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也十分抽象地讨论把“正义”推广到国家之间，建立道德的“万民法”。罗尔斯的道义论运用的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模式。但是全球契约不仅可以使用道义论的伦理学，而且可以使用目的论的伦理学。社会契约可以是相当外在的，那就会导向权利话语的道义论伦理学。但是社会契约也可以是内在取向的，那就使得目的论伦理学能够自然地得到运用。内在社会契约在全球化时代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特定伦理问题。由于全球化经济对于科技的推崇（“征服自然”的主体心态以及利润考虑），科技在上个世纪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其中释放的潜在毁灭性灾难破坏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典型的如生物技术，核武器技术，计算机技术。一般伦理规范和国家法律已经无法制止这一势头，比如对人的克隆。全球化场景使得诸如克隆在一个国家被禁止，在另一个国家会得到轻易实施。再如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以及核武器可能从弱化的国家权力手中流入私人手中等等，使得个体所拥有的毁灭性力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只会继续以几何级数增长。全球化中，一人一地的危害迅即影响全世界各地所有人，使得人类将日益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
全球化使得这些问题无法转嫁，正如哈贝马斯看到的，全球化使得人们日益清晰地看到社会舞台的局限性、风险的共同性和集体命运的相关性。……日益变小的世界已经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必须超出民族国家，建立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承担社会福利的职能。
这就使走向碎片化的人类重新有了共同问题、共同命运、共同目标、共同事业。这样，就有可能而且必须用订立内在的全球社会契约伦理的方式来建立人类共同体，以应对共同伦理问题。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确实从全球化的新处境出发，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基欧汉提出了“全球主义的治理”的概念。在他看来，相互依赖网络正在穿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一方面，自由放任将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建立“全球政府”也不可能和好。确实有人以史为鉴，从美国历史中寻找类比例证；就像19世纪末国民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华盛顿联邦政府权力的加强，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具有全球水平的联邦政府。但是基欧汉认为用美国的历史来类比会是误导的。美国早期的13个殖民地共享英语及其文化；相比之下，现在世界上200个国家在语言和文化上多种多样，不可能统一为一个世界国家。“在我们乃至我们子孙的有生之年，新的“世界宪章”都不大可能被接受。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及其绝对规模——使得这种前景分外渺茫。然而，只要全球化继续深化下去，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就会发现，它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出路在于寻求既保持民族国家的主权，又适当开放各个民族国家，允许某种程度上的管理全球化。
基欧汉认为这种治理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比如他列举了五种形式：
1.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国家行为，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
2.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
3.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
4.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
5.跨国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以管理全球化，其方式不涉及一致性的国家行为。
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与基欧汉不同，他认为，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建立和塑造了国际组织，因此它们即使不增加也能保持它们所分得世界权力。国际组织实质上是“构建权力关系的舞台”。当美国决定不让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连任时，它就迫使加利退出，尽管安理会其他成员希望他连任。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经常介入它认为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行的话，它就抛开国际组织，按本国利益行事。所以，米尔斯海默不同意人们所认为的，全球化或前所未有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正使国家变得无能为力。他说，事实上，在今天，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水平和国内相比，可能并没有超过20世纪前期。国际经济几个世界来一直冲击着国家，但国家面对压力表现出惊人的弹性。当代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它们没有被市场力量或跨国公司压倒，而是正在做出确保自身生存的必要调整。
而且，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实际上也还没有出现合适的国家替代物。
他论辩道：“如果国家消失了，可以预测某种新的政治实体取代它，但好像还没有人能说出怎样替代。而且即使国家消失了，也不一定意味着安全竞争和战争的终结。别忘了，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的着作写成之时大大早于国家体系的诞生。现实主义只需要无政府状态，而不管组成系统的是何种政治单元，它可以是国家、城邦、教派、帝国、部落、帮派、封建公国或其他。撇开这些政治单元的名称不说，我们并不是朝等级制国际体系发展，尽管那实际上倒是意味着某种世界政府的诞生。事实上，无政府状态看来会伴随我们很长时间”。
无论如何，国家在今日必须从国际政治的视野组织自己的内政议程。这一点，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更加明显。
第二节 外政对内政反作用之二：极端民族主义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小型民族主义分离运动的突然涌现。许多国家的内政围绕国际政治——如何在“民族主义”事业中与“外国”斗争——组织和展开。许多国家的内政国界都被打开，有的甚至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打开，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内政已经无法挽回地与国际政治融合为一体了。这一倾向在冷战之后冒头，然后愈演愈烈，但是它的萌芽则早已存在，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一股重大的潮流。摩根索早就看到这种问题，他在追溯它在20世纪昌盛的原因时指出，个人对他的国家的认同的感情强度是与那他国家的稳定程度成反比的，一个社会的安定程度反映在它的成员所具有的安全感上。社会越稳定，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集体感情通过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寻求发泄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当国内政治缺乏安全感时，这个国家就趋向于通过民族主义的国际政治来重新获得安全感。据摩根索的看法，18世纪最后10年法国的革命战争和1812-1815年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是近代大众不安全感的第一个例证，它是由国内社会的不稳定引起的，并导致了以大众对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和战争的强烈认同为形式的感情爆发。
