在的相应，它们的表面和内容既统一又有歧义，使得影片在好看的同时又具有深意，这正是我追求的风格。
我要求演员在表演上要“冷”、“收”，不要太夸张，但同时又要具有一些表现主义的效果。这是有难度的，但它却可以使影片处于一种商业与艺术之间尽可能平衡的状态。
我比较钦佩的美国导演科恩兄弟和昆汀·塔伦蒂诺，他们早期的电影请的不是很有名的演员，但是他们的表演是有特色有风格的，后来，他们大都成为了著名的演员。这些演员的表演都是有表现力又并不夸张。我觉得这样的影片有力量、有创造性又有趣。
现在国内上映的商业喜剧电影，演员的表演都是相当夸张的，似乎只有这样才具有喜剧效果。葛优是一个比较“冷”和“收”的演员了。
是，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冷”和“收”的状态下演出喜剧效果。
但《武松打我》本质上传达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说具体点就是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环境现状中各路人马的千姿百态。我想影片里的门德松的遭遇也和你的生活、电影创作的遭遇是差不多的。
门德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这种人注定要在现实中失败。他身边的制片人、大款投资人、女人（潘金莲）等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个对立面，一个强大的现实在围绕着他。两下一比，强弱立现。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所经历的，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不就是这样的吗？我把这些事情都抽离、提炼了一番，使之更具有寓言性和象征性。在现在的中国，“现实主义”是彻底地打败了理想主义。
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到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气质。理想是鲜花，现实是牛粪，鲜花插在牛粪上。被打败了的理想主义该怎样翻身呢？
这个问题好！我正在想：上一个问题结束在一个不完整的思路上。在《武松打我》这部片子里，其实已经在反问：理想主义就一定是鲜花吗？我这样设问，是基于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而提出的。正像我在导演阐述里提到的“如果我们不在这些相对的概念上停留，而要凝视相对之间的虚空”一样。世间的事情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鲜花可以转成牛粪，牛粪也可转成鲜花。我们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里已经看到了这个转化的过程。
历史会重复，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次鲜花与牛粪的转化。
你这么说，我感到“鲜花”和“牛粪”处于一种无常的状态，几十年前的“牛粪”会成为今天的“鲜花”，今天的“鲜花”又有可能变成“牛粪”。那什么是真正的“鲜花”，什么又是真正的“牛粪”呢？
我们常说的“鲜花插在牛粪上”是一句充满了情绪色彩的话，有强烈的画面感。它是建立在说者和听者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习惯”，能够“意会”并且有某种“共识”的基础上的。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说，那鲜花应该是“真、善、美”，牛粪理所当然就是“假、丑、恶”。
一百年前，如果有人对你说“时空可以倒流”，“时空可以弯曲这样的话”，你定会认为那人是疯子。如今，爱因斯坦和霍金用他们杰出的才华和专业知识为我们证实了这两点。时代在变化，我们看问题、提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在变化。
我现在这样看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鲜花”，也没有真正的“牛粪”，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事情的两面。
换一个带情绪色彩的思考角度，鲜花插在一堆湿牛粪上，啊！强烈的对比之美呀！
影片的风格及气质上与陈大明的《鸡犬不宁》很相似，黄建新的一些作品比如《脸对脸，背靠背》等也具有这种气质，我认为具有这种知识分子气质的影片是国产电影少有的。
这个评价可能过高了。不过，我和陈大明是好朋友，黄建新的一些影片我也看过，从对人文的关怀、对社会的态度上可能相近，影片风格上都偏好黑色幽默。
现在很多国内的黑色幽默电影追求一种强烈的叙事快感和视觉快感，比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等。人文关怀似乎与商业电影格格不入？
目前似乎如此，但很快会有改变，就像鲜花和牛粪的关系一样。
你怎样理解黑色幽默影片？
我理解的黑色幽默是表现事物的多义性，是暗喻，是嘲讽，是话外有话。《武松打我》里面既有对主人公纯洁、正直等品质的赞叹，也有对他的嘲讽。再向深里看，还有对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反思、批判和解构。
一部电影可供解读的层面越多，就说明艺术性越强，我个人很欣赏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的互有关联的影片，像《通天塔》。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看过。我喜欢这部电影，这是拉丁气质、结构主义和好莱坞的完美结合。
《武松打我》要是力度再大一些，再风格化一点将会愈加完美。
第一次独立拍电影，各种条件都有限，所以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做电影要接触很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法回避的。在有限的时间和资金下，只能尽量去完成。
《武松打我》留给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至今还没能发行。
你认为电影是商品还是艺术品，或者说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喜欢哪一类电影，《低俗小说》既在艺术院线上映，也进商业院线。这是我认为的好电影，电影既要有人看，同时还应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但终极价值不应该出问题。
