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的另一大类参与者是本地供应商。本地供应商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高层供应商”和“低层供应商”。高层供应商充当了旗舰企业与本地供应商之间的中介，它们直接与全球旗舰打交道，通常具备有价值的自有资产（包括技术），并发展自己的缩微版的GPN。除了核心R&；D和战略营销活动外，高层供应商几乎可以承担整条价值链的所有活动。它们有时甚至承担了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功能。与高层供应商相比，低层供应商一般在全球生产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地位。它们的主要竞争优势是低成本、速度以及交付的灵活性。一般来说，低层供应商不与全球旗舰企业建立直接的联系，而是主要与本地高层供应商发生互动。低层供应商一般都缺乏自有资产，财政基础也比较薄弱，在市场和技术出现剧烈变革以及发生金融危机时极易受到破坏性影响。
由于验证Ernst的GPN理论模型的实证证据几乎完全来自信息和电子产业，因此这种模型无法被看做是全球产业组织模式变革的解释框架，而更适合作为一种特定的产业组织模型。但是，Ernst及其支持者的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全球网络视角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首先，Ernst和Kim（2002）没有将研究仅局限在对旗舰企业的分析，而是更重视旗舰企业与本地供应商的互动，以及两者之间的知识扩散和转移对本地供应商能力构建和升级的影响；其次，虽然没有明确的治理含义，但是他们对全球旗舰企业的两种分类，与全球商品链研究中生产者、购买者的分类有相似之处；最后，Ernst（2002）强调了以全球生产网络为代表的国际知识链接对创新地理学的影响。
2.经济地理学的“全球生产网络”模型
几乎在Ernst提出全球生产网络概念的同时，经济地理学“曼彻斯特”学派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Henderson、Dicken &； Hess et al.
（2002）在批判性吸收全球商品链研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战略管理、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
为了与Ernst的框架进行区分，本书称之为经济地理学的“全球生产网络”模型。上一章介绍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关系转向”，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关系转向”在全球尺度上的突出表现。
在经济地理学GPN框架中，“全球生产网络”被定义为由企业和非企业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的相互连接的功能和操作关系，商品和服务通过这些关系得以生产和分销（Coe、Hess &； Yeung et al，2004）。经济地理学GPN框架有三个关键要素： 价值如何被创造、提高和捕获；生产网络中的“势力”（Power）如何被创造和维持；行为主体以及结构如何嵌入于领土。这些要素构成了实证考察特定生产网络的中心原则，便于理解这些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构成（Johns，2006）。
Henderson、Dicken &； Hess et al.（2002）从概念类别和维度两个角度，详细阐释了经济地理学GPN概念框架的具体含义。
（1）概念类别
这里的价值，是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或者更为正统的经济租金。GPN主要关注价值的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单个企业创造并汇入GPN的价值。这里包含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劳动力通过劳动过程转化为劳动的条件；二是产生不同形式经济租的可能性。前者涉及雇用、技能、工作条件、生产技术以及它们再生产的条件等重要问题；后者则与一个特定企业是否能够产生技术、组织、关系、品牌和贸易政策等形式的经济租（价值）有关。其次，价值提高的条件。这个问题涉及在有和没有给定GPN条件下知识转移的性质和程度，领导或其他网络主要企业与供应商、承包商的产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改进相衔接的程度，给定劳动过程中对技能的要求是否随时间提高，以及本地企业能否开始创造它们自己的组织、关系和品牌租金。
最后，捕获价值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与政府政策有关，同时还涉及企业的所有权以及特定国家背景中公司治理的性质。
“势力”。GPN中势力的来源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对价值创造和提高有决定性影响。GPN中主要有三种形式的势力：“公司势力”，是指GPN中的领导企业具有一贯并果断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影响涉及网络中其他企业的决策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机构势力”，这是由政府（国家或地方）、国际政府间组织（如EU、ASEAN 和NAFTA 等）、国际金融机构（如IMF、世界银行等）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的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信用评估机构等拥有的势力。这些机构势力对GPN中企业的投资以及其他决策的影响能力有显着差异。“集体势力”，是指集体行为主体寻求对GPN中特定地点的企业、政府或国际机构产生影响的行动。这些集体行为主体的例子包括工会、雇主协会、代表特定经济利益的组织、关注人权和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等。
这些机构可以是国家或地方专有的，也可以是国际性组织。
“嵌入性”。GPN不仅在功能和领土方面将企业连接在一起，同时还连接了企业所嵌入的社会和空间安排的各个方面，这些社会和空间安排影响到经理、工人乃至社区的价值观、优先选择和预期等。在嵌入性的众多维度中，GPN框架主要关注其中的两种，领土嵌入性和网络嵌入性。领土嵌入性，是指GPN中的企业锚定于不同的地点（从国家到地方层次），并影响这些地点的发展前景。GPN中的企业不是简单地定位于某地，而是由于吸收了或受限于已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动态，因此变得嵌入于这些地点。网络嵌入性，是指在不考虑国家来源或锚定地点的情况下网络成员之间的连接。
正是这些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架构、持久性和稳定性，决定了行为主体个体网络嵌入性以及GPN整体的结构和演化。网络嵌入性可以被理解为是网络主体间信任构建过程的产物，信任对于建立成功和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
（2）概念维度
上面列出的这些概念类别通过许多概念维度被注入活力，这些维度构成了创造价值、利用势力以及使制度嵌入性等产生具体效果的框架。GPN中有以下四个重要的维度。
