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了美国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考察了它的内政与外政的断裂。是否可能有内外贯通的可能呢？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政治呈现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值得研究者的注意。下面我们首先介绍我们整个时代的新世界形势动向——全球化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盛行，然后考察美国政治在回应这一新局面中出现的外政对内政的深刻反作用。
第一节 新的语境：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对内政的穿透
全球化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主题。人们日益认识到这是一种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命运”或生存环境。全球化中，新的道德问题会出现；老的道德问题也必须放在这一新环境中重新考虑。
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国际上发生的事情穿透国内政治的边界，从而使传统的清晰区分的思考方式必须松动，使相对稳定的美国内政品格出现较大的改变？它对于美国政治——内政与外政——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在这一节中将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分析。
首先，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可以分为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层面。一般人公认经济层面最为基本。那么，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生产、贸易的环球进行，一个企业产品往往是“全球装配车间”的共同合作结果，等等，是最为感性直观的现象。但是，我们认为，全球化的更重要本质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新经济”不是知识经济，而是由金融业、保险业、房产业等构成的新基础工业。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于生产的兴趣，它所关心的是以钱生钱。……财政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并且极其强大。”“如果说在一个领域，资本主义完全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和负担，这个领域就是金融。”“投资者把数十亿资本从一个交易所转向另一个交易所，从各种金融衍生物转向股票，从股票转向各种金融债券。在这个全球赌场上，国家边界长期以来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据统计，1995年4月，每个交易日的交易额为12300亿美元，还不包括货币期货和期权合同。这个数额相当于1993年美国全部国内生产产值的五分之一。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牟取迅速增值的利润。
在首先肯定了金融经济的主导力量之后，对于“实质经济”的全球化的存在也必须充分肯定。表面上看，实质经济比起金融经济要更接近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之功能，但是现代实质经济仍然是以追求利润而非物质需求为主导，这一点，尤其是在具有足够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展示出来。所以，这一类全球化也遵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自由化原则的指导。由于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强势振兴，各国相信唯有市场自由竞争是配置资源和满足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利益的最佳机制，这导致了全球范围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运动，原先套在市场经济身上的约束包括国界约束被纷纷解开，亚当·斯密的“完全不受政治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理想终于得到彻底实现。关贸总协定谈判等等就是为了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而所谓“跨国公司”，其实质就是按照成本最小化即利润最大化原则安排生产，而将任何民族国家方面的考虑置之不理。“失去国籍的跨国康采恩似乎成为本身日益独立的、推动全球经济的主体；雇员和国家则变成了客体。”
在“全球化”中，政治、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的地位的动摇引人注目。这其实也是现代性逻辑的延续。如果说现代性的重要特点是“经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出政治、宗教等高踞首位，那么全球化把这一特征推到其逻辑的终点。如今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对于社会的影响——有形的与无形的——远远超出政治。国家或政治实体有时也聚集力量与金融力量搏击，惊心动魄；有胜利的（如香港政府对抗对撞基金），也有失败的（如金融风暴中的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但是即使是胜利的国家，也必须继续在对手（市场）的游戏规则中游戏，不敢推翻或修改规则本身。民族国家由于对于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不具有管辖权，便失去了对于影响人类生活一大部分领域的权力。所以，民族国家的“萎缩”或世界史舞台的“主体”的置换（由民族国家换成金融市场及跨国公司），似乎是当代政治的趋向。当然，相反的趋向也存在：民族主义的复兴如火如荼，而这部分地是由于对于全球化的反弹。主张各种地方性势力对峙而非全球化是未来世界格局的亨廷顿就指出：正是接近与共存会带来自我认同的强烈需要。
讲到亨廷顿就必然要讲到全球化的第三种涵义了：文化的全球化——及其抵制。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等）不仅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而且最直观地是使人看到文化全球化的汹涌而来。文化全球化在今天受到的批评也最为感性化：西方文化——更明确地说：美国文化——正在席卷全球。原因很多。比如西方的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使大多数人不免势利趋众；再比如它的标准化、方便舒适等吸引人（“麦当劳文化”、美式别墅、汽车等等）。与这样的文化一体化并行的是对它的抵制，如“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多元主义”等等，还有亨廷顿所观察和强调的更为好战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复兴。中国同情“新左”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全球化的这一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批评。不少人认为这涉及到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即认同问题：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消亡与同质化世界的出现。西方国家不费一兵一弹，已经通过其根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消费行为、思考方式的被争相移植而占领或控制了世界各国。
在描述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之后，我们可以考察全球化在国际政治对于传统的封闭的“国内政治”的可能影响。
让我们先考察全球化的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在西方的全球化讨论中占据很大的地位，也许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就是忧患意识；也许在现实中，全球化对于西方国内政治的长期既得利益格局的冲击已经先于落后国家而表现得十分充分。
