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的资源基础观点的企业方法中，存在如下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以潘罗斯的理论为基础，假设企业可以看做是生产性资源束。这就是企业的资源异质性假设。第二个假设是从塞尔尼兹克理论中吸取的，假设企业的某些资源要么复制成本相当高昂，要么没有供给弹性，这就是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假设。如果企业拥有的某些资源能够使企业利用机遇或者缓和威胁，仅为小部分竞争企业所拥有，并且复制成本高昂或者不具备供给弹性，或者这些资源就可能因此成为竞争优势的潜在源泉。
企业资源被定义为企业所控制的能够使企业构思和实施提高其效率和效能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属性、信息、知识等（Barney，1991）。
一般来说，企业资源可以被划分成四类：金融资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金融资本包括所有企业能够用于构思和实施战略的不同货币资源。实物资本包括企业中应用的实物技术、企业的厂房和设备、企业的地理位置以及企业获取原材料的途径。人力资本包括企业中的培训、经验、判断能力、智力以及单个经理人员和工人的洞察力。组织资本包括企业的正式报告系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计划，控制与协调系统，企业的文化和声誉，还包括企业内部群体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群体与企业环境的非正式关系（巴尼，2003）。
并非所有的企业资源都具备产生持久竞争优势的潜力，具备这种潜力的资源一定有四种属性：对于利用机会中和环境中的风险来说，它一定是有价值的。在当前和潜在的竞争中，它一定是稀缺的。它一定是不完全可模仿的。它不可能存在有价值，但既不稀缺也不难于复制的战略性等价替代物（Barney，1991）。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的超额收益就必须满足四个条件：资源异质性、事后竞争限制、要素的不完全移动性和事前竞争限制。
资源异质性产生理查德租金和垄断租金，事后竞争限制防止租金因竞争而流逝，要素的不完全移动性确保有价值的要素保留在企业内部并使租金为企业所享有，事前的竞争限制可以阻止成本对经济租金的抵消作用（Peteraf，1993）。
Grant（1991）提出了基于资源基础观的战略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由战略制定的五阶段程序构成：对企业资源进行识别和分类，评估相对于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识别使用资源的更优机会。识别企业的能力，即企业在哪些方面可以比它的对手做得更加有效，识别输入到每一种能力的资源以及每一种能力的复杂性。根据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力和它们收益的可占有性来评估资源和能力产生租金的潜力。相对于外部机会选择能够最佳利用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战略。识别需要填补的资源差距，在补充、增加和升级企业的资源基础方面进行投资。
4.2企业能力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4.2.1企业能力理论产生的背景
如果按照比较宽泛的资源定义，那么资源基础理论可以分成两个分支：
一种强调资源的作用；另一种强调企业能力的作用，这是本书研究的核心。
战略管理研究范式从战略规划学派至环境适应学派、产业组织学派至资源基础学派的演变，研究焦点经历了从企业内部要素转向企业外部要素再重新转向企业内部要素的摇摆。企业能力理论的出现使分析的层次进一步向企业内部要素深化，这一理论尤其是它的分支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是当前战略管理研究的最前沿理论，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注意力。企业的能力与知识是当今世界主流管理学术期刊最热门的讨论主题之一。
企业能力理论的产生有以下几个主要背景：首先，尽管资源基础学派是当今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其静态特性受到各方的严厉批评。其次，资源基础观的分析存在盲点，它没有充分地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某些企业能够在快速和不可预期的变化条件下取得竞争优势，资源基础观对于企业聚集和利用知识资产的协调过程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知识经济的发展、计算机技术革命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企业经营运作的方式，这样的说法如果说在十多年前是危言耸听的话，对于进入新世纪的企业来说，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知识的利用与创造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和动力源。
能力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产生至今一直属于战略管理研究的范畴。然而，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组织经济学的学者们开始密切关注其发展，并进行了许多将能力与知识融入企业理论研究的努力，企业知识理论的研究者们也尝试建立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两者的结合，建立了企业的能力基础理论，这种全新的企业理论与企业的契约理论一起为分析企业的性质和企业边界的划定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解释，同时也扩大了能力理论的应用范围。
4.2.2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是当代企业理论和战略管理领域中一系列重要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共同基点。在企业能力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包括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知识基础理论等在内的不同流派。这些名称不同的理论流派的共同之处是：与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概念（克努森，1998）。
能力基础理论或者说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
如果比较宽泛地定义资源，那么企业能力理论将包括在资源基础理论体系内。类似的，如果比较宽泛地定义能力，那么资源基础理论将被包含在企业能力理论的框架内。在讨论企业能力和企业资源的文献中，许多研究者并不刻意区分资源和能力这两个概念，有一些学者甚至将能力也直接视为一种企业资源，这种概念上的泛化和模糊倾向使企业能力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笔者认为，资源与能力是企业内部要素的同一硬币的两面，资源是企业内生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能力则是充分条件，企业如果想要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两者缺一不可。