《低俗小说》在国内影迷眼中是一部艺术片，假如当年引进这部电影的话，估计也是作为一部艺术片来看待。很多人可能都看不明白这部“叙事混乱”的电影。请你谈一谈你所了解的国外的商业、艺术院线的一些情况。
《低俗小说》上映时，我刚从巴黎移居纽约，我喜欢这部电影完全是由于趣味和气质方面的原因。我当时根本听不懂电影里在说什么，但却被它深深吸引，在纽约的电影院里看了四遍，我记得都是在商业院线影院看的。
国情不同，电影基础不同，如果不了解国外商业、艺术院线的情况，有些事情是无法说得通的。与国内相比，国外有艺术院线。好莱坞也一直在独立电影的池塘里寻找大鱼。最近，我为拍一部有关经济发展的纪录片采访过一位工业设计师，他的一句话令我记忆尤深，他说：“工业设计行业本身对GDP的贡献很少，但它却可以拉动整个制造业，可以使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有一个大的提升。”
这也适用于电影行业，与工业设计和制造业相对应的就是艺术院线和商业院线。如果中国有了真正的艺术院线，那么人文关怀和商业电影就很容易走到一起了。
谈谈你理解的独立电影。
“独立”是个相对的概念，国情不同，“独立”的概念也不同。中国很多独立电影是“中国独立类型电影”，这类电影主要是为电影节拍摄的，在西方有固定的观众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以我多年以来的国际生活的经历来看，西方电影节和观众对于中国电影是有一种“成见”的，不过，大家也都知道“游戏规则”这个概念，要想加入游戏就得按规则来。反过来，中国人对西方也有许多“成见”。十几年前，我的行为艺术活动就是想动摇和打破这些“成见”，今天看来，从整个世界看来，这些成见不但没有被打破，还反而在加深，这是现实。
如果中国有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院线，中国独立电影才能“独立”。
你说的这个“游戏规则”在中国电影界已经存在20多年了，从陈凯歌、张艺谋到贾樟柯、娄烨再到现在的独立电影导演。我认为“成见”是立场不同，文化不同造成的。只要有不平等，这种“成见”就不会打破。等中国的某一个国际电影节可以超过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时候，中国电影就会对国外的电影抱有“成见”。
同意。但最后一句话还可以具体一些，我认为应该是：“中国电影节的评委就会对国外的电影抱有成见”了。
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中国电影节的中国评委皱着眉头：“这是美国电影吗？怎么不像啊？！算了，不选它！”。
在电影行业中，“成见”和经济、政治很有关联。此外，“成见”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人认为世界将向“一体化”（西方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今天世界却向“多元化”发展了，“成见”不但未能打破，反而加深了。
电影行业是很难打破“成见”的。由于它有无法回避的商业属性，如果你想卖出你的电影，你就要顾忌“成见”，并向它妥协。
所幸的是，独立电影的特性可以使它坚守一些终极价值，不向权力妥协（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不过，也正是如此，独立电影作者的世界观、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东西。
2002年你作为李杨的电影《盲井》的策划人，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从剧本改编到拍摄和后期制作，我都努力和真诚地提出建议。
李杨的《盲井》、《盲山》令人感到窒息，是中国近年来最有力量的现实主义作品。《盲山》在国内公映过，但是票房很惨淡。
我很难回答，但是我想提出几条假设：
一、假如中国有艺术电影院线。
二、假如《盲山》可以占有更好的时间段并且放更多的场次。
三、假如没有汶川大地震（当时《盲山》正在成都首映）。
你认为目前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你希望中国电影有分级制度吗？
审查制度应该更开放。分级制度对中国电影会有正面影响，尤其是在商业上。
如果取消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你最想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有关佛教人物的电影。
你对佛教很感兴趣吗？
我是佛教徒。
你认为目前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转型。
具体是怎么转型法？是经济的转型，还是政治的转型，还是什么其他的转型？
经济转型非常明显，带有中国特色。政治转型不明显。文化转型露出端倪，中国开始向世界输出中国思想和价值观。
电影是什么？
艺术和钱结合生的儿女。
那谁是父亲，谁是母亲？
不一定，可以相互转化。
你的理想是什么？
拍出好电影。
你认为目前中国的独立电影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和问题？
处境较艰难，缺少有眼光的投资人，跟风的多。较难可持续发展。
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电影计划？
我的计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性的，是按照类型片框架，结合艺术性和独特性来写的，希望在商业上成功。另一类是满足创造性的，要以“玩儿”的心态来做，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仅是一种表达而已。
你已经完成的剧本《阿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看片名是一部偏文艺的电影类型。
《阿昌》又名《乱世父女情》。后一个片名似乎不太文艺。
故事讲的是抗战前夕，一个纹身大师阿昌和六岁的女儿身陷阴谋之中，他们越想挣脱就陷入得越深。最后连最亲近的人都认为他是叛徒。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阿昌孤注一掷，却不料事与愿违，以至敌我双方都视阿昌为必杀之人。阿昌为了澄清事实，保护女儿献出了生命。多年后，长大成人的女儿替父亲阿昌报了仇。
除了电影，你最想做什么？
做一次精神性的旅行和照看家人。
附文
《武松打我》导演阐述
现实与理想，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英雄与罪犯，男人与女人，成功与失败——如果你的思想不在这些相对的概念上停留，而是留意这些相对的概念之间的虚空时，一个新的、有趣的世界就自然地呈现在你的眼前了。