对全球化的不满最显着的可能来自维系了几十年的西方“福利国家”的动摇。由于现在竞争是全球性的了，企业可以轻易地以必须与毫无福利意识的东方发展中国家比拼成本节省为理由，削减工资等福利。更有甚者，跨国公司可以把厂办到劳动力价格低廉、没有强大工会力量的国家，从而使得国内就业机会锐减。劳动岗位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转移出去。大规模失业成为近几十年西方的重要问题。“充分就业”曾经是凯恩斯主义的承诺。这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西方近代史中，随着现代性市场经济的出现，同时出现了欧洲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能够严守边界，从而可以在国内实行很高的分配正义或福利保障。正如Walｚer所说的，最大的好是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好。如今，民族国家的边界被击穿，不同国家的人可以“享受”同样的跨国公司的工作，这造成原先资本主义国家的伦理合法性危机陡然突出。新自由主义并不关心充分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得不减少。全球化正是按照自由主义的路子走，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控制能力的丧失使得天平愈来愈倾向于强者。所以，发达国家——的许多下岗劳动人民——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抢夺饭碗。发达国家的人们心怀不安地想：“第三世界的劳动大军真的要侵吞第一世界的财富吗？福利水平突然受到挑战，所有居民阶层都受到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社会福利国家，这是福利社会的重大成果，现在变成了单纯的成本因素。”
然而，国际政治不仅对西方国家的内政产生严重冲击，而且对穷国的内政有严重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对西方的反应不能理解，而且感到愤怒。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意味着的是穷国的就业机会的锐减。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被压制，国外先进产品涌入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被纷纷打垮，大量人员失业。全球化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三角”（美国－西欧－日本）拥有大多数财富和权力，穷国则进一步被甩出跑道；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贫富两极分化由国内格局进入到全球格局。据统计，“在1986至1991年期间的世界资本流动中只有不到3％的比例流入贫穷国家。在工业和金融投资领域以及在国际银行贷款方面，多数不发达国家被逐渐排挤出局的形式尤为明显。自1982年以来，粗暴地停止了国际银行向贫穷国家发放贷款。”这符合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市场理性逻辑，只不过全球化了。
经济收入的遭受打击并不仅仅影响到经济，它也会影响到其他领域，比如政治。西方现代性经济的道德合法性论证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创造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如果全球化给西方与东方的中产阶级带来的是面临赤贫的威胁，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就有被法国大革命心态取代的危险。正如里斯本小组所看到的：“凡是经济战争与强权逻辑居于统治地位的地方，凡是弱者权利被缩小为做一个好的生产者（如果有机会获得一个劳动岗位）和一个好的消费者（在国家贫困救济开支界限之内）的地方，就可能有一种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再者，虽然人们看到与市场经济全球化并行的是二十多年来的世界性的民主化运动，从而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民主有内在关系，但是金融市场与跨国公司这些主宰今日人类命运的全球化主体，乃至“欧盟”等一体化组织本身，却并非是“民主”地构造的。
看好全球化对于国内政治的正面效应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的立场沿袭的正是对于现代性的积极道德影响的肯定。首先当然是效率以及“看不见的手”作用。私有产权是交易成本最低从而产出最多的体制。在利润竞争－博弈的大经济体系的支托之下，丰富的物质、精神产品被生产出来。全球各地的消费者无不受其惠。而且，全球市场应当能够支持全球民主政治的伦理学。市场力量的扩大逼使政治力量后退。政治权力的本质是无穷扩大和容易腐化；而且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说，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要更难以忍受。再者，启蒙自由主义的道德是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它反对任何局部化道德（particularity）。以康德、罗尔斯、科尔伯格、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道义论（正义论）的基本道德预设是所有人的人格平等。道德原则必须能够普遍、必然地适用于所有人。他们因此批评社群主义类型的伦理是习俗层面的、低层次的道德。民族国家曾一度使得这种普遍主义常常被迫停留在国界上。而“民族不是志愿性的组织，而是其大多数成员均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共同体。”它往往是“圣洁、褊狭、排外的”。由于全球化而带来的国界的松动乃至模糊的前景，使得将“正义”推广到全人类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
主张全球正义的人，往往是认为全球化经济会带来不正义，从而需要超出经济的、准政治的全球契约道德进行制约。着名的有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吉登斯主张建立“全球统理结构”，在他看来，“世界性民主的扩张是有效地规治世界经济、与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作斗争以及控制生态风险的一个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在地方层次上攻击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却任由它在世界层次上称王称霸。”如果说在国内层次上完全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达到正义（外部性和分配正义）已经是很有争议的事，那么在全球依赖“看不见的手”就是更危险的。
因为民族国家的自私使得正义难以跨界实行，而且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极大，可能等不到市场的自发平衡调节完成工作，无法挽回的损失就会发生了。
建立全球契约是否可能——是否只是一个乌托邦？应当说是可能的。契约合作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经济上由于全球分工体系，各国相互渗透和依赖，文化上时间与空间已经在全球范围上被打乱和重组，复杂地交错镶嵌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必须合作，但是又保留相当独立性的场景。大国已经成了世界政治中的边缘参与者，无法应付全球资本主义释放的巨大能量。“国家曾是市场的主宰，现在市场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成为国家的主宰。”一些人认为，市场的主要行为者是跨国公司，后者被看作是超越国家的挑战力量。另外，现代性的“反思性”特点或人们不是被动、无所思虑地跟着习俗走，而是要对自己的将来反思和自行决定，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的特点（吉登斯）；使得专制的大帝国等级体制无法成为处理这一场景的适当政治架构。而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民主机制又不可依靠：首先，它们手中的权力已经多半丧失于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之手；其次，它们正在被全球化带来的合法性危机所困扰；最后，它们似乎把自己的主要任务看作是无条件地帮助本国经济竞争的胜利发展。所以，唯有具有“誓约同盟”性质的全球民主体制，才是最佳选择。里斯本小组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全球性社会契约：基本正义契约，以消除不平等；民主契约，以实施全球调控；文化契约，以进行宽容和国际对话；地球契约，以保障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