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中许多人包括古典人性论的摩根索和新近的进攻型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都认为争霸是国家的普遍取向。国家争夺权力，权力就是对其他对象的统治或控制权，而这不正是霸权？国家——尤其是自以为有些资本的大国——不会满足于“平等”，总是要追求“霸业”。米尔斯海默说：“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止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hegemony），即体系中唯一大国”。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标志又是“实力均衡”。以华尔兹等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观点是：国家追求的是安全，不是权力，权力只是保护安全的手段；所以会满足于“平等”。进一步说，过多追求权力、想要称霸会伤害到自己的安全，因而不可取。
华尔兹说：
如果形成了两个联盟，而其中一方也许由于某一成员国出现政治动乱而实力减弱，我们预期另一方军备将出现松弛，其内部的凝聚力也将随之减弱。后者的典型表现就是在胜利刚刚来临之际或是迎来胜利之后不久，获胜联盟便会土崩瓦解。我们并不预期强国为了加强对他国的控制而会彼此合作，相反，我们预期它们将分道扬镳，各自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盟友。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自下而上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权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国家倾向于加入两个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国家不能让权力——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变成追求的目标。系统鼓励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权力的增强也许会，也许不会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例如，当存在着两个联盟的时候，如果一方在吸引他国加盟方面更为成功的话，这种行为也许会诱使另一方冒险发动预防性战争，希望能够在实力差距扩大之前通过突袭取得胜利。如果国家追求的是权力最大化，就会加盟较强的一方，那么均势就不会形成，而只会出现世界霸权。后者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均势，而非追随强者，才是系统所引发的行为。国家首要关注的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
从这样的推理出发，华尔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对方联盟的进攻，它们将得到更多的新生和安全。因此，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诸城邦将较强的雅典视为暴君，而将较弱的斯巴达誉为解放者。修昔底德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十分自然”，但是“所谓暴君与解放者只是两个面具而已，某一天当均势发生变化时，二者将会令人惊讶地发生互换”。这明确证实国家的地位是如何影响其行为，甚至给国家的性质涂上色彩的。这也证明了这一命题，即国家寻求权力的制衡，而非权力的最大化。国家很少能够负担得起以实现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所带来的代价。国际政治环境如此险峻，以至于国家不敢以此来作为目标。
但是，这两种看法似乎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有内在关联。比如，均势是“一种保守的对外政策”，它以维持现状，不改变国际均衡体系和格局为目标。但是即使为了“保守的”实力均衡，也不能只是被动的无所作为。必须积极参加称霸，或者积极参与反对称霸。比如斯坦利·霍夫曼说的：“均势是一种关于权势的艺术……均势强调用非暴力以保持紧张的国际关系，所以它是显示武力的艺术，而不是运用武力的艺术”。有时国家不惜使用武力，因为否则实力均衡将无法维系。
然而，这种积极努力的态势并非必然会存在的。米尔斯海默就论述了国家对于推卸责任的强烈偏好。米尔斯海默说：在两极体系中，受威胁的大国必须去抗衡其对手，因为没有其他大国来承担责任（catch the buck）。在多极体系中，被威胁国家能够而且经常推卸责任。发生推卸责任的次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威胁的程度与地缘因素。当没有要对付的潜在霸主，以及当被威胁国家不与入侵国接壤时，多极体系中推卸责任便很普遍。但是，就算有一种支配性威胁，被威胁国家仍然会寻求机会去推卸责任。所以，出现霸权是完全可能的。
霸权的逻辑终端是帝国。那么，米尔斯海默是要主张“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看到，米尔斯海默在此比较谨慎。他认为因为克服海洋的障碍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出现地区霸权，不可能出现全球霸权。
但是有的学者就不那么谦虚了。沃尔福斯（W.C.Wohlforth）认为：美国是现代唯一一个达到权力各个方面（经济，军事，技术，地缘政治）都遥遥领先的国家，不会转瞬即逝，多极还遥遥无期。现在各个大国都在急欲忙着爬上美国的Bandｗagon（随大流）。受19世纪权利平衡政治训练出来的学者们对于“单极”总是感到不习惯，总是说要回到多极了，但是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完全可能持续存在下去。
第四节 均势的积极意义
现实主义会对均势或霸权局面感到忧伤吗？不会。不要忘记了，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认为不可能以善致善。而“恶”的东西恰恰可能导向善。这是本章讲的“宿命”意识的更深层的一面。实际上，无论是霸权还是实力均衡，都被不同的现实主义者提出来作为维系世界和平的“必要保障”。这方面理论突出的有两个，一个是“均势稳定论”，另一个是“霸权稳定论”。
首先让我们考察“均势稳定论”。
华尔兹说：均势政治是冒风险的；但是想无视它的存在则更加危险。克劳塞维茨提出过有关的警告：
如果血腥的屠杀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那么，这只应该成为更加重视战争的一个理由，而不应该成为使我们手中的剑随着人类感情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钝的理由，否则总有一天有人将在此拿着利剑上阵来，砍下我们的双臂。
不仅一个过于爱好和平的国家会因此而灭亡，而且某一国家表现出的麻木状态也会招致一场侵略战争。而爱好和平的国家要是摆出比较爱挑衅的样子，本来可能完全避免这场战争的。
在现实主义看来，如果生存是一个国家的目标之一，那么无视均势的国家（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无异于不愿意加盟的博弈者——因为均势就是一系列的联盟，其中暂时失利的国家会进行联合和重新组合以制止敌国或敌对联盟占上风（即在博弈中获胜）。多尔蒂指出，现实主义之所以重视权力均衡的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它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博林布鲁克、根茨、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阐述古典的势力均衡理论时，认为势力均衡有各种目的和作用。它应能（1）防止建立世界性霸权；（2）维护体系本身及其组成部分；（3）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相互安全；（4）用防止战争爆发的方法即让侵略者面临这样的可能性——扩张政策必然导致抗衡联盟的形成，以此来巩固和维护和平。
人们多推崇“欧洲协调”，但是现实主义者认为，欧洲协调的前提是力量的均衡。在18世纪，欧洲似乎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力遥遥领先，以致可以征服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尽管各国都力图控制更多的领土和人口，但谁都不能成功地确立这种优势。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谋求霸权的国家，先是西班牙，然后是日耳曼的哈布斯堡和路易十四的法国。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挫败其企图。而一旦谋求霸权者失败，其他联合起来的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新的争夺之中。按照权力均衡理论的假定，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国家之所以反对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不仅因为权力的不平衡可能威胁各个国家的安全与自主，而且因为这种不平衡可能带来体系的不稳定。因此，只有当主要国家的权力大体均衡的时候，安全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由于国家权力的弱势可能导致侵略，因此防止战争的最佳途径就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取得权力优势。
总之，现实主义者认为，安全与和平靠的只能是实力均衡。只是到了威尔逊，才要求建立有组织的国际力量：不是均势，而是“一个权力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