现代社会中，社会不稳定十分严重，这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反复热潮：“受这些因素影响的集团的不安全感，在与固定的、倾注了感情的民族主义认同中，找到了发泄感情的途径。随着西方社会愈来愈不稳定，不安全感加深了，对国家感情上的依附也愈为强烈，并代替了个人象征。在20世纪，在世界大战和革命的影响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权力集中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种对国家的依附达到了世俗宗教的狂热程度。权力之争戴上了善恶之争的意识形态面罩。
外交政策摇身一变成为神圣的使命。战争被当作圣战，是为了将真正的政治宗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而进行的。”
而且摩根索认为：西方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东方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的打击，那是没有理由抱怨，因为这是西方教给东方的。民族自决和社会正义之类的观念，本质上是西方道德观念。而且，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正是举着这两面大旗推行其内外政策，或至少是借以为政治行动辩护的观念。历史的辩证法就是：“随着对亚洲的征服，西方不仅为亚洲带来了它的技术和政治制度，而且带来了它的政治道德原则。西方国家以它们自己的范例领导亚洲人民：个人才能的充分发展有赖于他所属的国家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政治和文化命运的能力，而且，国家和这种自由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亚洲人民学到了这一道理。西方还教导亚洲人民：贫穷和苦难并不是上帝降临的，人们必须消极接受的灾祸，它们基本上是人为的灾祸，而且可以由人来医治。亚洲的大多数人民也学到了这一道理。今天，亚洲正是用民族自决和社会正义这两项原则来痛斥西方，并打着西方自己的道德标准的旗号来反抗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有意思的是，民族主义的崛起除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观念的盛行和深入人心之外，还有反对现代文明的“古代文明”的观念重新获得力量的原因。福山把这个现象概括为“最初的人”反对“最后的人”（末人）。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之论闻名于世，似乎在主张世界大同的到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终结。他的论法是从主人追求获昨认可的欲望入手，指出在过去，这主要靠战争和宗教。但是，精神的这些表现形式在近代初期在很大程度上被获得越来越理性的认可形式所取代，也就是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所取代。和平竞争制度在各个经济层面吸纳了人的绝大多数能量。“优越意识已经找到了除战争以外的其他宣泄渠道，再不就是已经消耗殆尽，已无力发动现代版的血腥战争。因此，自由民主的非战特征不仅由于它压抑了人攻击和暴力的本性，而且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本性本身，并且泯灭了帝国主义的冲动”。
这似乎是一个历史大同的永久和平时代的到来。但是，仔细读福山的着作，却发现他在后面还发表了一些不详的预言。福山在乐观地论证了“历史的终结”之后，看到了问题并没有真的结束。他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具有现代性质的现象，因为它的价值是“平等的认可”，而不是古代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它具有比世袭君主制更民主、更平等的合法性，全体人民都被看作是拥有世袭权。但是，它也有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地方：它把这种认可只给予某个民族或种族集团中的成员。民族主义寻求获得认可的尊严只是其集团的尊严，并不是普遍的尊严。所以，对这种认可的需要难免会与其他也寻求自己尊严的集团发生冲突。
民族主义对人的无法摆脱的诱惑可能来自人不能满足于个人的物质利益，而需要共同体的重视，需要别人的认可，需要高昂的生活。
现代文明给人们提供的前景是专心于自身利益的个人，他们除了安乐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他们的生活都不是最困难的，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也不是严肃的或是最正义的。所以，他们所确定的人生境界终究不会满足最有精神追求的人。
不错，商场如战场，有许多无形的战争在市场中进行着，比如专门从事收购对手的公司律师会把自己视为骗子和杀手、证券交易商在股市上扬时也把自己梦想为是“宇宙的主宰”。可是，福山指出：“当他们坐进宝马牌轿车柔软的皮座时，内心深处会突然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真正的杀手和主宰，这些杀手和主宰对在现代美国致富和扬名所需要的卑鄙的德行不屑一顾。”战争所唤起的英雄气概和野心在商场的“无形的战争和象征性的胜利”中并不能真正得到满足。人是“渴望在一个暴力战斗中去生命冒险，因此让事实向自己和同伴明明确确地证明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会故意地自寻不自在和牺牲，因为痛苦才能惟一地、决定性地证明他们有自信心，他们仍然是人。”
荣誉和权力一样，是难以双赢的利益；所以对其追求和争夺，类似对权力的追求，会冲突得厉害。摩根索早就提到过人性中的这种对于荣誉和权力的追求。他说，正像渴求威望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固有因素一样，追求社会承认的愿望是决定社会关系和创建社会制度的强大动力。个人从其同伴那里追求对其自我评价的确认，只有别人称赞他的善意、智力和权力，他才会完全相信他自以为然的这些优越品质，并且陶醉于其中。只有依靠他因品质优秀所享有的声誉，他才能取得他认为自己应得的那份安全、财富和权力。所以，在为生存和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这种斗争似乎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同样重要。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决定我们是什么的，乃是我们在自己同胞的心灵之镜中的形象（即我们的威望）。
福山也明白，历史并没有结束。仅仅物质极大丰富和投票权利得到满足是不够的。人类总是会为更高的理想而献身。他问道：“假如世界充满了自由民主国家，那么就不存在值得去斗争的专制和压迫了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人不能为一项正义的事业而斗争，即使因为这项正义的事业在上一代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他们也会与这项正义的事业作斗争。他们为了斗争而斗争。换言之，他们为摆脱某种无聊而斗争：因为他们无法想像生活在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中。如果他们所在的世界大部分已经成为和平及繁荣的自由民主国家，则他们肯定与这种和平及繁荣进行斗争，与民主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