新的、有趣的世界固然令人兴奋，传统的艺术家一定会拥抱它，他们会赞美它，用各种方法去描述它，看上去这再自然不过了。
不过，我倒认为他们的行为很可疑甚至可笑。因为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新的、有趣的世界之中还有另一片虚空之地……
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还是较为明智的。
《武松打我》就是在怀疑的状态下写出的故事，其间还有些解构和嘲讽的意味。这是我的偏好，也可以算我的风格。
戈达尔说电影是由两种元素构成的：艺术和钱。我同意他的说法，电影就是要在艺术和钱之间找一个平衡。
我很希望《武松打我》能够找到这种平衡。从这个电影中你一定会看到真诚、善良、坚韧、理想主义等正面价值，但同时你一定也会发现一些别的东西……
中国有句古语：“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是电影的高境界，我正在努力，希望能够达到这个高境界。
应亮
1977年出生于中国上海，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电影，后毕业于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获得《东方早报》评选的“文化中国2007年度人物——新锐导演奖”。
作品年表
2003：《回家看看》（短片）
2003年第1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比赛最佳编剧奖
2004年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亚洲新力量单元影评人大奖
2005：《背鸭子的男孩》
2005年第6届日本东京FILMeX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2005年美国旧金山国际电影节SKYY奖（处女作奖）
2006年第19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联盟奖和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
2006年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数码录像金奖
2006：《另一半》
2006年第7届日本东京FILMeX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2007年第8届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2007年第20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2007年印尼日惹亚洲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
2008：《好猫》
2008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联盟奖
入围2008年第52届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
2009：《慰问》（短片）
2010年第39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短片金虎奖
《背鸭子的男孩》（2005年）
影片档案
片名：背鸭子的男孩
英文片名：Taking Father Home
制片人：彭姗
编剧、导演：应亮
主演：刘晓鹏、王杰
摄影：应亮、李荣圣
美术：应亮、彭姗
声音：应亮、彭姗
剪辑：应亮
音乐：张骁
语言：普通话
片长：101分钟
电影介绍
《背鸭子的男孩》影片中的时间设定在2004年的夏天，当时中国内陆的一个小村庄马上就要被开发成工业园区了，17岁的男孩徐云和他的妈妈也要随着村民们搬家了。这时，进城六年都没有半点音讯的父亲居然寄了张千元汇款单回来，这让徐云和他的妈妈都以为盼到了可以结束委屈生活的希望。可是，村子里却谣言四起，有人说他亲眼看到了徐云的爸爸在城里做了包工头，发了大财，有车有房有女人，永远不会再回乡下了。收到汇款单的第二天，徐云便带了一把刻有父亲名字的小刀，背了两只准备到城里去贩卖的鸭子，要独自去把父亲找回来。但是进城后才发现城里头也并不太平。夏季的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徐云先是遇到了一个流氓，后又遇到了一个警察，他们两人对他的帮助并没有使他找到爸爸。然而开闸放水的通知已经下达，城市马上就要被淹没了。流氓因为杀人被抓走了，警察却被人打破了头。在一片烂尾楼下，徐云终于找到了早就破产了的父亲，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父亲带回了家。洪水淹没了城市。而徐云也回到了家里，村子已经搬得差不多了，他的妈妈正等着他回来。徐云也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
《好猫》（2008年）
影片档案
片名：好猫
英文片名：Good Cats
制作人：彭姗、杜庆春
编剧：应亮、彭姗
导演：应亮
摄影：李荣圣、应亮
剪辑：应亮
摄制格式：DV
类别：剧情
语言：四川话
片长：103分钟
电影介绍
自贡，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一座内陆城市，因为房地产业的彻底崛起而命运陡转。
旧的商业在垮台，一代人被替换；市区被挖掘成了工地，乡村也不再淳朴；有人赚红了眼，有人哭断了气；人民与资本家在斗，资本家与政府在斗。这一切来得不算太早，但来得太快，太过于疯狂，以至于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
罗亮，一个替房地产老板开车和跑腿的人，快三十了，骑着破摩托，住着老房子，满足于做别人的附庸，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老婆耻笑，虽然他也有个梦想——衣锦还乡。他是资本家的帮凶，却又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挽回不了婚姻，得不到真爱，无法实现家族的宏愿，既救不了有恩于自己的师傅，也救不了他的老板，更救不了他自己。
应亮给人一个错觉，以为他是四川人，因为他的电影都是在四川自贡拍摄的。应亮的影片对现实社会有尖锐的批评，有不动声色的嘲讽，说到底独立电影呈现的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独立的态度和自我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