资源与能力关系紧密但并不相等。按照Amit &； Schoemaker（1993）做出的区分，资源是指企业所控制或者拥有的要素的存量。资源通过一系列其他企业资产和诸如技术、管理信息系统、激励系统、劳资信任等结合机制转化成最终产品或服务。这些资源包括可交易的知识资产（如专利和许可证等），金融资产或者实物资产，人力资本等。对比而言，能力是指企业利用资源的才能，通常与组织流程相结合作用于所预期的结果。能力是信息基础的（Information‐based）、企业专有的有形或无形的流程，并且通过企业资源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开发。
关于能力与资源基础理论的关系，笔者认为企业能力理论确属资源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流派，但由于吸收了演化理论和知识理论以及组织学习理论的思想，企业能力（尤其是动态能力理论）更富动态特征。因此，能力理论是资源基础理论的一种深入和拓展。
4.2.3企业能力理论溯源
企业能力理论的思想火花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等学者的经济思想可以被视为企业能力理论的先驱。以Penrose 和Richardson 为代表的企业内生成长理论、以Nelson 和Winter 为代表的演化经济理论以及以Cyert 和March 为代表的组织学习理论是企业能力理论的直接思想源泉。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知识基础理论构成了企业能力理论的主体。图4‐1简要说明了企业能力理论家族体系。
克努森（1998）在有关能企业力理论的文献综述中回顾了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历程。尽管笔者并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企业能力理论范围的界定（他把能力理论界定得或许过于宽泛了），但笔者认为，在现有为数不多的企业能力理论综述性文献中，克努森对于能力理论起源的研究是相当到位的。
尤其是他相当清晰地梳理了马歇尔、潘罗斯和理查德森等人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承接关系。
马歇尔的企业内部成长理论主要建立在赫伯特·斯宾瑟的“差异”理论基础上，马歇尔把职能工作连续分解为新的次级职能单元，不同的次级职能单元产生出一系列不同的专门技能和知识。然而，专业化分工的增加导致了新的协调问题，这又需要产生全新的内部专门职能来进行原有的和新的各专业职能的协调与整合。马歇尔又提出，生产进程和知识积累不仅发生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而且发生在产业中，发生在整个社会中，为此，马歇尔建议应当把源于企业的“内部经济”问题和源于企业之间交互作用的“外部经济”问题区别开来。这两类经济问题后来演变为“后马歇尔主义”的主要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了Penrose 和Richardson 的拓展。
和马歇尔相比，Penrose（1959）几乎将全部精力都集中于单个企业成长过程的研究中，她认为，用企业内生成长理论来分析企业，特别要重视企业固有的能够逐渐拓展其生产机会的知识积累倾向。因此，Penrose 的理论也可以被认为是试图使存在于单个企业中的经济资源专门化。1959年，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着作被众多资源基础学派的学者所引用，被公认为是资源基础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先驱。Penrose 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企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按照Penrose 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成长。尽管并未明确使用“能力”这个概念，但现在看来，Penrose 所提到的“生产性服务”应该与能力具有相同的性质。
Penrose 对促进单个企业积累知识以拓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的分析论述比马歇尔更加详细、周全。与马歇尔一样，Penrose 假设企业受到差异化工序的限制，需要进行协调和整合。然而，Penrose 假设企业释放出新的“剩余”对其成长来说至关重要，而不是马歇尔假设的那样是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加速了企业的生产过程。根据Penrose 的论述，新的管理职能和决策问题曾经一度占用了管理人员的大部分时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然而，一旦他们熟悉了这些问题，管理人员就能井井有条地处理这些问题，而且把原本十分棘手的问题以一种几乎完全是在大家都能理解的知识基础上将它们程式化，以特定的途径、知识和经验为各种问题寻求答案的优势在于单个决策者能够节约决策资源。因此，资源在引导决策者进行非程序性决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企业释放出新的管理者才能是一种使决策逐渐程序化的迹象，这同拓展组织的活动领域一样，很可能导致企业程序性管理行为的形成和加强。Penrose 的理论主要基于内部化进程。新知识的积累是通过把关联的和正式的知识以最佳的解决某一问题的方式转化为程序化的富有针对性的意会的知识。知识的积累主要是企业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依次而行，新的管理者才能够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
最初团队可能面临一系列全新的内部协调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几种近乎一致但又不可预知的方式来解决。然而，由于团队还没有建立起专门规定某个人在这些近乎一致的解决方案实施时在组织享有优先权的合约，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为赢得共同绩效所需的内部协调一致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决策资源。然而，在某一方面内部协调的解决途径可能是确定不移的，并且从团队单个成员的认识出发，也有必要建立一种组织内的共同行为准则，以此来使他对其余团队成员行为的预期稳定化，这样一来，团队成员的部分资源就可以释放出来用于其他工作。
与Penrose 关注马歇尔经济理论中的“内部经济”问题相对应，Richardson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马歇尔经济理论中的“外部经济”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Richardson 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并建立了旨在说明如何合理组织经济活动的知识论，试图克服传统价格理论的一些主要缺陷。