企业维度。尽管相同产业中的企业间存在可预期的相似性（产生价值、利用势力影响供应商等），但是至少在领导企业决定投资或建立供应、转包连接的地点方面，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企业专有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来自于所有权的性质（股权安排、国籍）、管理冲动，或者体现在企业演化中形成的价值观。无论这些差异来源于何处，都可能对企业建构GPN的方式（如果是领导企业）或者参与其他企业GPN的方式（如果是供应商或转包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产业部门维度。虽然GPN具有企业专有的特点，不过相同产业部门中的企业可能会创立具有某种相似性的GPN。这是因为相似的技术、产品和市场约束可能会导致相似的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方式，并导致相似的GPN架构。因此，产业部门应该根据标准而不仅仅是统计分类来定义。除了独特的竞争和技术结构外，相同经济部门中的企业通常还会共享相同的“语言”以及部门专有的特定沟通结构。一个部门不仅包括范围从领导企业到不同元件和服务供应商的大量企业，而且它的治理结构通常还得到诸如产业压力群体（雇主和劳工组织）、职业培训机构等有目的建立起来的组织的补充。这些部门的特殊性塑造了部门特有的规制环境，是不同层次政府政策致力应对的问题。
网络维度。由于势力被利用和行使的方式可能因企业和部门而异，网络中的治理架构可能因此展现出巨大差异，结果是给定网络中次要企业行使升级自主权的程度也可能存在着显着的不同。
制度维度。原则上，制度安排可以在本地和全球尺度上影响GPN。
它们对于价值的本地创造、提高和捕获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此外，它们在设定劳动关系、工作条件以及工资水平的标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制度安排是GPN能否为其并入的地点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问题的核心。
3.1.4全球网络视角的理论发展脉络
本书之所以把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统称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网络视角，不仅因为它们有相似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而且因为它们在理论渊源上也同样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本小节中，笔者以Bair（2005）和Hess &； Yeung（2006）的两篇文献的述评为基础，讨论“全球网络视角”中各种理论框架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描绘出全球网络视角的理论发展脉络。
1.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来源
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是以“链”或“网络”比喻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研究中，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两个分析框架。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厚的理论渊源，例如作为全球商品链框架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美国学者Gary Gereffi，同时也是全球价值链框架的主要推动者。不过，Bair（2005）认为，全球商品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更换一个术语那么简单。她从理论基础、分析对象、学术影响范围等角度，对全球商品链以及全球价值链这两种理论框架进行了对比分析。
首先，在理论来源方面。全球商品链框架明显继承了“世界体系”研究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且沿用了“世界体系”研究中提出的“商品链”概念。不过，尽管许多研究将全球商品链研究的理论来源归结为“世界体系”、“激进式发展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或“依附分析传统”等，但是全球商品链框架中的“商品链”研究已经偏离了“世界体系”理论传统上的长程的历史性和全景式分析，并逐渐演化为一种研究全球产业发展动态的基于网络的组织性方法。对比而言，全球价值链框架的最主要理论来源是全球商品链研究。同时，“价值链”概念本身又具有强烈的战略管理背景。价值链概念和方法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应归功于Porter 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理论的贡献。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也承认，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加链”概念来自国际企业战略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价值链”分析方法。
其次，在分析层次和对象方面。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研究都是一种组织间关系层次或中观产业部门层次的方法，这使它们明显有别于世界体系视角下商品链的宏观和全景式分析。不过，在治理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上，全球价值链与全球商品链有所不同。全球价值链对治理问题的研究更聚焦于产业部门的内部逻辑（如产业结构和生产工艺特征等）如何塑造企业间关系，而较少关注塑造价值链动态以及增加值沿价值链分布的外部要素，例如价值链运作所处的制度环境。相比全球商品链更具社会学性质的研究特点，全球价值链可能受到国际企业战略研究更强的影响。全球商品边框架与全球价值链框架的对比。
此外，在具体的治理模式划分上，两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在全球商品链框架中，治理模式被划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种。可是，自这种“二分”治理模式提出以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大型跨国企业也变得越来越网络导向。许多生产商由于广泛采用业务外包等战略，而呈现出与购买商更相似的特征。更多全球性商务流程、产品特征标准的出台，以及信息技术在设计、制造、服务供给、供应链协调和原材料管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者驱动型链条中业务外包的可行性，同时还迫使两种商品链中的企业打造模块化“采购商-供应商”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商品链框架尚未能够对商品链（价值链）治理模式中出现的这些变化提供有力的解释。相比而言，全球价值链框架则通过提出一套更为精细的治理形式，即“市场”、“模块”、“关系”、“俘虏”和“层级”，为治理模式随时间出现的这些变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法。
2.经济地理学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来源
经济地理学的GPN框架最好被理解为对全球商品链框架的补充和扩展。不过，之所以使用“全球生产网络”而不是继续沿用“全球商品链”，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Henderson、Dicken &； Hess et al，2002）：第一，“商品”这一名词的现代用法基本上与标准化产品（生产具有时间和空间固定性）同义，无法充分捕捉许多产业的“后福特制”活动特征；第二，“商品”已经成为一个被剥去社会内涵的具体化语言，而对“生产”表述的选择，则将分析重点置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包含的社会过程。第三，“链”的比喻会造成商品生产是一种线性活动过程的印象，而“网络”表述显然比“链”更具包容性、实证充分性和分析潜力。此外，“网络”比喻还具其他潜在的益处。特别是，GPN框架能够比GCC 框架允许更大程度的复杂性和地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